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阶层指的是国家之中所有根据其出身既不属于贵族阶层也不属于农民阶层的居民。

1794年《普鲁士国家普通法典》

一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其本人的自述：“我是广大市民阶级的一员，感觉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所接受的也是他们的观念和理想的教育。”1895年，31岁的马克斯·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受聘担任国民经济学教授。在走马上任的首次讲座中，他向在场的听众做了这样一番自我介绍。这是一个既独特又值得注意的说法。所谓值得注意，并不是因为当年对一个姓名中显然没有代表贵族地位和身份的“冯”字的人来说，特意强调一下自己不是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乃是多此一举，而是因为，韦伯根本不把自己算作单数意义上的“某个”市民阶级的一员，如同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与无产阶级，或是社会历史学家将其与贵族和农民所做的区分一样。韦伯使用了这个概念的复数，言外之意是说，社会上存在众多这样的市民阶级，并且，它们不仅与其他阶级有着显著的区别，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十分明显。但是，韦伯本人却又觉得自己隶属于作为整体的、复数意义上的市民阶级；他并没有将自己看作某个市民阶级的成员，而是看成其整体的成员，就好像韦伯笼统地说“我是德国南部城市的居民”一样。

马克斯·韦伯的确是广大市民阶级中的一员，这点从其家族经济的角度来看即是如此：由于母亲所继承遗产的关系，韦伯家境殷实，生活富足。韦伯在1910年回顾他的青少年时代时曾经这样说过：“按照当时的概念，家里的财产是很丰厚的，加上父亲12000马克的薪水，每年全家的收入大约是34000马克的样子。”韦伯母亲继承的财产是靠做贸易和开工厂，亦即依靠在欧洲工业革命的龙头行业——纺织业做生意所赚的钱。这份遗产的利息就近乎一名高级官员年薪的两倍。1800年前后，法国革命导致了大量资本被转移到英国并和英国的技术进步相结合，从而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车轮更快地向前运转。马克斯·韦伯的外曾祖父、出生于法兰克福的科内留斯·查理·苏谢（Cornelius Charles Souchay）审时度势，鸿运当头，成了当时集生产、销售和金融投资于一身的最成功企业之一的大老板。在大陆封锁，即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于1806年至1814年针对大不列颠实行的经济封锁期间，他涉足走私生意，并以投机商的身份从当时欧洲的各种战事中赚取了大量钱财。信奉胡格诺宗教义的苏谢家族是当时横跨英德两国最富有的贸易巨贾之一，他们编织起了一张遍布多个欧洲帝国的庞大家族网络，其触角不仅延伸到英国、比利时和荷兰，而且延伸到了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尼西亚。马克斯·韦伯的外祖母因为所继承的巨额遗产，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婆。

韦伯父亲的祖上是比勒菲尔德（Bielefeld）人，家族世代在那里做亚麻生意，并且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与苏谢家族有所不同，韦伯家族的生活更显得衣食无忧、悠闲自得一些；家里做生意赚钱主要是为了维持与地位相当的生活而已。据传，韦伯的祖父从未在11点之前到过商号上班，而且，他的情况似乎也不是个例外。普鲁士商务大臣克里斯蒂安·彼得·威廉·博伊特（Christian Peter Wilhelm Beuth）曾经在1842年给当地企业家领袖的信中写道：“就比勒菲尔德而言，我此前曾经多次跟您说起过，那里的大老爷们都是躺在月桂枝和钱袋上高枕无忧的商人，而不是开店办厂的企业家。”马克斯·韦伯后来的夫人玛丽安妮是这个家族另一支旁系的亲戚，这支旁系搬到了比邻的利珀（Lippe）公国，原因是，她在西班牙受教育的祖父卡尔·大卫·韦伯（Carl David Weber）借此可以逃避在普鲁士当兵服役的法律规定。卡尔·大卫也涉足纺织业，赚取的财产之多，足以让他的儿女和孙子辈几代人吃穿无愁，生活富足。缘此，马克斯和玛丽安妮·韦伯两人均有其祖辈的遗产可供用度，而且，即使韦伯在1899年35岁时就因健康和心理原因放弃了教职，此后仅靠吃利息度日，他们两人也从未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除此之外，马克斯·韦伯家族也是做官从政的市民阶级成员：他的外祖父格奥尔格·法伦斯坦（Georg Fallenstein）参加过普鲁士军队抗击拿破仑的志愿部队——吕佐夫志愿军团，后来是德国未成功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代表人物圈子中的重要成员。德国的“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和1837年抗议普鲁士国王取消汉诺威宪法的“哥廷根七君子”之一、史学家和日耳曼学家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均与法伦斯坦过从甚密。韦伯的父亲是德国最早的职业政治家之一，曾以民族自由党代表身份入选普鲁士议会和帝国议会。很久以后，马克斯·韦伯本人也同样以民族自由主义者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创建的德国民主党成员身份竞选过帝国议会议员资格。从受教育情况来看，马克斯·韦伯是学法律出身，曾经打算涉足律师行业并一度做过不莱梅商会的法律顾问。但是，由于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兴趣，他后来步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于是，马克斯·韦伯所属的市民阶级就多了第三个阶层——学者阶层。将此阶层与其他两个阶层加以区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韦伯出生的那个社会被三次所谓“资产阶级的”、完全不同的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为争取民主宪法国家而斗争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在美国和法国找到了它最明确的表达形式；工业革命——这场革命从英国开始，其象征是蒸汽机、快速印刷机以及完全机械化的纺织机；最后是教育革命——这场革命带来了全民义务教育的结果，通过中等学校的毕业考试才能获得上大学的资格，同时，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也应运而生。尤其是在第三场革命中，德国独占鳌头，处于一马当先的地位。在1850～1920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许多科学标准及大学教育的标准都由德国制定，而且，不仅是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人文科学也不例外。想当初，不论美国人也好还是法国人也罢，都纷纷前往柏林、波恩、莱比锡或海德堡，目的是能目睹一所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学的实际情况。在马克斯·韦伯成长的年代，学者可以获得很高的声誉。他本人也不单是一位研究学者，而且是一种代表市民文化的使者。通过与史书典籍、外出旅行、古代文化、高级中学、阅读报纸、路德宗的基督教和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这种市民文化形成了自己不同于其他阶层文化的鲜明特点。

然而，对于市民阶级来说，这三场革命均具有19世纪下半叶有目共睹的一种矛盾性质。对于一个受法国革命攻打巴士底监狱和废除封建帝制影响的社会来说，革命的行动留给人们的印象或许是：似乎在现代国家中，贵族和市民阶级——亦即“第一阶层”和“第三阶层”——仅仅是互换了一下自己的位子，宝塔的塔尖重新易人，全部社会如今按照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而已。对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人们尤其能从工业革命中，亦即市民阶级对于经商、贸易、生产的兴趣中，或者从对于发展私有财产的兴趣中观察发现之。除此之外，教育问题也被认为是一种专属于市民阶级的个人自我完善的思想。“教育小说”这种于1800年前后出现、在欧洲的叙事体作品中占主要地位长达90多年的文学体裁，用它的故事情节的固定模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形象化的表述：小说中，非英雄式的年轻主人翁没有沿袭其家庭的传统去经历人生，而是置身于一种唤起他内心对幸福无限憧憬且充满诱惑的工业化时代环境之中。但是，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之时，他才逐渐认识到，这当中的幻象何其之多。体现在小说中的市民阶级思想，不仅是主人翁寻找自身幸福的权利，以及如同美国宪法一样，将这种对生活和自由的寻觅宣布为个人的第三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而且，小说中市民阶级的意识还体现在：在幸福和自由、保守和开放、自我抉择和服从社会环境、婚姻和爱情、现实主义和浪漫情怀的冲突中，“教育”所能够提供的那些解决困惑和问题的办法，即矛盾的内心化、妥协折中和清心寡欲。

然而，仔细观之即可发现，近代史上三次革命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内涵，是它们没有将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各种思想观念、权力地位和文化形式的承载者阶层进行简单的替换，新的统治阶级也不是简单地入主社会的上流阶层，而是整座大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19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其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爆发，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民主不是市民阶级的专属之物。与此同时，大型股份公司财产的功能化、职员和官僚机构的出现和逐步形成的福利国家等均显示，现代的市场和货币经济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施展拳脚的舞台，并且，在国家范围内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它的对立面。最后，教育的思想也被认为不是市民阶级的独有专利，其重要性被马克斯·韦伯后来称作的所谓“专门家”所化解削弱：这个“专门家”取代了以西方思想为主体的人文通才，这个通才本身当然也只是一个特殊类型罢了。市民阶级文化——歌剧和博物馆、所谓经典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和以之为圭臬的一整套规范原则等，都失去了约束作用。19世纪中期后，以先锋派为表现形式的艺术完全摆脱了对市民阶级温良友好的态度，许多艺术家认为非市民阶级的特性在美学上更能取悦人心、更趣味横生或更富有冒险精神。1914年之后的文学主题不再是教育，而是战争：战争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处境。但是，即使是在一战之前，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海轮上）、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1906年写的《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Törleß）（对主人翁来说，青少年时期不是挣脱羁绊放飞自我，而是一种身心的痛苦折磨）、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长篇小说《美国》（Amerika）（1911年至1914年），或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Porträt des Künstlers als junger Mann）（1904年至1914年）中，国家机器的作用在小说主人翁的生平故事中是如此显眼突兀，以至于他们不再是一个普通市民，而是小说故事中某种带有深刻心灵创伤的政府机构职员。

对于马克斯·韦伯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广大市民阶级来说，这里无形中就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随着自身的快速崛起和事业的成功，这个阶层不仅被迫要对具有群体认同感的自身地位的不断下降，而且也要对自己“文化”地位的逐渐式微进行反思和采取应对之策。与历经数百年、家族网络主宰着所有社会领域的贵族阶级迥然不同，市民阶级的社会阶层分布情况是：从商的生意人，行业成员（医生、律师、教师、牧师），文人学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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