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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2-08

【文学论坛】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与思想观念的再思考

作者:丁帆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百年沉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论文集》
发布于 2020-12-08 浏览量:143

人类的前进道路能够通过每一个人对理性的公开使用的自由而指向进步。

——康德

2019年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间的节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点燃了“启蒙主义”的火炬,距今整整230年;1919年的“五四事件”正好距今100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距今70年;1979年改革开放距今40年(真正的改革开放实践应该是从1979年开始的)。

无疑,在中国百年文化史上,我们总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性的起点。然而,在百年之中,我们经历的却是两个叠加在一起的“双重悖论”,其两个分悖论就是:“启蒙的五四”所遭遇的在“启蒙他人”和“自我启蒙”过程中启蒙与反启蒙的悖论;“革命的五四”所遭遇的是在“革命”与“反革命”(此乃中性词)过程中的认知悖论。两者相加所造成的总悖论就是:“启蒙的五四”与“革命的五四”所构成的百年中国文化史上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冲突,这种冲突表面上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廓清的一种思维的怪圈,在每一次交错更替的“启蒙运动”与“革命运动”中,人们都会陷入盲目的“呐喊”与“彷徨”的文化语境之中不能自已,苦闷于精神出路寻觅而不得。

其实这个问题在启蒙运动的发端时就有人给出了答案,康德在1784年发表的那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200多年前的定义至今还在世界的上空中盘桓,这是人类的喜剧还是悲剧呢?

回顾百年、七十年和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变迁,我们的学术和思想观念同样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的变化。毋庸置疑,在百年之中,我们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聚集着七八代启蒙文化学者的名单,在他们共同奋斗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历程中(我始终认为学术史和思想观念史是两个永远不可分割的皮与毛的关系),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隐在线索:自由与民主;科学与传统;制度与观念;人权、主权和法权……这些关键词不仅在不同的时空里发生了裂变,同时也在不同的群体里发生了分裂。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的法国大革命的悖论逻辑适用于中国百年来启蒙与革命的逻辑关系吗?其实,许许多多的实践告诉我们,尤其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的改革恰恰反证了托氏“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逻辑的荒谬。在中国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悖论之中,最重要的则是我们难以分清楚什么是启蒙的左右和革命的左右这个根本的悖论性问题。

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倘若我们把鲁迅作为“五四”以来中国左翼文化的旗手,而把胡适作为“五四”以降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我们怎样区分左和右的尺度问题,因为百年来我们不习惯在不同时空当中辨别左右,也就是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和胡适,就像当下我们看待西方的许许多多的左右派那样,在不同的时空语境当中就有不同的辨识和阐释。所以,我认为作为衡量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只能用八个字来检测:坚守良知、维护正义。鲁迅和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下的第一代中国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承继的都是18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的价值立场。这一点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选择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做旗手,而是选择了文学家,这里面的深意,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百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还停留在原有平面上,无论我们的学科得到了多么大的发展,无论我们的科研项目达到了多大的惊人数字,无论我们的论文如何堆积如山,却仍然要重新回到“五四”的起跑点上——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是:“启蒙的五四”和“革命的五四”两者之间都存在着的双重悖论是百年来我们始终未解的一个难题——这是社会政治文化问题,同时也是文学绕不开的问题。

回顾百年来所走过的学术历程,我们似乎始终在一个平面上旋转,找不到前进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文学的学术史教育中遮蔽了许许多多应该传授的常识性知识。

无疑,近四十年的学术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最好的阶段,成果很多,贡献很大,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来说话,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指标来衡量学术的质量,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对思想观念进行测评的机制,这种不可能规范的东西,只能凭着个人的经验来进行梳理。我在这里只是谈一点零散的看法,许多词不达意之处,只能请大家意会。

我近年来一直在重读“五四先驱者”们对“五四事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看法,结合法国大革命、英美革命以及苏俄革命对“五四”以后中国革命与文学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有些观念仍然停留在我七年前的水平上(这就是去年结集出版的《知识分子的幽灵》),但是今年我重读和新读了三本书后,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



我在重读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后,在各种各样纷乱混淆的“五四事件”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梳理中,基本认同了周策纵的“五四的来龙去脉说”,让当时各种各样的参与者自己出来说话,不分左右,无论东西。我以为,这本书本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思想史的基本教科书,只可惜的是,现在我们许多人文学科至多就是把它列为参考书目而已。

今天,我们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四运动”这个难题,我想这一点周策纵说得很清楚:他认为“首先必须努力‘认知’该事件的真相和实质”。也就是说,“五四事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联系,却并不能截然划上等号。周策纵说,有人把他在1969年发表的《“五四”五十周年》一文“副标题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译为‘知识革命’,就‘知’的广义说,也是可以的。我进一步指出:这‘知’字自然不仅指‘知识’,也不限于‘思想’,而且还包含其他一切‘理性’的成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用来兼指这是‘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运动,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动的意思。……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还是‘五四’时代那个绝大的主要前提。那就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上改革着手:用理性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说得何等好啊!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定位“知识分子”,只这一点,就避开了纠缠了许多年的“谁领导”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五四启蒙运动”的基础。虽然这是他五十年前所说的话,但应该仍然成为我们每一次纪念“五四”的目的:“后代的历史学家应该大书特书,(‘五四’)这种只求诉诸真理与事实,而不乞灵于古圣先贤,诗云子曰,或道德教条,这种只求替自己说话,不是代圣人立言,这种尚‘知’的新作风,应该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最大的转折点。”我们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人,能够不反躬自问吗:面对“五四”思想启蒙的文化意义被颠覆和消解,我们是呐喊还是彷徨?我们是沉默还是爆发呢?!至少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应该保持一分清醒的学术态度吧,尽管我们不能肩起那扇沉重的闸门,我们起码能够保持对历史知识传承的那份纯洁罢。

周策纵这种中国文化转折的反思视角,恐怕也是许多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文学”认识的一个盲区罢,这是我在近期所涉及的关于“启蒙的五四”与“革命的五四”双重悖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对百年五四激进派和保守派言论的一种浅陋的反省。

2019年作为“五四事件”发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我们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用理性来说服,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呢?其实,最简单,也是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周策纵的治学方法,即“透过这些原始资料,希望能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于是,我也翻阅了过去看过和没有看过,还有看过却没有用心思考的大量资料,想让那些“五四的先驱者们”从棺材里爬出来,用他们当年的文字来重释一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事件”的看法;但是,我要强调说明的是:这并非代表我本人的看法,我只是套用了周策纵的方法,试图让逝者百年前的历史画外音来提示“五四精神”,历史地、客观地呈现出它的两重性。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在纪念“五四”中得到对现实的启迪和对未来的期望。我们做不了思想史,我们能否做乾嘉学派式的学科基础学问,让史料来说话呢?让“死学问”活起来,活在当下,也就活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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