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1564～1616）作为世界伟大的剧作家自其名于1839年被林则徐介绍到中国迄今，已将近200年。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接受与流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译者、学者、导演、演员从形式、内容到精神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着全新的解读、阐释和重构，出现了多种风格的中国莎剧演出面貌，其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为世界莎剧演出史所罕见，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针对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演出历程，国内学界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曹树钧、孟宪强和李伟民等，多以专著形式面世。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和孙福良于1989年出版发行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著作以时间为主线，条分缕析莎士比亚自19世纪30年代起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国戏剧舞台上的演出情况，堪称一部详尽的中国舞台上莎士比亚戏剧演出史学著作，为后起莎学者的舞台演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参考。1994年，东北师范大学孟宪强出版了《中国莎学简史》一书。该书内容涵盖面广，涉及翻译、舞台、评论、教学以及莎学机构，初步梳理了中国莎学研究的总体情况。四川外国语大学李伟民在中国莎学方面的研究专著颇丰，主要作品有《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2002）、《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2009）和《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与流变》（2020），前后缕析了中国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演出、接受情形，为同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论述和史料。同时，也有学者截取中国莎剧演出史中的某个历史片段进行研究，如安凌分析了《文明戏时期莎士比亚戏剧的改译及演出》（《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年第3期），李伟民在《真善美在中国舞台上的诗意性彰显——莎士比亚戏剧演出60年》（《四川戏剧》2009年第5期）中对新中国成立后戏剧舞台上的莎剧演出进行综述，郭英剑、杨慧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莎剧演出研究的代表，李军的《大众莎士比亚在中国：1993～2008》（2016）英文专著则更缩短了研究时长，专注于莎士比亚戏剧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融合关系。亦有个别学者针对戏曲莎演进行了专题研究，如李小林2011年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戏曲中的变形”聚焦于戏曲舞台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多的期刊论文作者则是针对莎氏某个剧本的舞台表演展开讨论分析。从目前中国莎剧舞台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或把传统戏曲与话剧舞台合二为一进行笼统述评，或把戏曲莎演作为研究重点，鲜有针对中国话剧莎演进行的专门研究，且多数专著或期刊文章撰写时间较早，21世纪之后的中国话剧舞台上的莎剧演出有待补充完善。

国际上研究中国莎剧演出的学者较少。日本学者濑户宏于2016年出版专著《中国のシェイクスビア》作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献礼，并于次年出版了中文译本《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海外华人Ruru Li(李如茹)和Alexa Alice Joubin(黄诗芸)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出版了专著Shashibiya: Staging Shakespeare in China和Chinese Shakespeares: Two Centuries of Cultural Exchange。两本专著均无对中国话剧舞台上的莎演进行具体研究或评述，前者虽集中于20世纪的中国大陆莎剧演出，但研究重点聚焦戏曲舞台，只列举了3部话剧演出，且带有很强的个人感情色彩，故其专著中的评述并不具代表性。而后者为弥补前者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莎剧舞台研究方面之不足，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全球华人聚集地的莎演为立论的出发点，从跨文化、文学的角度论述了自鸦片战争至21世纪之初华人以电影、戏曲、话剧、翻译、小说、评论、文本阅读等形式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史，涉及范围广，文化学术气息浓厚，因著述不以中国大陆为主体，未能凸显中国本土话剧莎演的特点。国外华人学者虽说在查阅外文文献方面没有语言障碍，但在国外对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占有资料不足，而国外一些相关文献的参考价值亦不大，其研究成果与国内演出实际不相吻合。最为关键的是，由于受西方定向思维方式或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学者对莎士比亚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接受与流变轨迹不甚了解，存有一定的误解。如，美国学者Murray J.Levith由于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变革的深层次认知，将我国戏剧舞台上莎剧演出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改造称为违背文艺规律的功利性误读，曾在其文章“The Paradox of Shakespeare in China”中说：“莎士比亚在中国被大量地挪用、改编以满足各自不同的目的。中国人给莎士比亚穿上各式各样的地方戏曲服装，……删除了原文本中有关性、宗教或违背中国政策规定的描述，相反，对莎士比亚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进行简单化处理，或丑化或误读。也许，中国是世界上对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意识形态方面利用最多的国家。”在不洞察现象背后成因的基础上就随意评判的态度是不足取的。中国莎学者有必要从舞台作品所处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分析其形成的原因，从结果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对原著精神造成伤害等角度衡量改演合理性，还事实真相于世界莎学界，进而纠正国外部分学者的片面认识。

综观国内外中国莎剧舞台研究，专门针对中国话剧舞台上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的广度及深度均显不足，致使人们无法从话剧角度对中国舞台上的莎士比亚达到一个全面的认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世界经典在我国传承近200年而长盛不衰，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通过研究其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嬗变过程，从其接受与流变轨迹中分析成功的案例，找到普遍性的规律，可为我们具体介绍、改编、研究其他外来文化以资宝贵的经验及可选择的道路。另外，结合中国话剧的发展特点，梳理莎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接受与流变，缕析莎剧演出与话剧舞台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与作用，可为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借鉴，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段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从演出内容到表演形式上的异同，归纳总结特点，拓展中国莎学研究中话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演出导表演理论和艺术方法新领域。

本书以时间为主线，秉承莎氏戏剧文本与话剧舞台导表演手法相结合、学术研究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宗旨，在详细分析中国话剧莎演史料的基础之上，把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接受与流变过程划分为文明戏（1899～1918）、初期话剧（1919～1930）、战时话剧（1931～1948）、“十七年”话剧（1949～1966）、新时期话剧（1977～1989）和多元化话剧（1990～2021）六个历史时段，从每个历史时期挑选具有时代特征的舞台演出作为代表，重点研究舞台演出模式、人物性格刻画、故事情节安排、主题思想表现、表演艺术手法等。通过对文本、剧评、演出录像进行演绎分析的文献研究法，回顾梳理、时段划分和分头解析的历史研究法以及横向和纵向对比的比较研究法，厘清不同历史时段国人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层面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接受态度与方式的异同，归纳演绎出话剧莎演中具有的社会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征，从而建构起中国话剧舞台上莎剧演出体系：文化转译—文化模仿—文化武器—文化写实—文化探索—文化改编之嬗变轨迹，总结出在外来文化接受过程中所遵循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学习到感性升华的自然规律。

本书试图从莎士比亚在中国话剧舞台上历经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找到“洋为中用”的影子，发现洋务运动著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口号，看似与该词义相近。在分析文明戏期间莎剧演出与洋务运动之间的联系，发现文明戏之所以存在利用舞台莎演抨击专制时政的社会化（具有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倾向性）现象，纯粹是爱国导演、演员出于社会责任感利用“幕表制”表演手法对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自觉化改演的产物。抗战时期，以余上沅、田汉、李健吾、黄佐临为代表的前辈编剧导演，特别是余上沅呼吁倡导国防戏剧运动，演出了影响深刻的诸如《哈姆雷特》等社会性明显的莎剧，是一种自发性的反对侵略之举，而非为个人利益。从以上成功案例的分析可知，舞台艺术的社会化与功利性不可简单画等号，社会化亦不应成为自带贬义词属性而存在于文艺评论中。

文艺的民族化（具有当地民族文化特征）改造理所当然存在于“洋为中用”范畴，因为对外来事物的接受都必经一个从陌生到认知的过程。从文明戏翻译、改编、演出中进行的中国传统舞台艺术手段、故事情节、人文精神的改造，大多出于拉近观众的目的，西方认识新事物岂有他法？难道是生拉硬拽？话剧舞台上的莎剧演出对中国戏剧民族化改造功不可没，而非教条主义者所鼓吹的不穿宫廷王子服饰就不能饰演哈姆雷特的极端僵化做法。抗日战争时期，莎氏话剧舞台上表演、故事的本土化、中国化改造，将群众引入似曾相识的语境当中，在宣传莎剧主题精神的同时，让群众认识了话剧与莎士比亚，与莎氏的剧中人物形象初步有了眼缘，才会有观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舞台艺术性改造中也不免有民族化的影子。话剧莎演在舞台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功佐证了适度的民族化改造有利于助推莎剧人文主义精神的宣传教育作用，若偶有伤及原著的弊端，与可拉近群众距离、利于莎剧传承相比，乃实为末与本之关系。

艺术性是文艺作品的生命。纵观中国话剧舞台上的莎剧演出，舞台作品浩瀚，艺术化编演占着大多数。文明戏时期，莎氏故事剧演甚多，有幸被记入文献已属难得，但大多湮没流失，缺乏舞台艺术性是必须要承认的硬伤。20世纪30年代对西方写实舞台的表象模仿、40年代的抗战莎剧以及五六十年代的斯坦尼体系理论指导下的写实莎剧，虽烙有时代特征，但舞台艺术化却是主流。张奇虹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舞台上坚持写实原作的前提下借鉴中国传统戏曲中抛绣球的写意手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坚持舞台艺术性是我国莎氏话剧演出中的主流，亦是社会性、民族性和艺术性三个特征中体现最明显的一个。莎氏话剧演出史上出现数量众多的艺术水准很高的作品，得到国际莎学界的关注、欢迎和肯定，为世界莎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莎剧演出是否必须忠于原著的问题，是外来经典传承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众所周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多样性的现实需求决定了文化只有保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才具有在世界范围受到欢迎的潜质。如果全球每个民族文化都千篇一律，那么整个世界将变得枯燥无趣，毫无生机可言。原著与舞台演出实际上是滋养与反哺的关系，即使优秀的世界经典若不浸染于当代文化语境之中，不被融入现实元素，百人一面势必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遭遇无人问津的结局。为此，合理的社会性、民族性、艺术性改造才是莎剧经典世代相传的保鲜剂。

当然，在莎剧演出中，我们必须做到三个坚持：第一，坚持研究和演出结合。第二，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第三，坚持演出为观众服务。只要深入挖掘莎剧经典人文主义思想精髓，关注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以讴歌时代精神为主题，合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敏锐地捕捉经典与当下的契合点，一定能打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艺术与精神俱佳的精品，使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绽放更加炫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