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死亡是人类现实生命的终点，是生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生与死的基本认知和体验形成了人类最初的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死亡是人类思索生命存在和体验生命本相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哲学、宗教相比，文学拓展了人类有限的物理空间和时间，对人类个体生命有更广阔、更久远的终极关怀。

由于社会机制、文学理念和人文精神本质的差别，人类在生命意识观照下对死亡的认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小说中死亡叙事的主题表达、语言选择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学作品，几乎不写死亡的必然性与终极性，回避死亡给生命个体带来的毁灭性。而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民族危机重重的20世纪初，被动的现代性在生死存亡关头表现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潜在的危机感一直敦促着现代作家思考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学改良与革命的全过程。由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一开始就被死亡阴影所笼罩，充满时间焦虑和生存焦虑，作家的创作虽然浓缩了不同个体体验的生命差异，但是，死亡书写具备宏观的历史视野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死亡主题的选择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自觉承担，对生与死的认知，即个体意识的强化和个体生命的张扬，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而具备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放眼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因其巨大的艺术张力而备受作家们青睐。在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鲁迅就借助狂人之口一语道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生命无处可逃，沉睡的人们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狂人也已经在不自觉中成了“吃人”的人，所以他满怀悲怆发出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声。作为五四时期第一代作家的卓越代表，鲁迅以深切的生命体验关注生与死的哲学命题，以高度的创新性和强烈的隐喻性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勾画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所制造的死生无常的世界。与此同时，五四乡土小说作家纷纷揭露封建宗法制度践踏之下愚昧野蛮的生命迹象，大量女作家从女性自身的生命意识出发，突出封建伦理和包办婚姻以及生殖现象等给女性带来的生死考验。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战争语境下左翼小说以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书写死亡，蒋光慈、胡也频、丁玲、沙汀、吴组缃、叶紫等作家，大都经历过革命与暴力的血腥洗礼，武装斗争、复仇暴力等便成为作家笔下书写死亡的利器。40年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中，张爱玲以书写人性的厮杀与较量见长，巴金在疾病隐喻的文学选择中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怀，老舍在民族文化的思考中进行国民性的理性怀疑与批判，路翎以底层农民的原始生命强力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为表达手段显示了现代作家对人生、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深刻而清醒的洞察。沿着现代文学的余脉，50～7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和农业题材的小说中，死亡叙事的审美功能收缩，意识形态的强化导致了死亡叙事的政治话语化，革命历史小说对死亡叙事做了经典化的处理，“英雄”形象被架构出来，供后人顶礼膜拜。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体生命意识才重新凸显，80年代之后，余华、阎连科、莫言、迟子建等作家以崭新的艺术表现力展现了独特的人道主义关怀。死亡叙事的样态更加丰富，死亡要素对小说结构的功能也有多种不同的延伸，死亡叙事的审美性和冷酷性在当代作家手中发展到了极致。死亡叙事的普遍性也使它进一步成为中国小说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

对死亡概念的界定，关系到生物学、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文学等诸多不同的学科。在医学上，死亡是指有机体失去生命。医学对死亡的界定是从生理上进行综合判断：一是对外部事物的非感受性和非感应性；二是无运动或呼吸；三是无反射作用；四是脑电图平直。这是目前最权威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提供的死亡新标准。死亡现象是生活中或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关于生命终止的现象。哲学中关于死亡的界定更加丰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死亡的意义和认识价值，“朝闻道，夕可死矣”“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缺少对生命本体的直接思考。中国哲学家庄子说：“死生，命也。”（《庄子·大宗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庄子在生死思维上的辩证统一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同，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的精神与世间万物长存。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荀子·礼论》）可见，中国哲学对死亡的界定与各个学派的文化精神密不可分。西方哲学也一直延续着对死亡的探索和追问——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到主体死亡本身和人的内心世界。毕达哥拉斯认为，死亡是灵魂与肉体的暂时分离；德谟克利特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必然性；黑格尔认为，死亡是爱本身；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一个事件，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死亡，死亡是一种存在方式，是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一个终结，这个终结使人的存在成为一个整体；同样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理解很不相同，他认为死亡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对于生存来说，死亡是荒谬的、没有意义的；弗洛伊德认为生和死是人的两种本能。

在宗教文化中，佛教称死亡为“涅槃”，涅槃的境界，可以灭除一切生死的苦痛，无为安乐，是寂静的；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宇宙万物之本源，崇尚自然，主张返璞归真；基督教认为上帝可以赋予人永生。总之，宗教赋予死亡各种超现实的力量。

死亡的必然性与言语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死亡在文学中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死亡现象是死亡事件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死亡主题是指通过文本的全部材料和表现形式所表达出的基本思想；死亡意识是指人的头脑对死亡这一客观事件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本选题中的死亡叙事是小说中关于死亡话语的书写，即通过文学叙述表达死亡主题和文学审美的方式。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死亡意识是和逐渐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死亡叙事表现的内容和力度受到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和文化等诸多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体现为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现实带来的生活表层的死亡，即身体的死亡、生命的终结。自晚清以来，中国曾长期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列强的殖民战争、军阀割据、抗日战争等，长期的战争和动荡使中国大地笼罩着死亡的巨大阴影，描写贫穷、饥饿、战争、疾病、灾害等带来的直接的身体死亡成为20世纪现代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是精神层面的死亡。精神是与感性相对立的理性，如传统文化危机促使作家们对文化进行反思就是这一层面的内容。民族危机感促使五四时期的作家依据“进化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否定，如胡适的“活文学”“死文学”之论，鲁迅对民族文化中死亡的政治化功能的焦虑和反思，民族危机中知识分子将自身遭际与国家命运一体化的覆灭感（如郁达夫的《沉沦》），萧红对生与死的哲学认知，张爱玲对人性冷酷的微妙探析，巴金的疾病隐喻，赵树理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政治话语价值，路翎笔下知识分子灵魂的漂流等，都是精神层面的挣扎与隐性的死亡。比精神层面死亡更高层次的是灵魂的自省，鲁迅的白话文小说写作开了死亡叙事的先河。《狂人日记》首先揭示了中国封建文化、封建伦理“吃人”的本质。《孤独者》（1925）中魏连殳的精神妥协和对启蒙的绝望与孤独，以及与传统文化对抗中的危机意识，都是死亡叙事的最好写照。20世纪40年代路翎小说中人物灵魂的漂流、对旷野的执着、对人群的渴望和逃避、漂泊和流浪，都是在对自我的深度反省与严苛审视中完成的。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制于对死亡避讳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学界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和死亡意识进行研究的文章和专著都比较少。8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活跃，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投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体现为对死亡话语的论述日见其多，学界对中国现代小说死亡叙事话语和审美特征的研究，相对于其实际成就而言，还显得非常欠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亦需更新。本选题重新选择这一概念，从死亡叙事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代小说，意欲使以个体生命意识为本位的死亡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价值凸显出来。死亡意识来源于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一个标志，死亡意识是中国文学重要、独特和深刻的表现，死亡叙事在三十年小说叙事发展中的变迁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举足轻重的价值值得重新审视。

在现代文学的大背景下，被压抑的主体性的生存环境对死亡叙事起着关键性的映射作用，对死亡叙事的形态书写、审美特征背后的死亡叙事深层动因及其流变、死亡本质的深层思考和死亡审美领域的多元挖掘，以及与之形成观照的生命意识的影响，都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和完善空间。文学史更是人类的精神史，作家主体的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与该时代的根本性联系在一起，作家内心与现实环境的冲突，成为死亡叙事的创作动力和现代小说研究的核心，可以抵达人类精神发展的更深层次。

本书立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实际，力图运用叙事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理论把握小说文本，在较为具体的历史语境的“复原”中把握死亡叙事流变的现代性及审美特征和独特价值，以期对现有的研究有所推进，对死亡叙事的变迁以及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特殊意义有所揭示。

二、 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

生命是审美的重要对象，审美是生命的内在需要。个体的价值、生命的自由、对生命的留恋、对死亡的拒斥，都是中国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精神内涵。现代性理论已经构筑出审美的生存态度与生存的悲剧性达成和解的法则，所以，死亡叙事在现实世界、精神世界和哲学世界之间呈现出审美的独特性。

在西方哲学中，人类面对死亡的态度经历了对死亡的诧异、对死亡的渴望、对死亡的漠视、对死亡的直面四个具有差异性的阶段，这种对死亡哲学的动态考察反映了死亡哲学发展的必然性和独立性。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就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探讨死亡的本质和意义等问题，研究著作数不胜数。在中国，可能受到传统的“重生轻死”观念的束缚，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写道：“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说明在清代小说中已经开始表现出鲜明而浓重的死亡意识。但是，受到中华民族传统审美心理的影响，直面死亡的审美心态和悲剧意识及相关研究始终没有成为创作和研究的中心。

与20世纪80年代前的研究相比，近四十年来，学界对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的关注与研究热情在上升。仅在中国期刊网上就可以找到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和死亡主题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近80篇，其中学位论文有40多篇，包括硕士学位论文39篇和博士学位论文4篇。中国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研究的既有成果，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最常见的是作家作品分析，研究者重点考察作家的生死观或创作中死亡意识或死亡书写等主题意蕴与审美特征，集中在鲁迅、郁达夫、巴金、冰心、萧红、废名、沈从文、老舍、路翎、张爱玲、林语堂、师陀等作家及其作品上。考察单一作家作品的死亡意识，最有代表性、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是鲁迅研究，论述最多的是鲁迅及其作品中的死亡意识，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从1988年张鸿声的《从狂人到魏连殳——论鲁迅小说先觉者死亡主题》到2012年薛文礼的《略论鲁迅作品中丧葬仪式描写的悲剧性和文化意义》，作为解读现代文学的第一扇窗口，鲁迅精神始终是被阐释的历史对象。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挖掘鲁迅的精神世界——与生命意识并重的死亡意识、绝望体验、幽暗意识，死亡意识、生命意志与道家文化的关联，鲁迅向死而生的基本生存方式和基本思想方式，研究成果突出，观点丰富深刻。另外，还有一系列鲁迅研究专家，继王瑶和唐弢等前辈之后，严家炎、李泽厚、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王乾坤、王晓明、朱晓进、魏韶华等以各种角度研究鲁迅，开掘鲁迅各类文本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对鲁迅精神有较成熟的学术梳理。不过，这类研究大多探讨鲁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文化信仰和哲学内涵，肯定了鲁迅具有“生命悲凉感”和“反抗绝望”的精神世界，以及鲁迅作为思想界先驱唤醒民众的启蒙作用，而较少从死亡叙事的角度切入小说文本并对其对后世叙事的影响进行学理性探讨。

作家研究之外，作品研究较为集中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刘贤平的《〈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死亡意识》，探讨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死亡意识如何通过人物对生的渴求变形地表现出来；硕士学位论文如韩文萍的《难以走出的人生困境——论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死亡焦虑》、肖国栋的《论〈呐喊〉〈彷徨〉死亡叙事的意蕴及特点》和魏霜霜的《历史悖论中的悲剧生命抗争——论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这类研究的优势是对独立作品的感悟和理解比较深入透彻，但因为选材比较单一，往往像作家研究一样，将研究对象孤立化，或忽略该问题的复杂性，或缺少比较开阔的研究背景和宏观视野，没有形成自觉的史的意识。

第二，对某一现代文学流派死亡意识或死亡主题的研究，五四乡土小说、新感觉派小说和七月派小说中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意识成为研究的重点。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为近年来的硕士学位论文，如冯爱琳的《死亡视域中的张爱玲和新感觉派》、杨丽的《论五四乡土小说的死亡叙事》、刘小容的《论七月派小说的死亡叙事》等。流派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同一时期不同作家之间死亡叙事创作动因或审美风格上的共性，从横向上进行比较也更有利于突出作家作品的独立品格，但在群体选择的同时，研究往往保持文学流派的相对独立性，难以体现死亡叙事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

一是个案解读。以往研究中数量最多的是从现象学或阐释学方面展开对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式的解读。如袁盛勇的《萌发与沉落：自我意识与鲁迅小说中的死亡》，通过分析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死亡主题的时代内涵和文化特性，分析死亡形态面前自我意识的可能性，考察自我意识与个体死亡的关联，以及在自我意识的萌发与沉沦的双重展现中，鲁迅小说所获得的一种现代感。黄健的《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考察作家如何将性观念的矛盾和信仰的缺失凝聚为死亡焦虑，以及如何进行超越，认为死亡意识既验证了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困惑，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还有从文艺与民俗的角度解析文本的，如范志强的《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从隐喻型民俗和奖惩型民俗对大众的约束出发，对《祝福》进行了另一种解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文化意义。

二是比较研究。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础，是人类认识、区别、确定事物异同关系最常用的思维方法。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途径较多，如将中外作家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孙亦平的《生命哲学的文化观照——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亡意识比较》，通过二者死亡意识的比较，考察他们对待生的态度，以及在探索这个哲学命题时的文化差异和死亡沉思中人类生命的一体性；吴小华、靳明全的《论郭沫若与川端康成的死亡意识》，通过两位作家在生死临界点上态度的不同反观死亡意识的文学表达和中日文化的差异；张连桥的《〈边城〉和〈雪国〉的死亡意识比较》，通过比较小说中的死亡细节，分析沈从文和川端康成两个作家的死亡体验，挖掘两个作家的死亡观和死亡意识的差异，追问死亡体验和宗教在两个作家创作中的影响以及不同的悲剧观等。中外比较的开阔视野有利于从作家的文化背景、哲学背景和审美差异等角度切入，通过与不同民族文学的接触，发现作家之间或作品之间存在的实际联系。但是，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有时不是显性的，文学思潮的渗透或呼应，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有大有小，比较研究如果只是停留在作品表层细节比较，局限于外力作用下接受、模仿或类的研究，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富有启示性结论的。

除中外比较外，古今作家作品纵向比较也有一定的成果。吴小美、肖同庆的《是复归与认同，还是告别与超越——对鲁迅与屈原关系的思考》，通过对鲁迅与屈原的“流放意识”、先哲精神、人生旅程及行为方式抉择的比较，探讨鲁迅对屈原的超越；田美丽的《论张爱玲小说与〈红楼梦〉的死亡意识》，分析张爱玲和曹雪芹小说中对死亡的不同理解和对时间不同的处理方式等。古今比较研究的价值在于，在深度挖掘创作主体的死亡意识时，体现作家的精神资源和精神世界。

比较研究的第三种途径是同时代作家作品比较。有的透过作家生死观的异同审视作品中死亡书写的异同，如吴小美的《鲁迅与老舍生死观的比较》、张云峰的博士学位论文《乡愁与中国现代生命诗学——以鲁迅、萧红、穆旦为中心》中第二章第四部分“死亡是人类永远的故乡”。时代和社会的土壤铸就了作家对现实和对死亡的深刻洞察，作家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同质性，以及作家之间时空距离的切近，使这类横向比较研究成为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学史现象。

比较研究有时还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之间进行，如薛文礼的《略论鲁迅作品中丧葬仪式描写的悲剧性和文化意义》，主要以鲁迅的《明天》、《孤独者》、《铸剑》和《记念刘和珍君》四个文学文本为考察对象，从民葬、族葬、国葬、公祭等丧葬形式的文化意义出发，分析鲁迅站在批判国民性的立场，对时代现实不断深入的文化批判和对民族整体悲剧的揭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三是综合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肖百容的专著《直面与超越——20世纪中国文学死亡主题研究》，作者使用实证主义研究、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对20世纪诗歌和小说进行考察，在第二、三、四章里，强调五四时期的自杀观是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精神被高度张扬的一个表现，30年代的自然主义死亡观是对生命和自然的顺应，考察社会现实条件下鲁迅、冯至、沈从文、林语堂、废名等作家不同的死亡观，以及他们的小说和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形成和发展及不同的审美特征，并将新时期文学中探索死亡的个体价值和个人情感认同为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恢复，在20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下显示了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和现代性。但是该专著将3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的死亡书写归结为普遍的英雄主义思潮和社会心理，未免忽略了40年代的巴金、张爱玲、丘东平、路翎等作家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人性扭曲、原始强力等悲剧内涵变化的特殊性，而且就小说这一文体而言，三十年里的叙事流变完全没有被挖掘出来。新时期小说的死亡叙事虽然承继了五四文学对民族意识的接受与改造，但作家主体所经历的十七年历史和十年“文革”的动荡，与三四十年代不同性质的战争背景截然不同，对死亡意象的选择与审美观照也截然不同，显示在创作中的死亡叙事风格也是截然不同的。

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类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的死亡叙事研究，论著数量比较可观，涉及的范围较广，但是目前的研究对象比较集中，且成果零散。大部分研究者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研究某一作家或作家的某一部分作品，微观研究成果较多，宏观研究成果较少。绝大部分研究聚焦于死亡形态及其社会意义，对死亡叙事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的论述还不是很多，特别是对中国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变迁、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充分发掘个体意识的现代性欠缺系统的梳理，对死亡叙事创作的深层动因还缺少正面的深入的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审美特征和精神内涵还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尚需进一步挖掘。因此，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死亡话题的嬗变出发，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在死亡叙事中的精神取向、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文化隐喻和叙事策略，以及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展现出来的审美风格，最终体现为“人的文学”的现代性审美指向研究，可能会给已有的研究成果带来一定的突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便由此凸显出来。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书以中国现代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文本为主要研究案例，以死亡叙事中作家的精神取向、死亡叙事的形式策略、死亡叙事的审美风格和死亡叙事的文化隐喻等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死亡叙事的基本要素的梳理和分析，对死亡叙事的审美风格和文化特性做初步的概括。现将本书中论述的要点概述如下。

第一章，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现象及成因。该章主要采用文学的外部研究的方法，对现代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形态进行概述，总结出死亡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表层形态。概述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历史语境，以及现代历史语境中的死亡话题在现代小说中的变迁。着重从现代作家死亡意识的形成及在小说中的创作嬗变角度来论述。死亡意识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个体生命意识、时间意识、革命意识、民族意识等不同程度的交织重叠，表现为小说中死亡叙事内涵的不断被置换、改写。

第二章，中国现代小说中死亡书写的精神内涵。个人的独特生命体验成就了死亡叙事的本质，本章以现代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品为研究对象，探索作家死亡意识的产生以及对小说创作的影响，通过因果互证的方法来加深对作品中死亡内涵的理解。从作家的生命意识与小说中死亡主题的互动出发，探析现代小说中死亡话语的精神内涵。对作家而言，存在、超越与自我拯救是现代作家永远的精神困境。

第三章，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策略。该章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从艺术形式角度出发，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探讨中国现代小说的死亡叙事与形式追求。首先探索死亡叙事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挑战，并以西方理论家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的叙事学理论来探讨小说中叙事视角的转变、叙事序列的多样性和叙事话语的策略等小说中死亡叙事艺术形式的转变。而死亡叙事变迁的深层动因表现为话语转型、作家创作心理和审美意识的转变。

第四章，中国现代小说中死亡叙事的审美风格。在小说的艺术形式探析的基础上，梳理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审美风格。死亡叙事中的暴力审美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的突破，死亡叙事的中和之美体现了对中国传统审美的继承，战争的历史语境使三四十年代小说的死亡叙事体现出悲壮美和崇高美，政治话语中解放区小说的死亡叙事呈现为叙事功能缩小的特殊性。

第五章，中国现代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文化隐喻。通过死亡意象的选择与凝练，揭示出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文化隐喻。“铁屋子”“家”“旷野”等死亡意象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流浪之间形成对应关系，对死亡意象的审美书写隐喻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该章揭示生命意识的觉醒与现代小说家的现代性、革命政治的信仰与现代小说家的启蒙困境、人类精神家园的寻找与现代小说的哲学命题等重大课题，在分析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文化隐喻的基础上，从文艺心理与民俗的关系出发，挖掘小说的文本世界中丧葬习俗的审美功能和文化意义。

第六章，中国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后续影响。就创作主题而言，死亡是人类永远的故乡。死亡书写的后世影响与审美突破，直面死亡的态度，体现了现代小说向传统文学的挑战。20世纪80～90年代的死亡书写出现了更多的审美形态，体现为无功利性的审美尝试，并再次回归到中国现代小说死亡书写的文学史意义，即“人的文学”的现代性审美指向。

结语，“人的文学”的现代性审美指向及文学史的沉思。文学关注的始终是人——人的生存和人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通过死亡叙事对生命个体的存在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民族文化中对失落个体的寻找与发现，是五四时期开始的小说的价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