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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1-10

【文化艺术】 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现代信仰如何诞生?

作者:伊桑·H.沙甘(Ethan H. Shagan),唐建清 译 来源:《现代信仰的诞生: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信仰与判断》
发布于 2020-11-10 浏览量:80

信仰有其历史:它随时间而变化。无数历史学家研究过宗教信仰的内容,但宗教信仰这一范畴本身——信仰意味着什么——却顽固地抵制历史分析,即使哲学家和神学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真理”(truth)和“事实”(fact)等相关范畴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这种抵制并非偶然。世俗的基督教历史学家需要一个稳定的对象,称为“信仰”,它的衰落是可以衡量的;而虔诚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对象,称为“信仰”,以证明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信徒的身份。因此,他们合谋将信仰当作一种默认条件,不可分割、不可简化,是迭代(iterations)而不是历史(history)。相比之下,本书认为,信仰改变了。在中世纪和启蒙运动之间,宗教知识的连续革命重塑了信仰的含义,消解了旧的确定性,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现代信仰空间。信仰的转型,而并非不信(unbelief)的兴起,推动了西方思想的现代性。由此形成的格局塑造了一个世俗时代的宗教环境。

一个说明性的例子——表明信仰本身,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信仰的黯然失色,可能值得研究——可以在1538年夏天在莱茵河畔发生的引人注目的辩论中找到。发起者是一个名叫大卫·约里斯(David Joris)的荷兰人,他的职业是玻璃绘工,但宗教身份是再洗礼派(the Anabaptists)传教士,是宗教改革中最激进的成员。三年前,再洗礼派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在德国小镇明斯特的大本营被洗劫一空,他们领袖残破的尸体被放在铁笼中示众。作为对这场灾难的回应,约里斯宣布自己是一位先知,“大卫第三”,他的神圣愿景将带领分散的再洗礼派教徒进入一个精神时代。在奥尔登堡招募了再洗礼派教徒之后,约里斯前往斯特拉斯堡,向被监禁的再洗礼派领袖梅尔基奥·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的追随者发出呼吁。在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上,为了能把手稿偷偷带到监狱里交给霍夫曼,约里斯试图赢得他们的忠诚。但值得注意的是,约里斯没有提供他的预言的例子,也没有提供他们应该相信他的其他理由,只是反复地告诉梅尔基奥信徒,“如果你们先相信我,随后我就告诉你们”。也就是说,他不肯把他所获得的启示告诉他们,要等他们信他之后才会告诉;因为不信,就不能理解。

梅尔基奥信徒的发言人扬·庞特(Jan Pont)说:“不着急,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真理和理性之上。”约里斯生气地回答说:“你知道,一个孩子永远不会理解他的长辈。因此,对于那些我必须对你说的事情,我怎么能做出判断呢?”第二天,庞特的不确定已经变成了直率的怀疑主义:“你必须用合理的证据来说服我们,否则我们将成为你没有价值的门徒。可以肯定,没有合理的依据,你也不愿意我们信你,因为这种信是不能长久的。”但约里斯不愿让步:“你们若信我并且尽心竭力地成就这事,就能明白那灵,舍此就不能理解我。但如果你们拒绝信我,怎么可能理解我呢?”他又对他们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也不信我的话,你们倒想理解一切,好像你们有智慧。”对此,彼得·万·吉耶(Peter van Geyen)回答说:“难道仅仅因为你这么说,我就相信你有更多的智慧吗?我们竟然相信这样的事,在我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信心。如果是这样,我们以前也应该相信那些从圣灵的启示中这样说话的人。我们几乎没有证据。”

从现代角度来看,约里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嘉年华骗子,想打动那些他无法说服的人,一个人可以先相信后理解,甚至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这种观念违背了我们对信仰的基本概念。但约里斯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悠久的传统:信仰属于谦卑的器皿,他们从权威的来源接受上帝的真理,而不属于骄傲者,骄傲者认为自己可以判断。在这个模式中,信仰不是基于显而易见的判断,而是相信你自己的理性和经验是错误的。所以,梅尔基奥信徒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虽然对现代人来说是如此自然和正常,但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溶剂。他们对“证据”的需求,以及他们尴尬地意识到,他们需要某种理由来相信一种启示胜过另一种启示,这些都是他们从受启示的信仰滑向对世界的信仰的阶梯。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明的,16世纪宗教冲突的爆发使信仰成为基督教西方的一个紧迫问题。但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宗教改革并不是现代性的引擎;相反,现代信仰是在既对特利腾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也对路德和加尔文宗教的反抗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将看到,尽管新教徒、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派教徒在神学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在16世纪参与了一项使信仰变得困难的共同的工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宗教竞争,并竭力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特殊的认知威望,作为竞争对手的各教会将信仰重新定义为一种特权性条件,一种许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纯净状态。这是宗教知识的第一次革命,是一项排斥和规训的工程,它将信仰者组织起来,面对一个现在被认为充满了不信者的世界。但这场革命很快就引起强烈的反弹,因为宗教改革双方的异见者都拒绝接受其刻板的逻辑。为此,他们放宽了信仰,打破了基督教信仰和世俗认知方式之间的隔墙。这是宗教知识的第二次革命,是现代信仰的诞生,作为西方思想的一次破裂(rupture),或许与科学革命同样重要,这两种革命偶有交集。

那么,什么是“现代信仰”,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吗?这个问题一开始似乎对人有些误导。一个性急的读者可能会以本书所要反驳的假设作为回应:信仰没有历史,信仰只是信仰,所以它的现代性是无关

紧要的。但即使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读者,愿意承认信仰有其历史,也可能会回应说,任何单一的信仰都不可能代表现代性:就像信仰会随时间而改变一样,它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合理的关注,它提供了机会来解释本书的一些利害关系。

与其用严谨的分析来处理这个问题,不如让我从熟悉的经验开始。在现代西方社会,我们经常被问到是否信仰上帝。2016年6月,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约89%的美国人信仰上帝。难道那些告诉民意调查人员他们相信上帝的人所说的都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信仰可以是绝对的确定性,也可以是模糊的可能性。信仰可以完全存在于头脑中,也可能需要心灵的悸动或身体的活动。信仰可以依赖理性,也可以拒绝理性。所以,考虑到即使片刻的反思也揭示出“相信”可能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所以当民意调查人员问道:“你信仰上帝吗?”为什么不可以回答:“信仰?你什么意思?”在清真寺、犹太会堂和教堂里,人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确切性质考虑很多;在更世俗的背景下,人们努力将自己定位在不可知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无人区。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复杂性,人们倾向于将不同类别的信仰视为彼此相当的。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是表现得好像信仰很简单。

就跟往常一样,我们被问及是否相信全球气候变暖,是否相信鬼魂,仅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摆在现代自由主义主体面前的无数的命题。每天,在日常交谈中,我们被问到是否相信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陈腐的和不寻常的东西,科学的、社会的、宗教的、伦理的和政治的东西,是否对它们不加任何区别,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可能是本质上不同的操作。“信仰”(belief)可以表示狂热者坚不可摧的心灵,公民的关心与参与,或者消费者反复无常的激情。简单的一个词,隐藏着截然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各种主张。所以,相信上帝就像相信鬼魂或全球气候变暖一样吗?好吧,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再一次,为什么没有人问:“信仰,你什么意思?”

我的回答是,简言之,在现代西方,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见解(opinion)或判断(judgment)的同义词:一个自主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实用性处方。因为见解或判断对现代社会是如此重要,要问“信仰,你什么意思?”意味着放弃自由主体的主权,即他们自己决定自己信仰什么的权利。在一个由自主的、隔绝的个体组成的社会里,我们的信仰将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信仰使我们成为公民社会的消费者、选民和自愿参与者,使我们在多维度的自由选择中清晰可见。要求信仰的标准,挑战各种判断或见解基本一致的观念,将威胁到后启蒙时代主体与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机制。简言之,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信仰”:信仰是个人判断的同义词,因此现代主体相信或不相信取决于他们自己对某一命题是否可信的理解。我将用简短的“自主判断”(sovereign judgment)来指代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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