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是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疆域空前，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元代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对于元代文学的成就，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中已经予以关注，言其“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文学成就是很可称道的。元代文学包括五种文体，诗、文、词、小说、戏曲等，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辉煌。元代雅文学和俗文学均繁兴一时，雅文学和俗文学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俗文学之杂剧、南戏繁荣一时。元欧阳玄在《罗舜美诗序》中这样评价本朝诗文：“我朝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宋金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诗歌和文章依然是元代文学的大宗，元代的诗文别集数量相当可观，清人修《四库全书》，收入元人别集171种，另有存目36种，现存元人诗文集在450种以上，散佚（含未见）425种。元代诗文数量可观，质量也相当高。

元代结社、文会、唱和、赠答等文学活动频繁，形成了众多的文学群体，其中在蒙古灭金后的北方，“成就最高、对元代学术史与诗文发展史影响最大”的一个文人群体就是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该群体不仅人数众多，来源广泛，而且活动基本贯穿整个元代前期的文学发展阶段，他们的诗文共同创造了北方诗文创作的繁荣，对元初北方文坛影响深远。

从中都沦陷、金南渡到金亡的数十年中，中原历经战乱，北方士大夫文人所受打击尤为沉重，命运同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四处流徙、混迹民间。前朝经过几代人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成就，以及学校和文化典籍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广大北方士人，身逢金元易代之际，宋金政权不可能再给他们任何希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士人品格中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更加突出，他们充满了对天下一统的期待。

自窝阔台死后，乃马真后、贵由汗、海迷失后摄政时期，中原的统治权掌握在西域人手中，加剧了中原混乱的局面。到蒙哥汗时期，中原不治的社会现实促使忽必烈等一些开明的蒙古贵族开始关注中原治理以及任用儒士的问题。

忽必烈的母亲庄圣太后，有远见，才智超群，注意让她的儿子们接触、学习汉文化，经常邀请汉族知识分子到和林，因而，忽必烈年轻时即对汉文化比较熟悉。忽必烈幼年时，与濡染汉文化和儒学的耶律楚材父子多有交往。尤其是耶律楚材在窝阔台汗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以及所生的社会效益，对年轻的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

1251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帝位终于转到托雷一系，忽必烈的兄长蒙哥登上了蒙古大汗的宝座，因“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交忽必烈全权处理。蒙哥汗二年（1252）春，忽必烈把藩府从漠北移至漠南，在金莲川设立了藩府。这一时期的忽必烈雄心勃勃，史载，“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抚下”。加上他早就已经关注天下大计，追慕唐李世民的英明，并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于是利用自己在漠南的地位，更加广泛地延揽各地区和各族经济之士、义理之士与“文学之士”，为他辉煌的帝王大业奠定基础。当时所延聘的主要是以刘秉忠等经济之士为主的邢州集团，以许衡、姚枢等人为主的理学家群体，以及由汉族世侯幕中的文人组成的旧金遗士。于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逐步形成。这个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乃至以后缔造元帝国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的形成，有一定的主观原因和社会时代因素。一方面，忽必烈态度开明且倾向于汉文化，他能充分利用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的机会，在潜邸时期积极延揽各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影响了北方汉族文人的心态，他们对天下一统怀有期待，对宋金政权失望并具有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关心民瘼，同情人民疾苦，怀有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道德情感，已经认识到空谈心性与读书吟诗的士人生活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他们需要一个机会来改变社会现实。面对漠北蒙古军队的冲击、中原百姓流离失所的现状，他们认识到，必须抛弃误导人心的南北旧说，摒弃夷夏之辨的观念，不以华夷、血统、辖地的位置及广狭等论正统，需要建立新的正统观和华夷观。再者，“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北方地区契丹、女真、汉族长期杂居，各族文化交流融合，“华夷同风”，他们的现实政治活动常常冲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不是正统。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当忽必烈广泛延揽人才之时，他们认为忽必烈是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治国安天下目标的有道之主，和汉族有为之君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乘势而动，抓住历史契机，慨然出仕，入侍藩府，借以“行道”，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维系华夏文化。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莲川藩府谋臣侍从集团的形成。

金莲川藩府文人，一个有着相同的政治目标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不仅人数众多，民族与地域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而且各族文人经常接触，广泛交流，相互尊重理解，超越了民族的藩篱，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多民族文人群体。他们无论是在忽必烈潜邸做幕僚，还是之后为朝臣，或居台谏，或在经筵，或处翰苑，多处于政治的核心。他们鼓吹名教，促进儒治，直接影响帝王的观念及朝廷之政策。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政治地位，通过其文化与文化主张对忽必烈产生影响，影响了蒙古贵族，影响了元初的文化政策，继而也影响了整个元代的学术发展与文学发展。可以说，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不仅在元初成就最高，而且对元代学术史与诗文发展史影响最大。

文学史上的文人群体，往往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既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术和文学方面的因素：或通过科举考试形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或通过政治运动结成党派关系，或因为志趣和审美趣味的相互投合形成文学宗社关系。一般的文人群体大致相近的文学创作风格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会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因为无论形式上联系是紧密还是松散的文人群体，他们的活动一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群体的活动，时代风会、审美风尚、文人心态、宗教信仰以及地理环境等都会对群体成员的创作产生影响。在群体内部，能够形成风气，利于切磋借鉴，共同提高；在群体之间，则容易形成竞争，能够激发理论自觉。因而，随着文学团体意识的自觉产生，文学理论也必然得以拓展，从而推动学术和文学的繁荣。

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它主要是由政治因素促成的。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成为元初北方文坛的中坚，居北方文坛主导地位。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各自有着独特之处，影响了一代文风与诗风；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也影响了整个元代学术史与文学发展史。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在总结前代文学、开创新朝文学方面，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金莲川藩府文人群体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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