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口红利实现路径转型：从劳动参与率转向劳动生产率

人口问题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关注人口转型的经济效应需要关注人口红利概念。在人口动态转型中，人口机会窗口形态随之变化，人口优势逐渐从人口规模向人口素质转变，因此，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必定从劳动参与率转向劳动生产率。在未来人口老龄化深化成为必然趋势的背景下，需要认识劳动生产率在人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人口机会窗口产生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现象，奠定了收获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人口红利是建立在人口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学概念，与人口机会窗口匹配的经济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市场营销决策、外交政策等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转变是人口发展过程中长周期的动态过程，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转变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人口机会窗口形态亦动态变化，再加上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导致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也随之调整，这是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观要求。因此，对人口机会窗口形态的判断和人口红利的获得要遵循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具有大尺度的时空视野。本章以人口转变为背景，重点考察人口机会窗口转型和人口红利形态转型，探索收获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路径的创新改革。

第一节 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最初，人口红利用来解释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人口增长与高速经济增长之间高度相关的关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总抚养比较低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将带来高投资率、高储蓄率、高资本形成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在低生育率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绝对规模从2014年进入下行通道，相对规模从2011年开始缩小，2010年以后累进式人口盈利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人口红利逐渐削弱。

人力资本存量将可供利用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削弱了“人口红利”效应，且逐渐改变人口红利的形态和性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人口规模优势开始削弱，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和储蓄积累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在劳动力供给优势削弱的同时，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和综合素质提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生产性资料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通过“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依靠创新知识（技术）、技术吸收和扩散，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教育质量的提高、培训的增加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延长了人口机会窗口的存续期，促使人口机会窗口从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为劳动力质量优势。质量型人口红利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弱化而强化，且没有明确的时限，至少目前我国仍然具有人力资源减少但依然充足、人力资本日益增强的人口红利基础，人口机会窗口正处在以人力资源为主向以人力资本为主转移的过渡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依靠高投资、高劳动参与率等要素驱动，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效率驱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因素。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人口形态转变改变了生产要素组合形态，从而导致人口红利的收获路径随之变动。本章立足于中国实际，构建了人口转型—年龄结构转型—人口机会窗口转型—人口红利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收获人口红利的历史经验，探索和展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继续收获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

第二节 人口转型的中国实际

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描述的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的动态变化规律。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由此开启人口机会窗口，人口机会窗口的形态随人口转变阶段发生规律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所展现的人口优势也发生转变，而人口优势转变使经济红利的方式和路径也发生变化。

一 人口转型是人口变动的动态规律

我国的人口转变属于典型的政策干预型转变。在人口转变的早期阶段，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缘于全国性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行，属于政策约束性下降。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在人口转变的后期阶段，生育率的继续降低和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在计划生育政策依然存在的前提下，人口自发性少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70年初，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从最早提出“晚（晚婚、晚育）、稀（拉开生育间隔）、少（少生）”的弹性政策，过渡到“三个多了”“两个不少”的刚性政策；1980年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调整为“城镇一孩、农村一孩半、部分二孩、少数民族自治”的多元政策，该政策是执行时间最长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底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底进一步调整为“全面两孩”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计划生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旨的中国生育政策动态模式，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综合作用下，急速完成人口转变，实现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三次出生高峰（见图4-1）。1949—1958年第一次“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规模为2064万人。第二次“婴儿潮”发生在1962—1975年，出生人口规模始终保持在2000万人以上，年均出生人口达到2583万人。当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的出生人口相继步入婚育年龄时，惯性规律造成1981—1997年第三次“婴儿潮”，历年出生人口规模回升至2000万人以上，年均出生人口为2206万人。1998年以后，历年出生人口规模再也没有回升到2000万人以上。虽然伴随近几年的生育政策适度放宽，出生人口规模略有波动，2017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2018年只有1523万人，但依然没有改变出生人口规模缩小的大趋势。另外，死亡率率先并快速下降，从1949年的20‰跌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6‰—7‰，并持续至今，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以上快速降至1957年的70.4‰，2000年进一步跌至28.4‰，2018年只有6.1‰，婴儿存活率大幅度提升。相应地，平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0岁增加至1981年的67.7岁；世纪之交突破70.0岁，2018年达到77.0岁，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图4-1 1949—2018年我国人口转变历程

二 人口机会窗口是人口转型的必然结果

遵循人口惯性规律，每一个出生队列的基本人口特征必然随时间在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递次复制和传递，直至生命结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为典型的年轻型，在此期间，两次“婴儿潮”伴随高生育率和快速下降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导致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始终维持在40%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5%。

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前两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渐次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并相互叠加，形成“劳动力潮”。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其绝对量和相对量不断增加。1953—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从占总人口的59.3%升至70.2%；少年儿童（0—14岁）人口规模伴随生育率下降而缩小，占总人口比重降至22.9%（见表4-1）。2010年以来，第一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相继进入老年期，演变为“老年潮”，人口老龄化加速，2018年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1.9%；但是，第三次“婴儿潮”出生队列人口步入劳动年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处于规模在10亿人左右的峰值期，比重始终保持在70%以上；少年儿童人口伴随稳定的低生育率水平，规模继续缩小，比重降至2018年的16.9%。

表4-1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

与此同时，人口总抚养比持续下降探底，从1950年的62.5（以15—64岁人口计算，下同）增至1978年的73.2，2010年跌至最低点34.2，然后开始回升，2018年为40.5。其中，前期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后期总抚养比的回升则主要受人口老龄化影响。

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转型，形成了劳动力供给充足、少儿抚养比急速下降、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的成年型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人口机会窗口，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优势。

三 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人口机会窗口的典型优势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增减速度差异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早于总人口到达峰值，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开启人口机会窗口的重要力量以及社会发展可供利用的人口红利资源。

1.劳动力供给规模巨大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石。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队列人口在改革开放后渐次步入劳动年龄阶段，昔日的“婴儿潮”随时间推移转变为劳动力人口大潮。1978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保持了高速扩大趋势。从规模上看，1978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为5.61亿人，1986年达到7亿人，1993年超过8亿人，2002年超过9亿人，2011年超过10亿人，2013年达到峰值10.06亿人。2014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出现缩小，但始终维持在10亿人左右，2018年为9.94亿人。1998—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均增速为1.66%，而总人口的年均增速只有0.99%。2014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负，总量开始减少，但存量依然巨大，相对于劳动力市场需求，劳动力供给规模仍然庞大。

2.劳动力价格低廉

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43.4元和133.6元；改革开放以来增长较快，2000年分别达到6280.0元和2253.4元，但依然处在解决温饱的低收入阶段，居民收入水平之低映射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2年我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力成本仅为0.6美元，只是美国的1/45、挪威的1/50、德国的1/44、日本的1/35。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我国劳动力成本甚至低于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果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为基准，我国50个制造业劳动力的报酬之和才相当于美国1个制造业劳动力的报酬。到2012年，我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的差距缩小，但仍处于成本较低的国家行列，是美国的1/17、挪威的1/30、德国的1/21、日本的1/16，仅与菲律宾持平。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成为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补充制造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了生产资料基础。

3.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

在发挥劳动力规模和劳动力价格优势的充分就业战略时代，我国的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高。第一，全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进教育公平，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2017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103.5%，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快速迈进，每年招收和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在800万人以上。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7年的10.5年。预计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0.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升，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力大军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第三，人口健康水平提升。1981—2018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67.8岁增至77.0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至6.1‰、8.4‰和18.3/10万，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总人口和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升为以人力资源优势为主的人口数量型机会窗口向以人力资本优势为主的人口质量型机会窗口转变奠定了基础。

人口形态变迁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奠定了基础，由于人口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人口机会窗口期和人口优势必将变化。那么，在人口惯性规律作用下，人口转型成为必然趋势，伴随经济发展形态转变，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也随之转变。

第三节 高劳动参与率是收获数量主导型人口红利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充分就业战略，围绕劳动力极其丰富的巨大人口优势，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为主轴，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释放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利用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把劳动力资源的规模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机会”和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劳动参与率成为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高劳动参与率是保证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人口优势转化为有效生产力进而收获人口红利的关键因素，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经济奇迹成为收获人口红利的全球典范。

一 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劳动机会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单一计划经济，经过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过渡，最终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纯国有经济形式，发展到多种经济形态、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格局。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开辟了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创造了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和创业方式，尽可能多地吸纳劳动力就业，走出了人民和国家共同富裕的双赢发展道路。截止到2017年6月，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已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 农村制度改革盘活了劳动力资源

农村制度从低效率的集体公有、统一经营、统一生产、统购统销体制改革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基本国情，大幅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允许和鼓励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工作，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效率。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流动人口仅为657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7%；2000年超过1亿人，2010年增至2.21亿人，2014年达到峰值2.53亿人，占总人口的18.5%；2018年略有减少，为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近年来，中小城镇计划性地吸收农民落户，大城市合理设置流动人口的落户门槛，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地转化为城市发展的生产要素，基本形成了以内陆向沿海、乡村向城镇转移为主的流动模式，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要就业行业，盘活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激活了地区发展活力，推动了整体经济发展。

三 经济结构调整吸纳了劳动力就业

在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价格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成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从玩具、纺织、服装、皮革、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迅速崛起，到如今快递、外卖、货运等共享经济的发展，这些产业吸纳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城乡就业结构发生本质改变。1978年，城镇、乡村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23.7%、76.3%，人口主要集中在乡村就业。伴随改革开放释放劳动力市场活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2014年城镇就业比重首次超越农村，达到50.9%，2017年城镇就业占比进一步提高到54.7%。

以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为背景、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改革，充分开发和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劳动参与率居高不下。1990年以来，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始终维持在65%以上，粗劳动率即总劳动率始终高于75%。虽然我国劳动参与率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并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见表4-2），男性、女性劳动参与率都处于高水平行列。人口机会窗口与劳动密集型生产特征重合，高劳动参与率促进了劳动力供给与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表4-2 1990—2018年部分国家的劳动参与率

表4-2 1990—2018年部分国家的劳动参与率-续表

在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社会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农村体制改革拓展了劳动力就业空间，加上经济结构调整，高劳动参与率成为收获数量主导型人口红利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高劳动参与率仍然是保证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时，人口优势转化为有效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为人口红利的收获奠定了坚实的生产基础。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95亿美元，仅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8%；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5.8%，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11.94%，创造了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社会经济奇迹，如经济总量、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转变等跨越式发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2000年解决温饱、2010年基本小康、2020年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的“三级跳”。

综上，在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下，高劳动力供给规模与低抚养比人口基础决定了高劳动参与率是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沿着这个逻辑，我国采取了充分就业战略，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充分挖掘了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第四节 提高劳动生产率——收获新时代综合型人口红利的改革大方向

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并存的情况下，后人口转变时期将削弱第一次人口机会窗口所创造的劳动力供给规模和抚养比优势，数量型人口红利渐趋消失，加之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通过高劳动参与率收获的人口红利优势将逐渐减弱。我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开始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双增长阶段”转向“一减一增阶段”，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不合时宜。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之外，发展方式必然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因此，对应的经济发展路径要从关注规模经济转向关注效率经济，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在人口形态与经济形态转变双重叠加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未来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的改革方向。

一 人口转变决定劳动生产率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人口机会窗口形态伴随人口转变而发生变化，这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结果。当我国从“劳动力潮”进入“老年潮”时，人口老龄化成为必然，从老龄化社会迈向深度、重度老龄社会不可避免。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源型人口机会窗口的人口优势不断弱化。在低生育率时代，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小但绝对量依然庞大，低生育率促使人均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增加，人口综合素质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日渐雄厚，老年人力资源蕴藏巨大开发潜力，这些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人口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到21世纪中叶的两个“十五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在两个“十五年”战略周期内，老龄社会逐渐进入常态化、深度化和重度化，并且从2014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劳动力资源减少而抚养比不断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区域产业转移将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劳动力供给的稀缺性特征日益显现，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消失。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经济增长的唯一推动力是通过现代生产部门扩张吸纳劳动力；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供给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投入与劳动力供给紧密相关，它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中长期途径与劳动力市场规模的短期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未来在劳动参与率降低、劳动力供给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量改变了人口机会窗口类型，人力资本投入成为促进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不会消失，而是转型为以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综合优势，这是新时代人口红利转型的基本形态。与之对应，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必然要从劳动参与率转向劳动生产率，这是人口发展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二 劳动生产率潜能提供基本条件

我国已进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发展要求从“量增”上升到“质变”。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进程逐步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优势，也为经济高速增长奇迹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石。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就业结构也相应弱化，并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开始逐渐被机器人替代。据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2000—2016年全球已有17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接管”，我国约占1/3；预计到2030年，全球还将有2000万个制造业岗位被机器人取代，相当于全部制造业岗位数量的8.5%，我国将占全球机器人市场份额的1/5，且1/3的新增机器人将“落户”我国。平均1个产业机器人可取代1.6个制造业工人，职业技术含量越低，其替代率越高。预计到2030年，我国机器人数量将达1400万个，高于年均新增就业岗位。因此，被人工智能挤出的剩余劳动力必须通过教育培训手段进行职业转换，进而流入技术技能相对较高的行业。在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小的前提下，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内部转移扩大了劳动力的回旋空间，这无疑将拓展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

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速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处于“量低速增”阶段。200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增速较快，2000—2018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均在6.5%以上，其中，2007年增速最快，达到13.1%，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只有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我国接近。但是从绝对水平来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与美国相比，差距更大。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未来我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均具有广阔的扩大空间，在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小的情况下，单位劳动力生产效率提升是弥补供给减少量的有效途径。

三 创新极激发劳动力产能

我国处于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成为必然，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基础。在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和生产资料均出现了新的特征，粗放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不足以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的新发展理念为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发展途径。创新型国家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开放格局等战略性的工作指导将激发全社会的发展活力，其中，创新技术成为实现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重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原动力。创新不只强调科技创新，同时强调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双轮驱动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释放创新活力。由于按照不同区位特征划分的区域内部具有同质性，未来应发展区域创新增长极，利用各区域的相对优势形成区域创新极，以优势区域创新极带动其他区域发展，并以创新增长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由此附着于创新极的劳动力要素将通过空间回旋提高单位劳动力产能，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四 产业内部高级化助推高质量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产业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路径自然变迁。在服务型产业导向前提下，随着经济结构渐趋成熟，劳动力向服务业部门集中，高就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三产业扩张，拉低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经济“结构性减速”。但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农业从单一化的种植业主导逐步发展为多元化生产方式；工业生产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产品单一向门类齐全转化；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新兴服务业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新时代的产业新业态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更高，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产业结构演变所呈现的内部高级化能够助推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经济“结构性减速”的程度。在服务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同时实现了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形成了“高劳动生产率、高消费能力、高资本深化能力”的高效率模式，实现了增长跨越和高质量发展。未来服务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除了传统型产业依托新技术发展新业务、新商业模式之外，以技术创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新兴服务业不断兴起，甚至催生出数字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等，经济形态高级化、分工优化将助推高质量发展。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红利从主要依靠人力资源、辅以人力资本向人力资本主导转型；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内在发展需求下，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必须实现从高劳动参与率到高劳动生产率的转型。因此，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未来的人口红利应建立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收获期的人口优势基础上，通过资本积累、就业结构调整、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延长人口红利的存续期。

第五节 人口红利实现路径转型实际

一 我国人口红利转型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剔除社会经济因素的人口转变仅是单一形态的人口特征，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优势只能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因此，经济发展形态转变是人口红利实现路径的必需条件，新时代经济环境转变决定了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必将随之转变。

从人口红利概念产生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实践应用，学者们对人口红利存续期、实现路径、类型等的争论不断，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红利并非一成不变。人口转变是长周期的动态过程，要从大尺度视野动态考察。无论是人口红利的实现途径还是所属类型，都不具有单一性。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机会窗口随之转变，对应的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也发生变化。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数量型人口优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及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需求的有机结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源发挥了主导优势，高劳动参与率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在后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抚养比升高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不复存在，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导致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其中，第一次人口红利收获期积累的人力资本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单位劳动产出，即劳动生产率水平来收获人口红利。

未来的人口红利属于综合型人口红利，在人力资本成为收获人口红利的基础时，人口规模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再加之人口迁移流动频繁，辅以强国战略、科技兴国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等社会发展政策，人口转型过程中的人口优势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此外，随着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口红利必然发生转型，收获人口红利的路径也必然出现对应的转型。在劳动力规模优势向人力资本主导的转型过程中，劳动生产率代替劳动参与率成为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

因此，人口机会只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基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成年型时，配合恰当的社会经济政策，依靠高劳动参与率，实施充分就业战略，从而产生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充沛的优势，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当然，如果劳动力优势不能通过就业转化为经济成果，人口机会也会白白浪费。从生命全周期来看，劳动年龄人口队列最终会走入老年人口队列，劳动力优势势必逐渐削弱，单纯依赖充足劳动力所带来的高劳动参与率难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速放缓，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被削弱。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前期人口素质随之大幅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经济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力资本存量增加，在不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持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在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并行的过程中，从劳动力参与生产的环节来看，人口转变改变了不同时期人口机会窗口的性质，客观上要求开发人口优势的政策环境发生改变，人口红利转型逐渐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变。

二 延长人口红利收获期的政策启示

在人口惯性规律作用下，传统型的人口红利优势渐趋消失，人口红利在经济形态动态变迁过程中，需要注重人口红利转型时的路径转换。人口红利实现途径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的转变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发展转变的自然结果。在劳动力供给规模缩小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延长综合型人口红利收获期的重要举措。

一是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为基础，优化传统产业，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的前提下，对标欧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模式，找准发展点，重点突破，并且发展以创新技术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数字产业、信息产业等，有效分配劳动力资源。

二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探索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协调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资源要素，最大限度地调动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整合农村生产资源，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引导流动人口返乡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的同时振兴乡村。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企业是有效转化科技创新成果的主体，坚持“引、融、用”原则，引入前沿科技创新技术，与现有生产方式、生产技术融合，高效应用。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在保持原有生产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完善科技创新人才体系，建立“引得进、留得住”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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