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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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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 闺女·媳妇·婆婆——人类学家看婚礼

作者:张经纬 来源:《与人类学家同行》
发布于 2020-12-22 浏览量:40
华北的婚礼

2010年8月,我在湘西的田野调查刚告一个段落,就搭上了长沙到北京夕发朝至的火车。我知道第二天上午,在北京东部通州有一场婚礼等待我去参加。新郎和新娘都是我本科时代的好友,届时我将把散发着汗味的T恤、短裤塞进背囊,刮净半月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长出的拉碴胡子,换上朋友为我准备好的西服,以伴郎的身份,见证一场华北平原上举行的婚礼。即将出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位“华北”的媳妇与她的新郎,当然,还有围绕这个未来小家庭层层排开的,包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兄弟姊妹、舅家姥家在内的,这些由血缘和亲属关系组成的社会共同体。

在我最初接到好友的消息,准备订购从长沙到北京的车票时,我遇到第一个“文化差异”:人生中最重要的婚礼将在中午举行。我必须在前一天晚上抵达北京,才能确保出席,而不能根据我在华东的经验,以为隆重的婚礼,都会如字面(婚)所示,在“黄昏”后开始。我被告知,华北的婚礼都在中午进行——因为夜晚办酒是留给“二婚”的。

当我清晨睁开双眼时,多山的南方已经留给昨夜,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由开阔田野、宽敞道路,以及笔挺的桦树、杨树、槐树组成的华北平原,当然还有夏日里铁路两旁各种绿色的农田,以及各种在车窗外一晃而过的北方市镇、村落、农家大院。这是我眼中的华北映像,我不知道从2000年起就开始为《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以下简称《娘家与婆家》)一书做田野准备工作的作者,在进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鲁西南平原上的村庄时,又是怎样的情景与感受,不过我们有机会从她的笔下阅读张村妇女的“人生周期”。


离开娘家之前

虽然相识六年,新娘在新郎家也早已不是外人,但由于新娘家不在本地,第二天上午举行的迎亲活动,在离新郎家不远的一家宾馆举行。由男性组成的新郎傧相用红包和蛮力骗开了象征闺房的卧房大门。围绕着新娘的“姐妹”们拿到红包也不忘捉弄新郎,在一片喜乐的气氛中,新郎和朋友经过许多暗示终于找到了被姐妹们藏起来的水晶高跟鞋。为新娘套上鞋并再度演绎求爱情景后,新郎牵着新娘来到隔壁象征娘家的宾馆客厅,那里坐着新娘的母亲和舅舅(父亲在年前去世)。得到新娘(父)母、舅舅及近亲的祝福后,男女宾客要求新郎抱起新娘,脚不离地地离开“娘家”下楼。电梯关门,心疼的新娘赶紧让新郎放下,而关上的电梯门似乎也表示新娘在一定意义上“永远”离开了娘家。

对于《娘家与婆家》中的新媳妇,其走过的也未尝不是这样一条道路。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来自家庭,而家庭又属于背后的“小社会”,而小社会同时也是庞大社会背景的一个有机组成。当一个女孩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成了家庭乃至社会的一部分,她在家里孩子中的排行,来到人世的先后顺序,家庭现有的人口结构,以及家庭的经济/社会状况,都决定了她包括婚姻在内一生的方向。

“十个黄花女,不如一个癞巴儿”,仍是农村女性地位的缩影。尽管如此,作为家庭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都受到欢迎,而第二个孩子的性别才是男孩父母关心的。初生的闺女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最初的岁月,然后就开始体会到与兄弟不同的“性别角色”与“性别分工”。通常在学校里度过青春期最初的时光后,“懂事”回家,通过“拉呱”,学着“为人”“为闺女”,这是大多数女孩子学习今后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初一课。随着岁月的增长,长到十八九岁的姑娘,开始要经历“说亲与见面”的阶段,成为“挑媳妇”和“找婆家”的主角。


待嫁的日子

拿着花束,穿着整齐,我站在婚宴大厅门边,当背景音乐达到最高潮时,我拉开大门,新郎站在门内,牵起门外等候许久(因为主持人废话太多)的新娘,将她领入大厅,走过铺着红地毯的花廊。“结束爱情长跑”,这是啰唆的司仪说得最简明清晰的一句话。

“神了,这是我三天里第四次在路上见到这个姑娘了。”“我晚上琢磨着路上能遇见她,真给我遇上了。”我还记得六年前新郎几乎每晚都要说起的话题;我参与了他们的初次见面,充当过信使,传递过礼物,安慰过两人三年学业的分离之苦,一次次鸿雁传书,以及当天中午的婚礼,结束一个生活阶段,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娘家与婆家》中鲁西南张村中的姑娘和小伙或许就没有那么浪漫的邂逅,但他们同样有属于自己的罗曼蒂克。“定亲”之后的往来,成为“待嫁的日子”,从定亲到结婚相隔的时间是两年左右,“这期间,双方家庭就开始作为亲戚走动了……男子在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的时候要带上不菲的礼物去未来的丈人家拜年拜节……在已确定大致的婚期之后,男子会时不时来女方家帮帮忙,带女子到县城去玩一圈之类。这种密切的交往会增进姑娘对未来丈夫的亲近感”。

经过定亲两年后,在办理结婚手续之前一段时期,双方家庭之间关于礼物与嫁妆的谈判也悄然登场。姑娘在这样的谈判中往往扮演了“推动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并顾及了自己在双方家庭中的角色,成功地为自己将来的小家庭争取到了更多的资源。随着婚前“浪漫”历程的结束,接着就到了每个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时刻:婚礼。


变为“婆家人”

新郎与新娘互换了戒指,主持人的调侃,观众的掌声和笑声,融入这个时刻。换了便装礼服再次出场的时候,我手中的花束换成了酒瓶——里面被纯净水调包的白酒瓶——负责新人敬酒时酒杯不空。因为,接下来新郎新娘要开始给在场的宾客们敬酒了(也让家里亲眷见见这未来的“小两口”),虽然来者都是客,但参加婚礼的人们还是按照不同的亲属关系、亲疏远近分入不同的桌子,娘家人、婆家人;大舅、二姨、远房表亲;同学、同事、发小、领导。无论对于新娘还是新郎而言,这也是他们首次有机会如此完整地见识到,以他们本身为中心组成的庞大亲属/社会体系。

一杯杯的纯净水,与一杯杯饮料、茶水、酒水觥筹交错,伴随着亲友们的祝福,一个个厚度不同的红包也由来宾传递到新人手里,并塞入伴娘的小提包里。通过这些红色小纸袋(的内容),这些宾客也再次强化了他们与这对新人的社会(血缘)纽带。对于新人而言,他们要过的不仅是“两人世界”了。

经过序曲、迎娶、婚宴和尾声后,张村的新人们也要经过这一系列过渡仪式,“新人的身份转换”也“从未婚状态进入已婚状态,从未成年人到成人……伴随一系列亲属角色的变化(从闺女转为媳妇,从小子转为丈夫)”,与新郎相比,新娘要经历的则是更多的转变,“生活空间上从娘家到婆家的转变;身份归属方面的转变,即由‘娘家人’变为‘婆家人’”。而婚礼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仪式“演示这种转换的完成过程”。

不过这种过程也是连续而渐变的。婚后两三年的适应期内,新媳妇的归属感更多地停留在娘家。“所谓‘娶三年不知道是家’是很多媳妇在这段时期的共同感受”,“小媳妇这种出于情感需要的频繁回娘家,婆家乃至整个社会舆论是默许甚至赞同的……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让你们会诉诸同情——‘都那样,都打那时候过来的’”。


从“小媳妇”到“老娘们”

亲友们渐渐离席,折腾了一上午的新郎、新娘,还有伴娘与我,终于能歇下来踏实吃上一口饭了。现在留下来围成一两桌的就是他们未来家庭的核心成员,还有我们这些专程赶来的同学和发小——尽管没有南方晚间喜酒后直接“闹洞房”的热闹,但我们都还等着去他们的“新家”坐坐。把伴娘送走后,我们坐车去了“新家”。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到新郎家做客,但稍做修饰的新家,已经充满喜庆和温馨。门口贴着“囍”字,原先与新郎同住的父母,已经在同一个小区隔了几栋房子处买了小一点的新房,并提前搬了出去,原先的大屋现在就完全留给了这对新人。“分家”的过程已经早早在这个家庭里颇有默契地发生——开明的公婆选择了与小夫妻保持照应而不束缚的关系。

“在经历过作为过渡阶段的两三年两栖生活之后,小媳妇们生活中要面临两件大事,一是生育,一是分家。在这个过程中,小媳妇们自己的‘生活家庭’开始建立起来”。嫁入张村的女人们也开始了自己婚后的事业。有了孩子之后,女性渐渐在婆家有了自己的牵挂,娘家不再是她最留恋的地方了,与此同时,随着公婆的衰老和弱势,女人在“小家庭”中的地位也开始提高,“新主妇们开始经营起自己的生活家庭的亲属关系网络了”。

从“小媳妇”开始,还有许多角色在等着她们。当一个媳妇发觉她在丈夫村里认识的人比在娘家庄上认识的人还要多的时候,当她已经在街坊聊天圈子里不管对男人还是女人开些“没正经”的玩笑时,当她开始为在上学和已“下学”的孩子考虑将来的时候,她会发现自己开始被村里人称为“老娘们”了。再往后,“孩子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孙子女或外孙子女是妇女进入‘老妈子’阶段的重要标志。从年龄上说,一般55岁以上的妇女开始被划入这个阶段”。再往后,做一个德高望重、儿孙绕膝的婆婆,那是留给“耳顺”之年的选择了。

掩上《娘家与婆家》,我仿佛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生的轨迹,而这些轨迹串起的则是她一辈子牵挂的两个“家”。在北京暑热的傍晚,我又登上返回田野的列车,祝福我的朋友和刚成为他太太的新婚妻子,从原来的“家”进入自己的“家”,一起走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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