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厦门先民的社会发展状况

总体来看，先秦时期厦门先民的物质文化受自然生态的影响深刻，其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一）经济业态以采集、渔猎生产为主，稻作农业初步发展

由于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山地、丘陵地带，属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野生动植物种群非常丰富，沿海、沿江、沿溪水产丰富，为史前先民获取天然食物提供了基本的来源，农耕等生产活动显得并不十分必要。邻近厦门的金门富国墩、金龟山贝丘遗址都包含种类丰富的贝壳及动物骨骸。研究表明，史前先民开发贝类资源始于6000多年前的高海平面时期，起初是在潮间带采集贝类，后来发展到涉水或潜水取食贝类，显示对自然获取能力的逐渐增强。除了贝类外，他们还捕捉鱼、龟鳖和哺乳动物作为食物的补充。厦门先秦遗址出土的石箭镞、石戈、砧石、网坠等说明狩猎和捕鱼是当时人们营生的重要手段。

尽管如此，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已经有所发展。厦门地区先秦时期遗址、遗存点出现大量磨制不精的长条形石锛，还有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和永春九兜山发现的稻壳、粟粒、稻秆印痕，都是包括厦门先民在内的闽南史前人类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物证。

（二）随采集、狩猎、捕捞活动不断迁徙，处于非固定居住状态

厦门先秦遗址、遗存点多数只能在地表采集到零星遗物，遗物堆积少，只有同安田洋村桐屿山东坡稍有堆积，厚40～60厘米。早期文化遗存堆积层薄，保存不够理想，是闽南地区的普遍现象。究其原因，除了雨水冲刷、人为毁坏等因素外，可能与当时特殊的自然环境、生产状况、生活习性有关。因自然资源丰富，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就可以获得较充足的食物，厦门先民为了寻找水陆动植物资源不断迁徙，因此，先秦时期的大部分遗址或遗存体现出文化堆积层薄，文化遗存缺乏延续性的共性。

（三）干栏居为厦门先民的住屋形态之一

同安寨仔山遗址发现了柱洞、沟与石垒遗存、灰坑等遗迹现象，表明这里曾是史前人类的生活区。遗址发现的16个柱洞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基本上成排状分布，柱洞内均填灰褐色夹砂土，内塞垫有大的石块，有的填黄褐色的土，内夹灰黑色烧土块。有一个柱洞还能看出木柱的空洞，洞内外围有一圈经夯实的黄褐色土，显然是树立木桩的柱洞，应该是干栏式房屋的基础。由于环境湿热，早期先民的地面建筑以居住面悬空的“干栏式（又称巢居、脚楼）”为特点。即把屋子建在木桩上，与地面隔开，可以达到通风凉爽、防潮防洪水、防野兽虫蛇的作用，后来，屋子下的空间也被用作豢养驯化牛豕的场所。

（四）石器制作、陶器制作、纺织等原始手工业生产技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原始手工业中，石器的制作占有重要地位。厦门先民的石器制作比较不发达，表现为石器出土数量不多，制作技术不高。同安寨仔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种类不多，数量少，只有3件锛、2件凿、1件镞、1件网坠、3件砧石、8件凹石、2件砺石、4件打制小石片。石器除少数仍为打制的，绝大多数都是经过砥磨的，但多为局部磨光，磨制粗糙，通体精磨者少，且多限于小型石器。钻孔器很少见，目前在同安新圩镇新塘乡乌山发现的一座西周墓葬出土过1件保存完好的石戈，其援后部偏一侧有一对圆形钻孔。

陶器烧造是先秦时期厦门先民原始手工业的重要内容。从同安寨仔山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由于烧制火候的问题，陶器质量差别较大，既有火候低胎质松的夹砂黄陶、褐陶，又有火候高的泥质灰陶、釉陶。很多器物口部、内底有轮旋的痕迹或凹弦纹，说明这时期的人类已用轮制法制作陶器。轮制法的出现使陶器胎体厚薄更加均匀，器形更为规整。

同安寨仔山遗址出土了3件陶纺轮，其中1件夹砂褐陶纺轮器身上有轮旋痕迹，还发现一件内壁平整光滑的土块内夹着较多的植物纤维，可以证明这时期已经出现了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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