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木版画《天启四骑士》

本书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讲述流感，从史前讲到1918年，从地球讲到人类，从病毒讲到观念，再从观念返回病毒本身。其核心是西班牙流感如何浮出身影并横扫全球，继而又倏忽而去，以及它对人类造成了怎样的改变。但故事有时也需要暂停一下，以便我们仔细审视是什么样的经历将一个个群体撕裂，又是什么使他们重新凝聚。在1918年，纽约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阿拉斯加的尤皮克人，以及波斯圣城马什哈德的居民，他们之间除了感染的病毒相同，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了。在每一个地方，文化等因素决定了人们与病毒抗衡的不同方式。于是，随着大流行降临到世界各地，一幅幅画面深刻揭示了西班牙流感的社会属性，而暴发波次恰好扮演了“导线（fil conducteur）”的角色。

再造的1918 年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电子显微照片

1917年4月，美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秋季，来自广大农村地区的青年开始纷纷涌入各地军营，接受选拔和训练，随后加入美国远征军（AEF）开赴欧洲。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兵营（Camp Funston）就是其中之一，它既向其他本土军营输送兵源，也将部分士兵直接运往法国。

1918年3月4日上午，芬斯顿兵营的一名食堂厨师阿尔伯特·吉切尔（Albert Gitchell）向医务室报告，感到喉咙痛、发烧和头疼。到了午时，已有100多个类似病例受到了处理。随后的几周，病人多得让营地的总医务官不得不申请一个机库来进行收治。

到了4月，这场流感还只是作为“流行性疾病（epidemic）”被局限在美国的中西部、士兵登船的东部沿海城市以及下船的法国港口等地。截至当月中旬，它已被传播到欧洲西线战场的战壕里。随后，这场流行病迅速地传遍整个法国，进而又传抵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1918–1919年英国的三波大流行：每周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率

5月，流感已出现在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以及再向东1300公里之外的苏俄港城敖德萨。临近月底，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和首相及内阁成员也在马德里一起病倒了。与此同时，流感登陆北非，并在非洲绕了一圈后，于月底前直抵孟买。从印度，它又继续东移，而后似乎在某些地方与相对方向的流行病迎头相会，因为据报，东南亚早在4月即已出现流感。而日本则在5月底暴发。

6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古怪的流行病已席卷中国华北。北方城市天津已报告了20000宗病例，同时北京也有‘数千宗’。几日来，大部分钱庄和绸布庄已关门歇业，警察也不能上岗执勤”。

7月是澳大利亚，大流行随后似乎开始退去。

西班牙流感第二波次传播线路图

8月，流感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第二波次暴发，进而成为最严重的一波大流行。它从下半月于大西洋两岸的三个地方同时暴发：一艘英国军舰把流感带到了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一艘来自欧洲的轮船（疑似）把流感带到了美国的波士顿；而法国布雷斯特的流感，要么是来自源源不断涌入的美国远征军，要么就是来自那些到这座城市参加海军训练的法国新兵。

美国1918年大流行与普通流感死亡率的不同年龄分布（单位：每十万人；虚线为1911–1917年的普通流感，实线为1918年的大流行）

随后，第二波次从以上三地迅速向外扩散。9月初，它随着从法国返回的运兵船利维坦号重返纽约，然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传遍整个北美地区，进而渐次波及了中美和南美地区。加勒比地区的流感是从海上随着邮船而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马提尼克岛终于在11月底未能幸免。而巴西的北部港城累西腓则是在9月16日，一艘英国邮船德默拉拉号带来了首批感染病例。

西班牙流感从弗里敦顺着西非海岸散播，并通过河道网和殖民者的铁路网向内陆延伸，继而在内陆的铁路终点，经被感染者蹬着自行车、驾着独木舟、骑着骆驼或通过步行，将病毒携往最偏僻的村落。拥有众多港口和发达铁路网的南非对疾病可谓大开门户。9月，曾经停靠弗里敦的两艘运兵船将流感带到了开普敦。当时，南非原住民劳工团共有21000人在法国工作，而雅罗斯拉夫号和沃罗涅日号将其中的约1300人运回。当船只到港时，基本的检疫隔离措施虽被实施，但并未确认全部病例，一些被感染者登上火车回家。流感由此从南非迅速扫荡了整个非洲南部，直达赞比西河对岸。

11月，今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出现流感病例。据阿比西尼亚的摄政王，即日后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所说，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10000人丧生。

至于欧洲，截至9月底，流感已席卷了大部分地区，并迫使军事行动再度停止。10月14日，患有肺结核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在布拉格因染上流感而卧床不起。病中的他透过窗户见证了奥匈帝国的崩溃。物资供应极端匮乏，革命运动正在积蓄力量，捷克即将宣布独立。

对于波兰，西班牙流感中的经历则是其现代历史中的一段悲怆回响。1918年之前，这个国家已经被几个强邻完全从地图上抹去——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将它瓜分。当波兰即将于1918年底复国之时，第二波次正从三国占领区的方向分别涌进波兰的地理中心——华沙的维斯瓦河。与此同时，在德奥两国的许可下，波兰临时政府于被占领土上被建立起来，但其领导人扬·斯特茨科夫斯基（Jan Steczkowski）却在华沙城中病到了。

第二波次的秋季流行病从西南到东北如一条长长的折线划过了苏维埃俄国的领土。流感很可能是在几天或几周之内，经归国的战俘从边境的不同地点侵入了苏俄的辽阔国土。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早在8月，流感和斑疹伤寒、天花、脑膜炎，连同“精神错乱（insanity）”一起出现在彼得格勒。截至9月底，于莫斯科新近成立的卫生人民委员会已经收到了来自各地的有关大流行的报告。

苏俄内战、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及英俄之间为争夺对波斯的主导权而爆发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使得流感迅速在亚洲北部蔓延。它通过几条不同的路径，如从东北方向经圣城马什哈德高效地侵入了波斯。

1919年西班牙流感期间戴着布口罩的中国妇女

9月，流感到达印度，又于10月返回中国。当月月底，一场流感使日本首相原敬取消了觐见大正天皇。11月15日，美国纽约宣告第二波次结束。到12月为止，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流行均已平息。全球范围内绝少有地方幸免，只有个别的例外：南极大陆、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和亚马孙河入海口处的马拉若岛；还有一个就是澳大利亚，其凭借严格的海事检疫措施将西班牙流感拒之门外，由此成为一个惊人的特例打破了人类在大流行面前无力自保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1919年1月，澳大利亚解除了检疫措施，结果证明被解除得太早了，因为第三波次恰好在那时到来。在致命性上，这一波次居于前两个波次的中间。当流感最终在澳大利亚取得立足点后，有12000人死于1918和1919年之交的南半球夏季。可叹的是，这并非唯一一个放松了警惕的地方。

当第三波次到来时，全球各地的人们尚处在第二波次造成的惊恐中。美国纽约，高峰出现在1月的最后一周。而当它抵达欧洲时，巴黎和会还在进行。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都病倒了，这很好地证明病毒超越了地缘政治的界限。

有些人假定还有第四波次在1919和1920年之交的冬天袭击了北半球，可能夺去了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待在英国的加拿大医师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的生命。多数人认为，第三波次的结束，也即这场全球大流行作为一个整体，在北半球结束于1919年5月。然而，南半球还要再多经受几个月的折磨，因为在时间上，相较于北半球的相应阶段，双方在时间上并不同步。

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在1918年6月至1919年3月的死亡率（单位：每千人）

当然，有些国家属于特例。巴西只在1918年秋经历了一个波次的大流行。但智利的第二波次却在整整一年后方才到来，而洗劫了智利首都的最严重的第三波次则是在1920年初方才到来。位于秘鲁亚马孙丛林深处的伊基托斯，即使在今天也只能通过水路或空路才能到达。地理位置上的隔绝状态使这里虽只受到了一个波次的袭击，但也正是这种隔绝状态，外加医疗保健的匮乏，从而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作为当时亚马孙丛林地区橡胶贸易的中心，伊基托斯的死亡率相当于利马的两倍。

1920 年大流行期间，日本女学生带着防疫口罩

最后波次死亡率的激增同样出现在太平洋另一边的日本。相对于“早期流行（Early Epidemic）”所指的1918年秋，日本人所谓的“后期流行（Late Epidemic）”开始于1919年底，并一直延续到1920年。3月18日，位于东京以北500公里处的庄内町，一个日本农民在日记里写道：“京四郎得了感冒，还咳嗽，所以就去参拜了观音寺村南面的‘止咳法师’神像。”从这一记载的上下文可以断定，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京四郎患上的正是西班牙流感。果真如此的话，他应是这场百多年前大流行的最后一批病例，因为到那时为止，第三波次已在世界各地结束了。

 预计2021年4月出版

苍白的骑士：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了世界

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英〕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 著

祁长保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