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羊毛”传说

现在读刘迎胜先生的《丝绸之路》颇为应景，道理我们都懂。刘先生是蒙元史大家，对中西交通史方面的资料、叙述掌握得炉火纯青，使这部分为上下两篇（“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至少在资料容量方面远胜市面上一时间涌现的大部分同题材作品。

比如他跃出了李希霍芬晚近的“丝绸之路”的叙述，将这条丝绸之旅大胆地延伸到了古罗马时代，引用了罗马帝国时代作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叙述：赛里斯人（丝国人）“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在这段引文中，作者没有被“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这个表面的故事所迷惑，从“树叶上的白色绒毛……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些重要步序中慧眼独具地认识到，这就是老普林尼时代古罗马人心中想象的丝绸的由来。

这不禁让我想起西方古典时代最著名的两部史诗之一——《阿尔戈英雄纪》中最核心的情节：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前往黑海东岸南高加索古国科尔基斯（Colchis）盗取“金羊毛”的故事。史诗中详细描述了伊阿宋“把金羊毛从橡树上取下”时，“那块宽大的金羊毛”在他眼前呈现的模样：“羊毛发出的闪闪金光就像火焰一般……它就像一岁公牛或猎人称为‘短角鹿’的公鹿的毛皮一样大，上面的羊毛也非常厚重”。如果说幼年公牛或公鹿的毛皮形容了“金羊毛”柔软的质感，那么“金羊毛像宙斯的闪电一样光芒四射”，“发出了耀眼的光”就充分体现了“金羊毛”独一无二的光泽。

通过对比，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阿尔戈英雄纪》中伊阿宋前往黑海东岸盗取的“金羊毛”就是传说中的“丝绸”。从认知人类学的角度可知，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并没有“丝绸”或类似（光泽、柔软）的织物，只能用他们熟悉的事物之名赋予这种新的事物：金（耀眼的光泽）、羊毛（像幼兽的毛皮一样柔软、弹性）。于是，就有了“金羊毛”这种传说中的神奇之物。

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国学界通常将“丝绸之路”与汉武帝时的张骞通西域（公元前2世纪）联系起来，而刘先生则从波斯帝国的角度略略带过了一条公元前3000年便已存在的“天青石之路”，认为“中亚通往西亚的民间商路早已存在”。再加上从《阿尔戈英雄纪》中推断出欧洲居民最早接触到丝绸的时间，这条“丝绸之路”至少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之前的神话时代。那么“‘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这两个问题，就可以作为检验任意一本“丝绸之路”研究著作价值的试金石。

丝路的两个问题

“‘丝路’到底有多长？”这是两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理解。时间上，究竟是两千年，还是五千年，长短差异极大。空间上，这条路线到底是怎样的，是从北方草原，还是从欧亚大陆腹地算起，路程差之千里。那么要理解“丝绸之路”，必须从这两个问题出发。

这两个问题的提出与李希霍芬、斯坦因等19世纪欧洲探险家有关。这些探险家相继完成了对欧亚大陆腹地的探索之旅，可以说是19世纪人类地理探索的壮举。借助短期内穿越大陆的体验，斯坦因们有机会用“丝绸之路”来描述一些欧亚大陆早已存在的路径。虽然未能解决那两个有关“丝路”的问题，但他们开创了一种把欧亚大陆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模型。而这是之前人们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展开的全新思路。

这个全新的模型框架，对传统上有关中国（东亚）历史的研究，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在以往研究中，中国古代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非本地物质产品，各类散布于欧亚大陆上的古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历史上大量异域人士迁移来华的记载，都只能凭借史料讨论其入华之后的景况，很难对其源头综述一二。而今在“丝路”这一框架之下，便能把个中的来龙去脉理得清晰一些。

由此来看刘先生这部作品，就是立于东亚之外，从更高处俯瞰古代中国的一种尝试。比如，他谈到1955年，西安土门村附近发现的唐苏谅马氏墓志。这和《新唐书》等文献所载，阿拉伯帝国攻陷萨珊波斯后，卑路支王子家族流亡中国一事互为鉴证。在讨论“西亚宗教入华”一节时，书中也饶有兴味地讨论了开封犹太人教团的消失，最后融入回族的故事。“明代后期与清代前期采取锁国政策，开封犹太人与中国境外的犹太人断绝了联系，掌教后继无人，而国内犹太人数量太少，不能形成很多有持续生存力的犹太社团”，遂导致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团得以维持不衰”，唯独中国犹太人社区走向消亡的情况。

另外，在谈到“中原与草原文化的结合”时，他指出突厥语民族对中国十二生肖纪年的再创造。这种生肖纪年是建立在十天干、十二地支配对，形成六十甲子周期的基础之上。然后发现“天干数减少一半，与地支相配时在60年内也不会重复”，因为“12与5的最小公倍数也是60”。于是简化了天干-地支纪年方式，“分别以五行的名称金、木、水、火、土代表之”，形成了火羊年、土兔年等独特的“突厥历”形式。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看《蒙古秘史》时遇到的相同的蒙古纪年法，顿觉豁然开朗。

然而，读罢此书，我们会发现，“用‘丝绸之路’的视野来理解古代中国”和“对‘丝绸之路’本身的认识”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无论是了解了卑路支王子或犹太教、聂斯托利教团入华，还是采用了五行和生肖纪年结合的“突厥历”，都只是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表征，而非其本身。换句话说，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传播，但对其中的路径和脉络却依然无解。

丝路的两个解答

我们可以省视一下前辈学者留下的学术遗产。首先，从欧亚大陆东部看到丝绸的生产，到大陆西部见证作为奢侈品的丝绸的使用，继而推测这条贯穿欧亚之路的存在。其次，借助这种更整体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古典时代留下的，东亚之外物质、文化产物。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研究“丝路”的两种主要路径。但无论哪一种思路，事实上都未能揭示“丝路”本身的内涵。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第一，我们观察到的往往是物质（丝绸）、文化（宗教）在内的传播，却忽视了这些人类产物背后的载体——人类的迁移。第二，文献记载的，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古今旅行者，比如玄奘、马可波罗、郑和，或者是斯坦因等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丝路”旅客。他们背负宗教、政治，甚至科学使命，唯独没有承担这条路径上最本质的“物质传递”（商业）任务，所以，他们留给我们的有关“丝路”的观察印象——“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欧亚大陆东西方向的“纵贯线”——很可能是片面，且有误导的。

从20世纪初英国作者包罗杰的《阿古柏伯克传》等文献可以观察到，来自东方的货物在抵达喀什地区后，汉族商人就不再继续西行，货物就接着由来自费尔干纳的浩罕商人接手，继续向西传递。这些物品一般取道环绕伊朗高原转运后，再由黑海南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耳其商人贩运至地中海东岸，进入广义的欧洲市场。（这时，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阿戈尔号”上的希腊英雄们，为何要前往黑海南岸盗取传说中的“金羊毛”了。）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曲线，比如说，不是由中国商人或波斯商人独力完成全部运输任务的商路，而是一条多段首尾衔接路线的总和，沿线各地的人群都参与到了这些物品传递的旅程中来。也就是说，包括刘先生同名作品在内的以往的“丝绸之路”研究，都未能跃出中国本身的视域，看待这条欧亚大陆腹地的大动脉，并揭示其中的运行方式。

如果我们把这种欧亚大陆腹地区域之间的连接关系，用示意图（参见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312页）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发现一个全新的“丝绸之路”的脉络：在一个地理区域内，物质传递的矢量方向是固定的。比如，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蒙古高原进入哈萨克草原后，物品传输的路线会沿着里海东岸进入伊朗高原，从伊朗高原南部进入两河平原，最后来到地中海东岸。

那么，我们从中或许就解开了“丝绸之路有多长”的第一问。“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连续的路线，而是许多个“区域流动网络”的集合体。人类在某个区域中（遵循固定轨迹）的活动，带动了包括丝绸在内物质产品的流动；当人们迁移到相邻区域的衔接位置时，人口所携带的文化和物质产品都发生移动，“丝绸”或宗教，就发生了新一轮循环流动，直到下一个衔接位置。所以，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无法计算作为路线的“丝绸之路”的具体长度，但可以根据其中经过的具体区域，统计其经过的范围。

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丝绸之路”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问题，也就可以顺利解答了。鉴于“丝绸之路”其实是人类迁移的部分结果，而非原因，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后来用于传递丝绸、农作物品种，以及各种文化特征的欧亚腹地的路径，早在文献记载的“张骞通西域”，乃至“伊阿宋盗取金羊毛”之前数万年即已存在。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人类物质产品在欧亚大陆几大区域中的传递路线，与人类从非洲启程向世界各地迁移的路线其实无二（示意图参见拙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第321页）。那么，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这些路径从远古人类（甚至不夸张地说，包括其他生物物种）迈出离开非洲的第一步前，便早已存在。换句话说，当代东亚人群的祖先也是沿着这些既有的路线，翻越帕米尔高原等中亚山脊，循循东进的。无论是张骞还是匈奴人，希腊人伊阿宋还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都只是这条路线的追随者，而非路线的发现者。执着于谁是这些通道的最早使用者并无太大意义。

丝路远景

借助刘迎胜先生的作品，我们重新解读了围绕“丝绸之路”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前人在指出这条路径的同时，并没能对其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深入讨论，而更多将其作为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巨大背景资料。那么当我们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到已有的“丝路”研究的成果中，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到底有多长”这个问题的答案。

“丝绸之路”在丝绸尚未发明之前便早已存在，这些路径对欧亚大陆某个具体地理单元中，人群的迁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把刘先生这本以明清时期“欧洲人东来”作为结尾的作品稍稍延伸，我们会发现，19世纪以后，随着海路远洋运输的发达，建立起“欧洲—美洲—东亚”的全球贸易新路线，打破了原先“东亚—中（西）亚—欧洲”的传统路线。伴随着贸易流量下降的，是整个传统“丝路”经济带的停滞化、贫困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原本开放、外向的商路沿线社区陷于保守、衰退，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的消极回应。

那么从更长远来看，通过“一带一路”重新推动古老“丝绸之路”的运转，除了对中国本身的经济价值外，对传统欧亚大陆腹地人群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复兴，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远景。

——节选自《从考古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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