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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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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区域】 以色列士兵为何能自由持枪?

作者:赵赟飞 来源:《以色列研究》(第1辑)
发布于 2020-10-20 浏览量:217

在以色列的街头,着便服的士兵自由持枪现象比比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并不是公务执行者,持枪出行只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色列士兵休假时,也被允许自由携带枪支出行。这在他国游客看来不可思议:以色列对士兵的枪支管理为何如此松懈?年轻气盛的士兵们会利用枪支实施不法行为吗?普通公民的安全能得到保障吗?许多人由此怀疑以色列安全策略的正确性。然而事实是,以色列保持着低于其他许多发达国家与枪支相关的谋杀率,2012年以色列与枪支相关的谋杀率在被调查的32国中排在第29位,美国排在第1位(见图1)。

图1 先进国家枪支谋杀率排名

以色列为什么会出现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现象?本文致力于考察该现象背后的原因。

目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较少,张宇、杜木等人对以色列士兵系统、警察机制进行过介绍,周顺贤阐述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动态工作模式,但对以色列士兵持枪问题的探讨几乎难觅踪影;国外方面,政治学学者塞缪尔·德卡洛提出了将以色列军事与政局结合分析的思路,扩展了对以色列士兵的研究方向,沙恩·加斯科尔指出了以色列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士兵持枪的相关性;近几年,在《犹太与军事》(Jew and the Military)和《以色列士兵与叙利亚士兵对比研究:戈兰高地1967~1973年》(Israeli Soldier vs Syrian Soldier:Golan Heights 1967-73)中,以色列的军事文化得以展现,以色列士兵强势的精神特质和重视武器的传统得到追溯,但内容较为零散,未形成对本文选题的系统性研究。

本文通过历史梳理、文献追踪、社会调查等方法,整合已有资讯,分析导致以色列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现象的因素,以期为他国处理士兵与枪支关系、解决枪支问题、提升国家安全系数带来思考。

一 以色列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的政策依据

以色列现役士兵自由持枪这一现象是以色列政府政策允许的,而该政策源于以色列建国后政府对不同时期安全形势的动态综合考虑。

建国初期,四面楚歌、武器不足的以色列尚无对士兵携带枪支做出具体规定的需求与精力。1949年后,以色列开始对武器给予重视,在当时颁布的《武器法案》中对枪支进行了明确定义,“枪支是用以发射子弹、弹丸、炮弹、炸弹或类似物质的足以致人伤亡的管状装置,包括附带的零件、附件或弹药”,并开始有了对枪支的管理。5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敌视已经到了无法化解的程度,坚持要以武力解决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争端。强硬的以色列政府选择以暴制暴,实施了一系列对抗措施,包括宵禁和设置大量检查站等。士兵们必须随时全副武装,保持警惕,以便随时应对任何有可能发生的紧急事件。1986年,以色列社会与临床心理学家鲁文·加尔在《以色列士兵肖像》(a Portrait of the Israeli Soldier)一书中指出:“以色列对士兵的武器规定是很严格的……士兵被要求随时随地带着自己的武器,如果武器丢失是无可辩驳的,所以在大街上常看到背着武器的士兵。”很明显,这一规定被制定和实施了很久,并被要求继续实施下去。直到2012年9月,出于一些因素的考虑和改变政策的想法,政府才增加了一些对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的限制。2013年,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伊扎克·阿哈罗诺维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几十年来以色列的枪支许可情况决定于以色列的安全情况,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士兵自由持枪对安全形势的作用,但也印证了以色列安全形势有所改变,枪支政策因之有所调整。但此后,耶路撒冷犹太教会堂遭遇袭击等突发安全事件的发生使得以军高层在2016年重新修改现役士兵的持枪政策,规定现役士兵无论休长假、短假,均可自由持枪,到现在,该规定仍未改变。

显然,以色列允许现役士兵自由持枪政策得到了时间的检验,被实践证明是切实有效的。

二 以色列重视武器的观念基础

以色列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独特的历史积淀。以色列祖先、犹太民族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其祖先留下的传统,使得重视武器、尊重武器的观念早已植根在他们心中,并不断得到巩固,最终演化为以色列现役士兵自有持枪的权利。

在古代,犹太民族遭到非利士人的压迫和控制,而扫罗和约拿单的战士们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武器,甚至扫罗和约拿单本人都没有。这使得犹太战士们心中开始深种提升防御力、珍视武器的观念,这一观念逐渐成为犹太军事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原则。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以色列人不得不要求守卫们更加强大,对武器的渴望亦日趋明显。

“我们不能依赖奇迹,必须采用合理的手段来保护我们的生命与财产。”在经历长期的苦难之后,犹太人将保卫的权利写进了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不能以消极的视角定义战争。用历史学家海姆·希勒尔·本-萨森(Haim Hillel Ben-Sasson)的话来说:“战争羞辱犹太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就像手中的剑一样,可以维护信徒的荣誉和神的旨意。”因此,犹太拉比们在讨论战争时,不仅强调了对人生命的尊重,也探讨了武器携带的价值。除遵循在安息日禁止携带武器的传统外,拉比埃利泽(Rabbi Eliezer)将战斗用的武器称为装饰品,指出人们应被允许自由穿戴它们,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将圣经中的战士们改造为带有以色列拉比所说的守卫者精神的先驱。中世纪时,犹太人中的士兵数量依然较少。当犹太人面对外敌侵略时,根据希伯来拉比什洛莫·巴尔·希蒙(Shlomo bar Shimon)的史诗纪事:“犹太战士穿上了他们的铠甲,装备武器,勇敢地反抗。”尽管数目不足的犹太人很快败下阵来,但当面对被控制或者死亡的选择时,他们选择了自杀。犹太人们铭记这些事件,并希望借此赢得后人的关注。中世纪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将携带武器作为法定特权,重要性等同于骑士拥有武器的权利,象征了社会地位高者的特权。

之后的几百年,基于犹太人的离散状态和精明的商人特质,欧洲各国对犹太人的歧视态度并没有改观。对此,俄罗斯犹太人深有感触。俄罗斯对犹太人设置的征兵制度极为残酷和苛刻,他们深入犹太人聚集地进行征兵,有些犹太孩子被征走时甚至仅仅只有8岁。1855年,沙皇强制征集3万名犹太儿童,送到黑海沿岸,在最严酷的季节对其进行训练。在法国,一部分犹太人通过努力成功地成了军官,即使如此,他们的忠诚度也常遭到怀疑。长期的歧视和伤害,使犹太人痛定思痛,增强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复仇情绪。《撒母耳记》中有这样的话:“一个孩子应该被教导适龄的安全知识,因为他的生命可能需要依赖它……他教我用手战争,并训练将自己的手臂作为弓。”基于《希伯来圣经》的指导,犹太人对后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注重教育和文化的延续,希望孩子能够“早熟”。因此,在受欺辱的历史中,犹太人也发起过起义,而起义组织者常是孩子;其他民族起草起义文件的最低年龄为18岁,犹太民族则为12岁。守护安全成为他们一以贯之的观念。可以说,犹太先民们希望在子孙的年轻时代就能注入革命与战斗的意识,并且本能地愿意相信本民族的青年人更早地具备成熟、冷静的气质,给他们灌输不被欺侮的目标和期待,这是以色列现役年轻士兵自由持枪但是政府并不非常担忧安全问题的根源之一。

近现代历史上,由于没有国家,分散的犹太民族力量只能组织小规模的战斗团体。二战中,犹太人遭遇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使犹太民族对安全和守护的渴望更加强烈,并继续坚守着其军事文化传统。必须承认,传统文化因素,对该规定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成功建国之后,以色列逐渐将上述这些理念融入国家安全策略。

三 以色列对抗恐怖主义势力的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的所有需求中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这两个需求得到满足时,人类才会有追求归属感和爱等更高层次需求的意愿。在基本的生活保障得到满足后,以色列人致力于寻求安全方面的保障。但对他们来说,追求安全的道路上存在着强大的“拦路虎”——恐怖主义势力。肆虐的恐怖主义势力极大地威胁着以色列人的生命安全,是以色列现役士兵自由持枪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恐怖主义的定义一直没有公认的标准,根据以色列国际反恐专家鲍阿斯·加纳给出的定义:“恐怖主义是指故意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袭击平民和民用目标,以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行为。”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高敏感度和高频出现的词语,以色列建国以来面临着各式各样带有指向性的政治目的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

除了几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非战争时期也面临着骇人的安全威胁。第一次中东战争以以色列的胜利告终,周边国家并没有善罢甘休:阿拉伯国家组织的小规模的军事偷袭和渗透行动时常发生,巴勒斯坦的报复性破坏行动的发生频率更高。1949~1956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新边界线上发生了1万~1.5万次渗透行动。这些行动酝酿了以色列的恐怖主义阴云。20世纪60年代,“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飞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航空客机,这是世界上首例劫机事件;随后70年代,发生了“慕尼黑惨案”和“玛阿洛特惨案”;1983年,真主党首创“自杀式恐怖袭击”,并在1994年开始被哈马斯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支“卡桑旅”策划实践。他们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以色列的任何人、事、物,包括妇女和小孩都有罪,都是可以攻击的对象,因而选择超市、商场、公交车等人流较大处实施袭击。这类自杀式袭击者,大多是虔诚的宗教徒,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牺牲最大范围地造成以色列的损失。连环的恐怖袭击使得以色列举国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以色列全国上下为之愤慨,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同仇敌忾,迅速推动了以色列城市反恐行动队的建立和发展。

数据显示,2016年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在全球160多个排名国家中排在的第24名,属于恐怖主义指数最高、受威胁最严重的一类国家。与近年来频频发生大型恐怖袭击事件的美国相比,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平均水平明显更高(见图2、图3)。

图2 2006~2016年以色列恐怖主义指数


图3 2006~2016年美国恐怖主义指数


事实上,为打击恐怖主义,以色列已进行了大量部署。以色列防卫系统分工明确,国内主要防卫力量为警察,与打击边境及国外恐怖主义相关的事务由国防军管理。以色列国家警察是国内最主要的执法力量,隶属于公安安全部,截至2016年底有在编警员3.5万人,警察组织下由市民志愿组成的国民卫队7万人,其首要任务是维护公共安全、打击犯罪及反恐;在军队方面,以色列建设了反恐部队,训练识别恐怖分子能力的人员;信息情报方面,凭借摩萨德的高级情报系统,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恐怖主义的资料,力争将恐怖主义扼杀在摇篮中。然而,这些努力依然不足以应对以色列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仅仅靠警察的力量还无法达成政府制定的“将全社会武装起来”的目标。

虽然以色列警察十分精锐,但反恐的成效受到了以色列人口的制约。以色列建国初期,人口仅约80万,截至2016年,人口约为860万,已经增长至建国时的10倍,似乎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以色列安全形势最大的威胁是周边一些国家的极端组织的恐怖袭击。以色列警察的基数相对于潜在的恐怖主义人数差距过大,即便以色列警察再精锐,也分身乏术。

现役士兵作为国家安全力量的组成部分,即便没有受到如专门性反恐部队般全套的反恐标准训练,但他们接受了专业的武装战斗训练和指导,相对于平民来说,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更善于冷静地思考和处理问题,具有更强的防卫和应变能力。正如美国学者珍妮特·罗森鲍姆所说:“以色列有着众所周知的安全隐患,但是以色列将它缩放在了专业人士身上。”

当然必须承认,士兵的不理性问题是必然存在的。但须知,不理性并不仅仅存在于士兵中,而是对所有群体的一个描述。鉴于世界上枪支泛滥而导致治安混乱的先例,以色列不能冒险实施全民带枪:这极有可能以国内治安的混乱为代价——黑市武器市场的壮大,武器落入不法分子手中,从而造成恐怖分子想要的结果。要更高效率地打击恐怖分子,同时平衡枪支可能带来的危险,必须将士兵、平民和恐怖分子进行安全性和理性的权衡对比。因此,以色列枪支法规定:“只有枪支执照持有者才能合法地获得火器或弹药;所以申请者需进行背景调查;枪支所有者最低年龄为27岁,现役军人为21岁……枪手每3年需重新申请枪支执照。”诚然,平民获取枪支的法律规定是较为严格的,据统计,不到7.3%的以色列人拥有枪支。以色列在尽可能减少混乱的情况下,让以色列人拥有更多更安全的武器。

根据心理学的概念,安全感分为原始状态下的内在驱动力和被文化定义的安全感。在离散的历史中,以色列经历多次战争洗礼,特殊的国家安全感得到塑造,同时树立起了尊重战士的传统和习惯。曾有以色列官员说:“如果连我们的士兵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谁。”信任自己的士兵是对国家体制规定的一种自信,也增加了士兵们保卫国家的信心,将其视为自己的责任。有媒体对以色列人民关于士兵便服带枪问题的采访,市民们表示,在其他国家看到有士兵随意带枪在街道上走动时会感到害怕,而在以色列恰恰相反,看到这样的情况时明显感觉更加安心。以色列独立武装审查员利亚尔·莱博维兹这样解释:“一个武装起来的社会,是一个有礼貌的社会;当有人能支撑起大多数人的生活时,人们的行为会很有礼貌。”

事实也同样证明,以色列这一规定是正确的。持枪的士兵使用枪支杀死恐怖分子的事件时常上演。2008年,一起恐怖袭击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神学院,来自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杀死了8个青少年,当时一个在回家途中的士兵遇到了这种情况,用带在身上的枪杀死了恐怖分子,使得事件的恶劣影响没有再次扩大。完成了3年兵役的以色列年轻人伊泰在回答媒体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持枪政策是否正确的提问时这样说:“因为我们无法全部确定袭击在哪里发生,因此存在携带武器的战士是应对紧急情况的好事;经过训练的士兵普遍被认为比仅仅是平民更值得信赖,知道什么时候开枪,何时不能。”以色列士兵对自己国家感到骄傲和保卫国家的勇气、决心可见一斑。

当然,以色列政府高层也曾对此项规定有过怀疑和更改。由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恐怖分子的对抗策略颇有成效,以军高层开始将重点放在了避免丢失弹药和防止枪支被盗上,因此做出规定:如果士兵休假超过3天,则应将自己的步枪留在部队。这一规定,显然是以方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本国所处的安全形势。此后悲剧时有发生,其中一起发生在2016年2月,以色列陆军青年营步兵旅的一名上士在休假期间陪同妻子和女儿在超市购物时,遭遇两名持刀砍人的暴恐分子。因为其正处于一周的休假之中,按照新规定不能携带步枪,上士只得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搏斗,不幸被刀刺中遇害。总参谋长表达了对此事件的愤慨,检讨并废除了这不合时宜的规定,为士兵休长假不可带枪的规定松绑。由此可见,以色列士兵持枪政策并不是在全民高戒备、恐惧状态下得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科学、需要被长期实施的方针;恐怖主义是该政策一直得到延续、实施而没有被废止的核心因素。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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