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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1-06-10

【社会万象】 荐读丨黑色的旗,蓝色的海:美洲海盗史

作者:甲骨文 来源:《黑色的旗,蓝色的海:美洲海盗史》
发布于 2021-03-10 浏览量: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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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这幅二十世纪早期的画作,描绘了海盗黑胡子与英国海军中尉罗伯特·梅纳德于1718年11月末在“简号”单桅纵帆船上交手的情景


1726年4月末,约翰·格林船长(Captain John Green)终于准备起航了。最后一些食物、淡水和物资也被运上停泊在宽阔的牙买加金斯顿港(Kingston Harbor)码头的“伊丽莎白号”(Elizabeth)。格林和他的十六名船员打算横跨大西洋,到非洲的几内亚海岸(Guinea Coast)运送一船奴隶,这些奴隶正是支撑牙买加这个岛屿上残暴经济的主要劳动力。牙买加那些面积巨大且利润丰厚的甘蔗种植园都是靠数以万计的奴隶来完成极为辛苦的甘蔗收割和加工工作的,他们生产的产品满足了越来越多大英帝国国民在喝茶、喝咖啡及做蛋糕时加入甜味剂的渴望。绝大多数幸福的消费者并不关心提升味觉享受背后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种植园奴隶的死亡率非常高,所以种植园主们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奴隶,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对糖的需求。如果没有像格林和他的船员这样的人提供的服务,牙买加的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


“伊丽莎白号”从牙买加岸边湛蓝的海水中驶离后不久,麻烦就开始了。格林船长和他的大副托马斯·詹金斯(Thomas Jenkins)很快引起了大多数船员的敌意,船员们声称格林和詹金斯“给他们安排了繁重的工作”,还“把他们当作狗一样……野蛮地对待”。二十七岁的水手长威廉·弗莱(William Fly)利用了这种愤怒的情绪,开始策划一场哗变。5月27日深夜,当“伊丽莎白号”已经航行至距离美洲海岸几百英里远之后,弗莱和他的同谋者们决定,发动攻击的时候到了。


凌晨一点刚过,负责执勤的弗莱发出了信号。因知道即将发生的暴力事件而神经紧绷的弗莱和另外四人一起大步走过主甲板,接近了正在掌舵的莫里斯·坎顿(Morrice Cundon)。弗莱倾身贴近坎顿,在后者耳边低声地威胁道:“该死的家伙,你敢动一下或喊一句,我就把你的脑袋打碎。”为了强调自己的威胁不是一句空话,弗莱还撩开上衣,露出了插在腰里的枪。呆若木鸡的坎顿眼看着弗莱和紧随其后的船员亚历山大·米切尔(Alexander Mitchell)沿舱梯走到甲板下面,朝着船长的舱房去了。


这两个哗变者粗暴地弄醒了床上的格林船长,不顾他的激烈挣扎,硬把他拖到主甲板上。当他们即将把他扔进大海时,格林尖叫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水手长,不要把我扔下船去,如果你这样做,我会下地狱的。”十分享受自己新获得的生杀大权的弗莱,冷酷地命令船长跟着他说:“主啊,请怜悯我的灵魂。”然后,弗莱、米切尔和一个姓温思罗普(Winthrop)的船员就将格林推出船舷。不愿接受命运的船长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紧紧地抓住主帆的控帆索。然而,这只把他的死期推迟了一小会儿。当船长吊在海面上荡来荡去的时候,温思罗普抡起箍桶匠的大斧子,斧头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弧形,砍断了这位倒霉船长的双手,他整个人随即落入海中。


哗变者心中的嗜血因子仍在叫嚣,此时他们要找的是下一个受害者——詹金斯。舵手塞缪尔·科尔(Samuel Cole)向这位大副喊话说:“无耻小人,从你的船舱里出来!”但詹金斯刚刚听到了格林抵抗行刑者的声音,所以他根本不会听从这个要求。相反,詹金斯开始恳求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放我一条活路吧。”结果,詹金斯也被哗变者拖到主甲板上,温思罗普用尚染着血的斧头敲碎了詹金斯的肩膀,还在将大副扔进海中的同时大喊:“他应该去追随他的指挥官!”在水中一起一伏的詹金斯还在呼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扔给我一条绳子。”不过没有人会救他。哗变者们控制了这条船,将它重新取名为“名望的复仇号”(Fame’s Revenge)。他们的海盗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选举弗莱为船长之后,海盗们设定了到美洲近海水域寻找猎物的新航线。“名望的复仇号”是一艘双桅横帆船,这种规格的船还有个名字叫“鸟嘴船”(snow)。它算不上什么有威慑力的大船,船上总共只有四门加农炮和两门放在底座上的回旋炮,不过这些装备的威力已经足够实现船员们的犯罪计划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弗莱和同伴们夸耀地称自己为“冒险家”,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和新泽西之间掠夺了三艘商船,在此过程中还囚禁了一些俘虏。俘虏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商船“博内塔号”(Bonetta)的前船长威廉·阿特金森(William Atkinson),他当时正搭乘这些被俘船只中的一艘前往波士顿。由于阿特金森对当地水域非常熟悉,弗莱让他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为“名望的复仇号”领航,前往新英格兰;要么被海盗们“打碎脑袋”。


阿特金森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6月12日前后,弗莱要求他把这艘鸟嘴船驶向马撒葡萄园岛(Martha’s Vineyard),因为海盗们想要到岛上补充淡水和木材。然而,阿特金森心中却另有打算。他故意错过了马撒葡萄园岛,然后又错过了楠塔基特岛(Nantucket)。直到船已经开出很远,弗莱才意识到他们偏离了既定航线。弗莱因阿特金森的欺骗而怒不可遏,甚至扬言要杀了阿特金森,但他清楚自己不能杀死这个船上最好的领航员,所以他让阿特金森继续前行,并命令他设定一条前往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新航线,那里是新英格兰渔船聚集的地方。如果一切顺利,弗莱就可以在那里抛弃笨拙缓慢的“名望的复仇号”,换一条速度更快、行动更灵活的船。


早在故意偏离航线之前,阿特金森心中就已经有了盘算。他渴望有机会夺下这条鸟嘴船,而且他已经和其他几个俘虏分享了这个还未完全成型的计划。实际上,阿特金森过去就经常设想,如果自己的船被海盗俘获了他该怎么做。他已经下定决心,一旦被俘,他会先“迎合”海盗以获取其信任,“直到抓住反抗他们的机会”。阿特金森需要的只是一个突破口。


6月23日早晨,“名望的复仇号”行驶到新斯科舍以南约六十英里处的布朗斯浅滩(Browns Bank),这里是新英格兰渔民最喜欢的、能够捕捞最棒鳕鱼的地方。“名望的复仇号”上高高飘扬着被公认为象征着海盗的黑旗,弗莱和他的手下很快就突袭了一艘来自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的斯库纳纵帆船“詹姆斯号”(James)。不过弗莱想要的是速度更快的船,所以当另一艘看起来很好的斯库纳纵帆船进入他的视线时,弗莱让大部分手下驾驶“詹姆斯号”去追那艘船。


弗莱对一艘速度更快的船的渴望成了给他带来毁灭的根源。当时,“名望的复仇号”上只剩三名弗莱的手下,其中一人还能听他差遣,另一个因涉嫌阴谋哗变而被关起来,第三个已经烂醉如泥。与此同时,船上的俘虏人数却达到十五名,而且其中一些没有受到任何束缚。


“詹姆斯号”搭载着海盗们去进行劫掠勾当后不久,站在“名望的复仇号”船头的阿特金森就通知弗莱,说自己看到远处又出现了一艘渔船。考虑到这可能就是他一直等待的机会,所以阿特金森只是假装自己看到了更多的船。阿特金森激动地告诉弗莱,说他很快就会“拥有一支船队”。当原本站在接近船尾的高甲板上的弗莱表示反对,说自己从小望远镜中只看到一条船时,阿特金森叫他到船头来仔细看看。弗莱的举动证明他既不是一名出色的海盗,也不是什么辨识人心的能手,因为他把两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和一柄长剑都留在高甲板上,毫不怀疑地和阿特金森一起来到船头,然后坐在绞盘上,拿出小望远镜观察海面上的情况。


当弗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搜寻船只上时,阿特金森抓住这个毫无防备且没什么反抗能力的海盗首领,将他的手臂反剪在身后。与此同时,另外两名同样决心一有机会就要反抗海盗的俘虏冲上来,控制住了弗莱,这让阿特金森有机会冲到船尾取来一把属于弗莱的枪。他用枪指着弗莱,冷冷地对他说:“如果不立即束手就擒,你马上会被打死。”


听到这里发生了混乱,唯一一名还忠于职守的海盗沿着梯子爬上主甲板。阿特金森迅速转过身,用枪托猛击这个海盗的头部,并在另一名俘虏的帮助下,把他也制服了。弗莱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都被铐上铁链。他作为海盗船船长的短暂、血腥,几乎是闹剧般的职业生涯就突然地终结了。


阿特金森立即设定了前往波士顿的航线。与此同时,“詹姆斯号”上的海盗们则震惊地看着“名望的复仇号”正离他们远去。他们驾船一直追赶到深夜。但阿特金森是一名技术娴熟的水手,他在夜色的掩护下甩掉了追随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名望的复仇号”上的人都会听到弗莱连续不断的咆哮。他“诅咒自己,诅咒生他的人”,还诅咒“上天……审判他的上帝,(以及)所有对英国人展现慈悲心(或放过他们)”,而不是一抓到他们就把他们都杀死的海盗。他还希望“地狱里的所有恶魔都能现身,把这条船带走”——他无疑认为那样的命运也好过船到港后自己要面临的结局。


6月29日,“名望的复仇号”停靠在波士顿,这里是美洲殖民地上最大、最具活力的港口。戴着镣铐的海盗都被送到城中的监狱里。那座阴沉沉的石砌建筑有三英尺厚的墙壁,还有一个巨大的用橡木和铁制成的大门,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足有一英尺多长。迅速召集起来的特别海事法庭于7月5日做出判决,弗莱和他手下的两人因犯海盗罪被判处绞刑,剩下的一个,也就是那个醉酒的船员则被免于死刑,因为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笨蛋。


判决做出后的一周内,海盗成为镇上最流行的话题,也是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提供宗教服务的重点对象。马瑟是自己家族中的第三代清教徒传教士,也可以算是美洲殖民地中名气最大的人。他去探望了几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并恳求他们摈弃过去的罪行,在上帝面前悔过。马瑟声称这是能让他们在执行绞刑后“避免在地狱里受折磨”的唯一方式。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日,马瑟在波士顿的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今天的老北教堂(Old North Church)]布道,他谴责海盗的罪恶行径,赞美全能和仁慈的上帝的法则。两名遵从马瑟的恳求、已经做出忏悔的海盗也聆听了布道,并成了坐满教堂长椅的教区居民的怜悯对象。不过弗莱拒绝出席,还声称“他不想被暴民们盯着看”。弗莱甚至还厚颜无耻地告诉诚恳但唠唠叨叨的马瑟,说他不能忏悔,不能否认自己过去的行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悔意,所以不能“对世人撒谎”。


两天后,一辆马车来到监狱,将罪犯转移至他们将被处决的港口边缘。尽管“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弗莱已经绝食近一个星期,只偶尔喝点儿水,但他的精力却令人意外的充沛。一名目击者说“弗莱以一种充满勇气的方式轻快地跳上马车”,而他的两名同案犯则表情严肃地爬上车。成千上万的人在街道两边排成长队,迫切地想要亲眼见证这场耻辱的游街。马瑟说弗莱打算“勇敢地迎接死亡”。他手里举着一小把花束,甚至还恭维了沿途的一些观众。他“灵活地爬上(绞索下的)平台”,并对聚集的人群微笑。然后,为了彻底展示自己所谓的勇气,他指责刽子手“干不好自己的工作”,然后亲自给绞索重新打结,好让它能正常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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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从东南方向远望美洲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城镇波士顿的景象》(A South East View of the Great Town of Boston in New England in America),创作于1736年前后。这幅画主要是根据一幅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创作的,画中描绘的是威廉·弗莱和他的同伙因海盗罪受审时波士顿的样子


三位本地牧师为他们做了祷告,每个海盗都有机会留下临终遗言。其中两个人用这个时间进行祈祷,并警告围观者们抵制诅咒、酗酒和不守安息日等他们自己没能抵制住的罪恶的诱惑。当轮到弗莱时,马瑟希望他最终能够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但这一希望是徒劳的。即便是在脖子上套着绞索时,弗莱依然态度轻蔑地看着下面的围观者,他“建议船长们”好好对待自己的船员,否则就可能导致船员像他们这样发动哗变。尽管弗莱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且没有任何悔意,马瑟仍然获得了一点点儿满足感。因为就在弗莱要被吊起,迎接“即将到来的审判”时,马瑟注意到海盗的双手和膝盖都在颤抖。马瑟当时肯定在想,弗莱确实应该感到恐惧,因为不知悔改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必然面临更多报应。


行刑完毕后,海盗们的尸体被用小船运到波士顿港中一个名叫尼克斯之友(Nix’s Mate)的小岛上,那里距离波士顿大约五英里。弗莱的两名手下得到安葬,但主导这个悲伤、凄惨故事的弗莱却“被挂在铁杆上,这样的景象是对他人,特别是对在海上远航之人的警告”。


如此警告其实没什么必要。弗莱这场引人注目、充满血腥,但持续时间很短的海盗活动就是始于十七世纪晚期,被称为海盗黄金时代那个阶段的谢幕演出。这段时间是人们已知的海洋历史中最充满戏剧性的劫掠时代。当时的海盗在大西洋和印度洋里实施了严重的破坏,海盗之中不乏威廉·基德船长(Captain William Kidd)和黑胡子(Blackbeard)这类标志性人物,更有数以千计的,尽管不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同样做出引人关注、令人不齿恶行的海盗。海盗黄金时代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实际上成了海盗活动的同义词。


关于这个时期的作品已经有很多,本书也属于该文献范畴,但是其中包含着一种转变和发展。相较于宽泛地关注这一整个时代,《黑色的旗,蓝色的海》聚焦于那些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以外行动,或在美洲海岸沿线劫掠船只的海盗。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到1726年为止,这些海盗与殖民地之间有着极为紧密、往往很混乱,甚至经常导致致命下场的联系。尽管这种安排始于一种经济上利润丰厚的友好合作,但它带来的结果却是一场针对海盗的血腥战争,在从波士顿到查尔斯顿(Charleston)之间各个地方都有很多海盗被绞死。《黑色的旗,蓝色的海》探索了这种令人着迷的动荡关系的起源和本质,并在此过程中揭示了美洲历史上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一。


当然,美洲与海盗活动的联系并没有因弗莱在1726年被执行死刑就戛然而止。最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中期,美国同时击败了在北非海岸沿线骚扰美国船只的巴巴里海盗(Barbary pirates),以及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东部至墨西哥湾沿岸劫掠美国航运船只的西班牙海盗。在距今更近的案例中,二十一世纪的索马里海盗一直在严重扰乱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海上贸易。他们在以索马里为基地的航程范围内攻击并控制往来船只,并用这些船换取赎金。这些牟利活动和其他与美洲有关的海盗活动也是很吸引人的故事,但它们都不是本书涵盖的内容。这里将要展现的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黄金时代美洲海盗的历史。


《黑色的旗,蓝色的海》的核心在于海盗本身,就是那些做出在公海上进行袭击和掠夺这个决定命运的选择的人。但在谈论海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定义“海盗”这个词,并将其与私掠者(privateer)区分开来。“海盗”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十四世纪,它源自希腊语“peiratēs”和拉丁语“pīrāta”,宽泛地说,这两个词都有“袭击、攻击和伤害”[28]的意思。更具体来说,在与航海有关的语境中,海盗指的是在海上偷盗的人;它们是陆地盗贼的海上版本。


从人们能够驶入海洋开始,海盗就出现了。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的船只在海水中放下过一支桨,在海风中升起过一张帆,它就肯定与海盗斗争过,海盗被希腊诗人荷马称为“冒着生命危险,随心所欲地劫掠其他人财物的海狼”。备受争议的英国探险家、弗吉尼亚詹姆斯敦殖民地(Jamestown Colony)的创立者之一,约翰·史密斯船长(Captain John Smith)的评价就很正确。他说:“正如在陆地上一样,那些有很多人口的地方总会有一些盗贼,所以在所有船只频繁经过的海域中也会有一些海盗。”在史密斯做出这个评价近两千年前,罗马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已经明智地注意到:“没有海盗不实施劫掠的时候。只要人性的本质不变,海盗就不会消失。”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的历史中,关于海盗造成毁灭的故事数不胜数。


相比之下,私掠者则是驾驶归私人拥有、由私人装备的武装船只,经政府许可在战争期间追捕敌国船只的人。这种许可具体表现为一张“私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该证是由政府颁发的正式法律文件,持证人有权俘虏属于交战国的船只,并将这些船只和船上的货物据为己有。拍卖船只和货物的所得通常会由私掠者、资助其进行私掠活动的投资者和颁发许可证的机构分享。通常情况下,政府把私掠者作为一种扩大本国海上力量的手段,尤其是在政府的海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行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更具体地说,通过攻击和限制敌人的海上贸易及海军力量,私掠船可以给敌国的经济和军队造成野蛮的破坏,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国家,确保本国的胜利。鉴于私掠行为既具有合法性,又体现了让人无法忽视的与海盗行为的相似性,有人将其称为“获得许可的”海盗活动。


正如众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注意到的那样,海盗和私掠者之间的界限往往极其模糊,有时甚至是无法察觉的。私掠许可证本身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可疑的问题。同理,那些被贴上海盗标签的人可能会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暗示或明述的意愿,他们显然是在为国而战。让问题更加混乱的还有视角问题。就像美往往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判断一样,一个人眼中的海盗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私掠者。例如,虽然持有正规文件的私掠者在发证国看来是合法的,但被这些私掠者攻击的人们很可能会将他们视为海盗,这种含有贬义的标签更强化了这种行为看起来下流可耻的性质。


这本书是关于海盗,而不是关于私掠者的故事,尽管有些读者无疑会争论说,在某些案例中,从这个或那个方面划分二者的区别并不恰当。虽然如此,本书的重点将集中在被著名的英国法学家和政治家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称为“人类敌人”(hostis humani generis)的人身上。这些躲在海上的逃犯会劫掠商船,而且通常不会考虑受害者的国籍。他们做的都是违法之事,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他们不惜在公海上制造恐怖。


《黑色的旗,蓝色的海》中最根本的内容是关于那些表现得像海洋中的赌徒的人的,他们为寻找财富而劫掠商船的过程是一种风险很大,有时甚至会丧命的游戏。大多数海盗并没能收获经济上的高回报,他们的职业生涯也往往因暴力导致的死亡而早早终结。但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有些人,特别是那些于1700年以前在殖民地海岸外活动的人,最终成功地带着他们通过从事海盗活动赚来的财富全身而退了。


这本书也是一段关于胁迫,甚至是极端暴行的历史。海盗几乎总是能够仅靠威胁使用武力,而不是真正付诸暴力就让他们的受害者乖乖投降,但当这种方法失败时,海盗们也会为他们渴望的东西而战。然而,最血腥的冲突通常并非发生在海盗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而是发生在海盗和被派去消灭他们的军队之间。


这本书还是一个关于政治上的阴谋勾结的故事。在十七世纪晚期,尽管鼓励和支持海盗活动无异于公然藐视英国法律,但许多殖民者依然对此十分热衷。这些殖民者并不认为海盗是危险的劫掠者,反而把他们当作保护商业活动的天使、朋友和家人,因为在宗主国设定的苛刻贸易限制下,海盗能够帮助殖民地获得急需的货物和资金。有些殖民地总督甚至会接受贿赂,然后向海盗颁发私掠许可证,从而给海盗们打上官方的幌子,尽管总督们心里明白他们根本无意去追捕什么英格兰的敌人,而是要前往印度洋掠夺装载着伊斯兰世界财富的船只,然后把这些财富都带回家。


最后,《黑色的旗,蓝色的海》还是一个关于打击、惩罚和根除海盗的故事。针对十七世纪晚期日益严重的海盗问题,英格兰启动了政治、法律和海军行动,在打击海盗威胁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在1715年前后,海盗活动出现了复苏,海盗的数量也随之激增。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将沿美洲殖民地海岸线航行的英国船只当作劫掠对象。曾经被许多殖民者和他们的官方代表赞许支持的海盗,此时越来越成为对贸易构成严重威胁的致命敌人。在一系列法律、政治和军事手段的联合作用下,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弗莱和他的同伴被绞死在绞刑架上的时候,海盗几乎完全绝迹了。


除了叙述他们的作为,《黑色的旗,蓝色的海》还探索了为什么海盗要在法律和社会规范之外追求一种如此危险和暴力的生活的问题。海盗的动机往往很难辨别,尤其是在我们对大多数海盗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哪个海盗会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但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录,再加上当代人进行的学术研究,还是足够我们对这些“在死亡之王的旗帜下”航行的人们的动机,做出一些非常有趣的分析。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读者将会走进一道展示了那些在海上掠夺的恶棍的画廊。除了臭名昭著的基德和黑胡子,这里还有美洲第一个海盗迪克西·布尔(Dixie Bull);非同凡响的巴克尼尔海盗亨利·摩根(Henry Morgan);让整个殖民地都为他的成功而兴奋的托马斯·图(Thomas Tew);与海盗身份不相称的绅士海盗斯特德·邦尼特(Stede Bonnet);以施加酷刑和谋杀为乐的爱德华·洛(Edward Low);以及曾经得到像迈达斯国王的财富那么巨大的宝藏,却最终失去一切的塞缪尔·贝拉米(Samuel Bellamy)。


然而,海盗并不是让这个故事生动鲜活的唯一角色。其他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比如严苛的英国殖民地管理者爱德华·伦道夫(Edward Randolph),他对于支持海盗活动的殖民者充满了不屑;再比如被称为“国王”的亚当·鲍德里奇(Adam Baldridge),他是马达加斯加最臭名昭著的海盗栖息地之一的地头蛇;还有贪财的纽约殖民地总督本杰明·弗莱彻(Benjamin Fletcher);证明了黑胡子不是战无不胜的罗伯特·梅纳德中尉(Lieutenant Robert Maynard);美洲版“鲁滨孙·克鲁索”菲利普·阿什顿(Philip Ashton);以及在1723年夏天于布洛克岛(Block Island)附近抓捕了三十六名海盗的彼得·索尔加德船长(Captain Peter Solgard)。


海盗一直是流行文化中最丰富多彩、最令人难忘的明星形象之一。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书籍和电影把海盗当作一种标志性的主题,比如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以及1935年的电影《喋血船长》(Captain Blood),这部电影为好莱坞偶像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的职业生涯开了个好头。距离今天最近的还要数迪士尼公司的《加勒比海盗》(Pirates of the Caribbean)系列电影,爱卖弄、有活力、魅力十足的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扮演的杰克·斯帕罗船长(Captain Jack Sparrow)引发了对海盗的新一轮狂热,也进一步巩固了海盗对人类心理的控制力。海盗服会成为万圣节前夜最受欢迎的服装之一完全不令人意外。每年9月19日,还有众多忠实粉丝会庆祝“国际讲海盗行话节”(International Talk Like a Pirate Day)。


许多人以浪漫的眼光看待海盗,但除了那些在他们已经消失之后才编织出来的传奇故事以外,他们身上绝对没有任何浪漫之处。这并不是说海盗很无聊。恰恰相反,就算本书中出现的海盗无法与魅力四射、伶牙俐齿的杰克·斯帕罗船长相媲美,他们仍然算得上引人注目的角色。而美洲海盗的真实故事也绝对比任何被写成小说,或改编成电影的虚构海盗冒险更令人震惊和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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