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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创伤与记忆

主持人语　赵静蓉

道歉的机制和力量　赵静蓉

记忆的幽灵及其挖掘　刘亚秋

文化记忆：语言与情感启蒙　杨磊　林倩翼

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　〔德〕阿莱达·阿斯曼 著　陶东风 编译

创伤：记忆的探索　〔美〕凯茜·卡鲁斯 著　陶东风 编译

专题二 跨文化形象学

主持人语　周云龙

艾菲尔的凝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性、帝国与亚洲形象　周云龙

当代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　陈国战

技术与灵学之间的日常空间

——以近代上海催眠文化的传播现象为个案　席艺洋

专题三 疾病叙事研究

主持人语　张堂会

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的身体表征　张堂会

中国艾滋病题材影视作品的文化观照　李一男

论《失明症漫记》的看见与看不见　沈喜阳

《流感》：戏剧化灾难叙事中的人性救赎　宫爱玲

其他论文

作为未来诗学的生产者诗学

——本雅明、鲁迅的对照阅读　李茂增

伪命题还是真问题？

——关于中国语境中“理论之后”讨论的思考　和磊

中国科幻新名片与后人类时代的中国故事

——以《流浪地球》的电影改编为中心　刘昕亭

当代中国健身运动的身体经验生成及其潜能　丁文俊

“创伤”的情感体验与文学表达

——双雪涛地域文化小说论　喻超

记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在这个世界的未来尚不可测的当下去思考记忆，至少对我而言，还是一种不可言明的体验。

这个栏目的论文集中讨论了创伤和记忆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近年来，“创伤”再度成了一个热点议题，社会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都不仅把创伤视为一个传播事件，而且还将创伤视为这一事件中的媒介，它推动生成了特殊时期新的媒介记忆。

创伤需要修复，道歉的力量不可忽视，幽灵性的记忆也亟待被挖掘、被克服。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完成记忆对我们的情感启蒙。本栏目的文章都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记忆的复杂性，因文章既各自独立又都呈现出记忆思考的多重面相，我们就以此来真实地展示特殊时期的记忆吧。

道歉的机制和力量

道歉表达了道歉者对历史的态度，暗含了道歉者对过去的选择性利用，是一种记忆的修辞术。道歉本身没有什么情感力量，但它却通过情感对道歉者与接受道歉者双方的“协同治理”来达到和解的目的，这决定了使道歉产生效果、发挥作用的因素是情感叙事。对于创伤性历史的现实表征及其修复而言，道歉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它必须同时借助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努力。而施害者的正向介入最核心的体现形式就是道歉。道歉不是事件的终点而是起点，是多种可能性的开端。

记忆的幽灵及其挖掘

记忆的幽灵具有在生与死、可见与不可见之间以及不可简约性、哀悼/债务等诸多特征；它不仅意味着德里达提到的死者形象，还包括生者记忆中那部分被隐藏、被埋葬或被压抑的记忆。因此，记忆的幽灵就是一种有待发掘的潜伏着的记忆，它需要一个由死到生的运动。通过探究记忆的幽灵，不仅可以更明确幽灵的时间意涵，还可以观察它的运动及其过程。如果关键记忆被压抑或被隐藏，于个人而言，可能会呈现一种精神疾病的状态；于政治而言，可能就是一种不成熟、有缺陷的政治。因此，释放被压抑的记忆，是个人和社会精神健全之路。可以说，记忆的幽灵内在于我们自身，同时也是文明/文化的一个镜像。

文化记忆：语言与情感启蒙

文化记忆理论对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区分，接续了启蒙哲人在宗教改革后对欧洲的重建。更为准确地说，文化记忆理论是对情感启蒙的重写，这同样源于启蒙时代。不过，文化记忆理论误读了启蒙哲人对语言（文字）的观点，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自启蒙时代以来，语言启蒙和情感启蒙是同构的，这可以归结于民众对民族语言，也就是“我们的语言”的形式的爱。

用若干特性对“非我”群体进行集体化约的实践，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学科领域，跨文化形象学有其形构和渐变的过程。从知识谱系上追溯，最引人瞩目的可能是启蒙运动的批评者维科与赫尔德及其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他们启发了人文科学中的比较研究。此外，深受黑格尔和费希特哲学影响的语文学共同主题，亦是特定历史情景对某种民族文化的塑造。差异原则与民族属性成为彼时文学研究毋庸置疑的基本前提。于是，我们看到斯达尔夫人以及后来的丹纳等人就种族秉性与文化特性而发表的经典论述。这个过程中，关于某个民族的刻板印象或形象生成的内在逻辑就出现了。

作为文学学科和批评体系的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成为共识之际，路易-保尔·贝茨、巴登斯贝格等人就已经把民族间的相互观察列为比较文学主要研究任务之一，中国的梁启超此时也在其《国民十大元气论》中讨论国民性问题。半个世纪后，法国学者基亚把研究民族神话在个人或群体中的形成与延续作为比较文学的未来新方向。虽然没有创造出“形象学”的概念，但基亚对该领域的界说，非常了不起地暗示了学术范型的转换，即对既有异域形象研究中真伪之辨的超越——这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享誉国际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发表时间早了三十多年。此后形象学逐渐走向表征分析，异域形象作为心智层面对其他族群的想象和感知，其研究重点在于思考投射在其中的文化心理。当然，基亚的思考依托了“二战”后的反民族主义和去殖民化思潮。与基亚形成呼应的是美国学者韦勒克对形象研究的社会历史性指责。二人的出发点其实是一致的，但韦勒克的路径是借用文学批评中的形式主义对抗实证主义，以捍卫文学的内部研究。韦勒克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狄泽林克雄辩式的回应，狄泽林克不仅为形象研究正名，而且还提出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间的互生关系。“法国理论”介入人文研究领域后，比较文学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科际整合，形象学也超越传统学科边界，被冲散并稀释在广义的跨文化批评中，与性别、媒介、阶级、族裔、后殖民等议题相耦合而变化万千。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霍尔及其学术同道合作的《表征》，皆可视为当代形象学的典范之作。

跨文化形象学的学科历史展示了其学术范型从信息（真/伪）到知识（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变迁过程。本专题三篇文章的议题与理路，均体现出形象学在当代的（跨）学科风貌和开阔的学术空间。如今，族群间的流动与互渗已成为常态，但与此相伴相生的却是异常尖锐的身份政治吁求，因而，异域形象研究更显紧迫。同时，数字媒介时代的知识生产及流通方式较以往有诸多变化，形象学该以何种包容开放的姿态去回应我们的时代，还需更多学者智慧性地参与。

艾菲尔的凝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的性、帝国与亚洲形象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作为书写葡萄牙发现印度的民族史诗，其解析不应该局限于民族主义情感视野。在帝国框架中，可以看到该书中的亚洲形象在构建早期近代欧洲反思性主体时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史诗中的仙岛性爱场景是以神话方式再现葡萄牙的印度发现之旅。女性作为被征服者，反衬了葡萄牙帝国的男性气概，与此同时，这种男性气概又被自身反噬，成为女性或亚洲的猎物。史诗文本的这种暧昧与矛盾，结构性地传达着文本内在的干扰性因素，即叙事者对自我文化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来自卡蒙斯的亚洲旅行经历和葡萄牙帝国自身的衰颓，而亚洲或女性狡黠善变的刻板印象也被再度强化。

当代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外国人形象

当代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外国人通常都不是创作者精心刻画的中心人物，而是作为次要角色发挥功能性作用。他们更像是当时社会中的集体观念的无意识流露，因而是考察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世界观念和自我观念变迁的窗口。在1958年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世界被想象为“两大阵营”，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明确而坚定。到了1980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中，外部敌人被做了模糊化、去政治化的处理，体现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积极拥抱世界的姿态。而在2019年的《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中，美国英雄成为被明显或隐晦地调侃和解构的对象，这表露出当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对现实和文化领域中由美国主导的“强势规则”的不满，以及试图打破这种规则的冲动。

技术与灵学之间的日常空间

——以近代上海催眠文化的传播现象为个案

清末民初，催眠术被引入中国后，它在民间的传播和影响远胜于专业精神治疗领域。现有的研究主要将催眠视作迷信产物，但关于它被报刊、出版物等传播媒介重塑的过程，却少有论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技术变革与文化转型令催眠的传播呈现出科学与迷信的张力。催眠不仅曾被想象成新的医疗手段，还被想象成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方案。精英与民众对这一现代时空体验的共同热衷，令它超脱于表面的生活细节而被赋予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重新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考察催眠文化的传播过程和渗透机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都市文化空间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自古以来，疾病就与文学艺术密不可分，希腊神话中缪斯既掌管文艺，同时也司管医药。疾病打破了正常的生命状态，给人们提供了重新审视生命的契机，让人们得以深刻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因此，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在疾病的触发下写出了流传后世的作品，如国外的有卡夫卡、契诃夫、毛姆、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伍尔夫、川端康成等，国内有鲁迅、郭沫若、史铁生、贾平凹等，对他们来说，文学创作就是一种审美的救赎，写作成为他们反抗疾病并经由疾病感悟生命、书写生命的一种方式。

近代以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关于疾病的文学叙事日渐发达起来。鲁迅以一个“狂人”的形象确立了百年中国文学批判与启蒙的总纲，郁达夫、沈从文、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也都塑造了各色鲜明的病态人物形象。鲁迅一再说明自己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疾病被赋予了自身之外的多重含义与隐喻，承担着控诉礼教、揭露时代病症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比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中，“小腿疼”等妇女生理性疾病成为社会负面形象的隐喻。

学界对于这些名目繁多、类型各异的疾病叙事展开了多重视域的观照与解读。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从隐喻的视角揭示疾病所承载的隐喻与污名，影响深远。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将疾病叙事归纳为病人疾病叙事、医生叙事和临床治疗实践叙事三种主要类型。其中，病人的疾病叙事为医学叙事学研究的主流。病人讲述自己疾病产生的原因、发展、变化及其后果，表现疾病造成的自我主体身份的变化和周围社会关系的改变。通过叙事，病人可以重建自己的语境和故事线索，以此来探索疾病的意义。依据疾病书写的目的和反复出现的隐喻、神话，安·霍金斯（Anne Hawkins）把疾病叙事分为四类：教育类疾病叙事、愤怒类疾病叙事、另类疗法类疾病叙事和生态类疾病叙事。中国学者对疾病文学叙事也展开了多样性的研究，有的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探讨疾病背后隐喻的社会政治之病；有的从审美艺术表现方面探讨疾病带来的语体实验和陌生化修辞效果；还有的从叙事伦理视角分析疾病书写中的生命意识和生存伦理等。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本人受《文化研究》委托，组织了一组关于疾病叙事研究的专栏文章。本人的《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的身体表征》从身体理论出发，探讨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规训的身体、越轨的身体和疼痛的身体，分析烙印在艾滋患者身体上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印痕，认为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的身体面对公共医学话语的宣判时，不仅展现出真实肉身的一面，而且还表征着疾病隐喻所带来的污名一面。与此题旨相呼应，李一男的《中国艾滋病题材影视作品的文化观照》则从苦难叙事和他者形象的视角出发，探讨当代影视文学中的艾滋叙事，认为中国艾滋电影以苦难为视角对艾滋患者进行表述，营造出一个高度差异化和固定化的他者形象，并与疾病的隐喻合谋，使得艾滋患者从简单的身体问题变成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艾滋影视担任着抵抗公共道德失范的重任。宫爱玲的《〈流感〉：戏剧化灾难叙事中的人性救赎》以韩国电影《流感》为例，具体分析了瘟疫题材电影的表现特征和手法，分析灾难影片通过戏剧化的灾难叙事，讴歌了人性善和人间爱。沈喜阳的《论〈失明症漫记〉的看见与看不见》以国外文学名著《失明症漫记》为例，探讨了萨拉马戈对瘟疫的寓言书写，从看见与看不见的角度分析小说传达出的普遍哲理与寓意。

本组文章针对不同的疾病叙事对象，从符号学、身体政治、他者理论等角度展开议题，以期能够开阔疾病叙事的研究视野，激发研究者的热情，推进疾病叙事研究走向深入。

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的身体表征

身体与文学紧密相连，在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尤为突出。当代文学艾滋叙事中的身体面对公共医学话语的宣判，不仅展现出真实肉身的一面，而且还表征着疾病隐喻所带来的污名。艾滋叙事用语言书写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描摹烙在艾滋病患者身体上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印痕，表达身体内在的隐秘冲动，全面立体地展示艾滋病患者情欲迷狂与自我放逐的身体。无论禁锢的身体，还是报复的身体，都源于艾滋病患者的自我镜像。艾滋叙事通过对身体的诗学观照，建构出鲜活深邃的文学身体，让身体抵达人的本真。

中国艾滋病题材影视作品的文化观照

中国艾滋病题材影视作品凭借苦难叙事与隐喻修辞，营造出固定化的艾滋病患者的形象，使得艾滋病从疾病问题变成道德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医学的进步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遮蔽了艾滋病的复杂性和阶段性。人们往往把HIV感染者等同于艾滋病人，而又误把艾滋病人的生命等同于绝望与死亡，这使得艾滋患者的社会性死亡远远早于身体上的死亡，影视作品中的他者形象，增加了社会与艾滋病患者的交际成本，阻碍了病人的康复进程。

文化记忆：语言与情感启蒙

萨拉马戈的寓言体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描绘了遭遇失明症时疫后，普遍人性的丧失和文明的坍塌，也揭示出在未曾失去理性和情感的医生妻子的带领下，失明症患者人性的回归和精神的救赎。失明症造成的看不见，既反映出盲人们丧失主体思考的奴性思维，也反映出统治者“‘不看见’就是‘不存在’”的自我欺骗逻辑。“能看就要看见”，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找到失去的自我，成为真正的人。作家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他们必须看见人性的幽暗，反思时代的病症，才能使人类经受灾疫的考验，保持人的尊严。

《流感》：戏剧化灾难叙事中的人性救赎

萨拉马戈的寓言体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描绘了遭遇失明症时疫后，普遍人性的丧失和文明的坍塌，也揭示出在未曾失去理性和情感的医生妻子的带领下，失明症患者人性的回归和精神的救赎。失明症造成的看不见，既反映出盲人们丧失主体思考的奴性思维，也反映出统治者“‘不看见’就是‘不存在’”的自我欺骗逻辑。“能看就要看见”，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找到失去的自我，成为真正的人。作家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他们必须看见人性的幽暗，反思时代的病症，才能使人类经受灾疫的考验，保持人的尊严。

作为未来诗学的生产者诗学

——本雅明、鲁迅的对照阅读

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和鲁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种以“生产者”为中心的现代诗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现代艺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文艺的神秘性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文艺的大众化和政治化；文艺的功能不再是审美，而是震惊和行动；传统的文学形式已不能适应现代政治情势，新的文学体裁正在急剧的重铸融合之中；文艺作品的作者将不再是作为创造者的作家，而是生产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生产者诗学”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伪命题还是真问题？

——关于中国语境中“理论之后”讨论的思考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理论的效用或现实阐释力问题。但是，纵观这十几年国内学者关于“理论之后”或“后理论”的讨论，我们发现，这次的讨论似乎并没有真正把握到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精髓：一是没有像伊格尔顿那样去反思在中国教授和传播的理论（包括中国的本土理论）阐释中国现实的能力；二是过多地去概括所谓“后理论”时代的普遍特征，这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关注点是相悖的；三是几乎没有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探讨或反思，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现实关怀。

中国科幻新名片与后人类时代的中国故事

——以《流浪地球》的电影改编为中心

刘慈欣等中国科幻作家群体取代“第五代”和“第六代”导演，成为近来国际舞台上备受瞩目的中国文化新名片，而以吴京为代表的中国男性的拯救故事，正在置换90年代以来银幕上的中国女性故事，成为西方客体化的凝视对象。电影《流浪地球》对刘慈欣原著小说的改编，显示为从人文主义崩溃的多重真相的后人类文本，到父子相继、家国同构的民族主义叙事的变化。

这种变化生发了电影的相较于小说的三个新维度，即从地球的末日危机到中国拯救世界的大国叙事，从科幻电影的冷战阴影到中国崛起故事，从“谋女郎”的欲望面孔到吴京的硬汉动作。电影《流浪地球》书写的新自我认同，正是“逆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的困境与新契机。西方世界对这一新文化名片的接纳和认可，显影后金融危机时代调整乃至重构他者的进程。

当代中国健身运动的身体经验生成及其潜能

健身运动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的时尚潮流，舒斯特曼和阿多诺的两种观点可以为理解健身文化提供理论参照。舒氏着重阐述身体经验对于日常生活的积极意义，阿多诺则警惕文化工业对身体外观的控制。当前中国健身文化受到资本的塑造，大众过度关注如何塑造身体外部的健美形态，将卡路里数值作为管理生活的依据。有必要在健身实践中转向关注身体经验的生成，将健身房建构为一个独立于受资本主导和工作规训的场域，激活身体经验的生命政治潜能。由此，身体美学为当代批判理论如何激活身体的积极内涵提供启示，即促成个体属性从“可测量”转向“经验性”。

“创伤”的情感体验与文学表达

作为近年来崛起的“80后”青年作家，双雪涛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时代冷峻的东北。揭示历史遗留下来的创伤，并给予创伤体验下被遗忘的人以生命的尊严，是双雪涛文学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学表达在其小说的叙述中，往往是从时代巨变带来的个群生活遭际与精神心理状态的变化写起，继而与东北地域宏大的时代背景相勾连。双雪涛在写作中格外突出个体在失去集体庇护后的恐慌、颓丧与创伤的代际传递，从而使创伤叙述成为双雪涛小说地域书写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