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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3-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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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区域】 统一的德国:第二次机会?

作者:[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 著,季大方 译 来源:《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发布于 2020-10-27 浏览量:456


1989年这神奇的一年以胜利的音符宣告结束。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不久,捷克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脱离了波希米亚乡村软禁之地返回布拉格,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名叫“公民论坛”。几天之内,他的团体就呼吁在捷克斯洛伐克终结旧的政权。哈维尔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过有关无权无势的人们的力量以及人们对“生活在真实世界之中”的渴望,此时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12月,受到惊吓的布拉格议会选举他为共和国总统——由他作为曾经出任首任总统并身兼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继承人,可谓众望所归。我童年时代的布拉格解放了,并且是在如此神奇和高尚的领导人的领导之下!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柏林,东德议会废除了赋予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个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宪法条款。圣诞节那天,在被拆除的柏林墙附近,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东德音乐家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及《欢乐颂》: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庆祝德国第一次成功的革命吗?

但是喜气洋洋、充满戏剧性的局势无法解决两个德国所面临的令人惊愕的问题。在它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并且,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建立在德国分裂之上的欧洲秩序来说又将发生什么?这两个国家将如何构建它们的新关系?民主德国会受到什么影响?在西方,我们一直被灌输着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第八或第十大工业经济体,却没有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靠西方国家不断增加的补贴支撑着的。事实上,东德已经处于无可挽回的破产状态,它的公民感觉到了,所以他们继续向西方艰苦跋涉,每天超过1000人越过现在已经开放的边界。起初,欢迎他们的是张开的双臂和物质帮助。

11月下旬,按计划我应该在联邦德国各地去做各种演讲,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的兴奋和困惑。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些西德人在提到他们过去几十年时悲伤地说“感谢上帝有了这堵墙”,我真的非常震惊。以前生活非常简单,当时人们不必去直接面对民主德国的人道问题,当时对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有发自真心的感叹加上偶尔的圣诞礼包就足够了。我对慕尼黑听众提出了一个我特别关注的问题:鉴于两个德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的不平衡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明显依赖,我很担心,唯恐西德的监护会将东德人重新贬低至未成年期。我认为,后者的经验和希望也是很重要的。新的秩序,无论它是什么样的,都不应只包括西德的模式或支配,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才切实可行,但最重要的是道德和心理上的观念。

11月底,我第一次有机会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与奥托·莱因霍尔德和罗尔夫·瑞西格再次交谈,他们分别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更年轻的)副院长(事实上这是党的智囊团),我已经认识他们很多年了。反对派的代表和东德新教教会的领军人物维尔纳·克鲁舍也出席了会议。(这是在柏林举行的阿斯彭会议上。)讨论小规模地再现了民主德国的局势:在正式会议上,莱因霍尔德和瑞西格基本上意见一致——在党和反对派之间举行一次“圆桌会议”,前者放弃声称党拥有唯一的领导权,接受民主选举和媒体法律,并允许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特征,但作为一个极少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瑞西格私下告诉我需要更激进的改革,并邀请我去东柏林见他,以便讨论这些可能性。(我还不知道在11月初,他和他社科院的一些同事实际上就已经主张拆除柏林墙。很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接受他的邀请。)仅仅几周之后,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就要求莱因霍尔德辞职,而瑞西格成了他的继任者。(最终,东德社科院的所有研究所都关闭了,瑞西格便成立了他自己的研究所。)

在我们的会议进行中途,落下了一颗重磅炸弹:11月28日,科尔总理提出了“十点计划”。这令西德联邦议会感到震惊,该计划旨在逐步引领德国在一个新的“和平秩序”中实现统一。(我们现在知道尼古拉·波尔图加洛夫,我一度的争论对手和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德国问题专家,一周前曾告诉科尔的主要助手霍斯特·特尔切克,苏联——尽管仍然希望民主德国可以通过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得以挽救——肯定反对快速的统一;科尔认为他的逐步统一的计划可能由此更容易被接受。)科尔提议进一步放宽两个德国之间的旅行规定,他承诺只要东德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采纳了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变革,就会向东德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我们不想去稳定那些已经变得难以维持的状况。”东德的自由选举将产生新的合作形式,产生联合的机构,并最终可能产生一个议会。所有这些必须纳入全欧洲协议和安全考虑之中。最终会出现一个国家,他说,但是没有人“今天就能知道一个统一的德国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尽管科尔的“十点计划”仍然含糊不清,但它清晰地并且第一次承认最终的目标是国家的统一。科尔本人认为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他的声明震撼了世界,尤其是“十点计划”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甚至没有预先告知外交部长根舍。科尔也没有通知他的外国盟友;乔治·H.W.布什总统,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伙伴,是唯一在发表讲话时获得通知的国家元首。科尔将政治家风度与无情的党派政治利益糅合在一起,因为他的眼睛在紧盯着1990年的大选。他冷酷无情地碾压既定的基民盟的竞争对手,并试图通过将社民党描绘为不够爱国来粉碎反对派。1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提醒布什总统,他担心科尔的“国内政治利益在统一问题上导致他走得太远、太快;他正在利用人们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贝克是对的。在对德国和欧洲都至关重要的一个时刻,科尔屈从于他自己职业生涯的假定的重要性,从而轻视了这一时机。

科尔的计划显然需要与四个盟国进行谈判,这些盟国仍然拥有残存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在德国领土上驻军;苏联在东德有50万士兵。对于这个成为“美国的德国”的国家,美国很高兴地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基本的信心,同时又采取更加放松的姿态,但是科尔正确地坚持即使德国统一了也要留在西方世界,这就加剧了苏联人的焦虑。然而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过德国的恐怖的国家,完全有理由对一个更大、更强的德国感到不安。考虑到它们不可避免的焦虑,我感到震惊的是,这“十点计划”丝毫没有提到如何保证波兰的西部边界不会再次改变,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后来,科尔蹩脚地声称,只有一个统一的德国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最终宣言。但事实上,他是不愿意去刺激在政治上有组织的西里西亚人和其他被驱逐者,他们起码想要承认他们失去了家园,也许还有赔偿。尽管如此,如果给予波兰最低限度的保证,重申德国将放弃任何形式的复仇,那么在政治上是谨慎的,尤其在波兰新领导人支持德国统一的情况下,而这种立场在他们的国家里实际上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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