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著

2013年7月出版/78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4769-8

        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让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走进大众视野。从1900年到1921年，这位晚清秀才、官宦家庭子弟从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到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再到中共领袖，其觉醒之路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苦苦探索救国之路之过程的一部分。

       生于1879年，书生陈独秀、政论家陈独秀、政党领袖陈独秀经历过20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国大大小小的急流险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用34年时间研究陈独秀，成近百万字的陈氏全传。2013年，《陈独秀全传》简体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后一直是常销书。在这个特别的年份里，鸣沙君拟分专题对该书部分章节内容进行缩写，并以连载形式在鸣沙公号推出，以飨有意回望历史的读者。今天推出《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之第二部分。

爱国心与自觉心

      辛亥革命给了陈独秀一个登上政坛的机会。革命后，孙毓筠、柏文蔚主政安徽，两人均是陈独秀在岳王会中的故旧。孙毓筠出身满洲贵族，本人纳资捐官三品道台。由于岳王会时期与陈独秀建立友谊，孙倾向革命，东渡日本，1906年参加同盟会，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后被孙中山派回国，运动长江流域各地新军起义，曾一度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恢复自由并被选为安徽都督。

       陈独秀与孙毓筠相知甚深，他欣赏孙出身贵族而不守旧，在1910年写的怀念十二位最亲密朋友的诗中，陈独秀称孙“说法通新旧”。孙任皖督后，急电召陈回皖共事。陈即到安庆，任安徽都督府顾问。在孙毓筠任内，陈独秀主持了安徽的赈灾工作，推行了对官僚机构的改革。

      后柏文蔚任皖督，陈独秀在其任内为反袁斗争奔走，充当柏文蔚与安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络人。讨袁斗争以失败告终，袁世凯部将倪嗣冲饬令军队捕拿“陈逆仲甫”及其嗣父陈衍庶。陈独秀因此逃亡到上海，在1913~1915年度过了一段以著书、作文为生，“静待饿死”的时光。这段时间，他主要跟亚东图书馆和《甲寅》杂志合作。

       汪孟邹系陈独秀的同乡、至交，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汪曾到安庆谋职，却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里很多朋友都劝我出来做事，仲甫却大不以为然，一定要我回芜湖做生意。”后陈独秀和柏文蔚帮汪凑了些股份，他到上海开了一家名为“亚东图书馆”的书店。流亡期间，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写了一部文字学书稿《字义类例》，又编了一本《模范英文教本》。后者先出了一、二两册，还计划编著三、四册，但前两册销售并不理想，三、四册遂搁浅。陈独秀在给老友章士钊的信中写道：“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

“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

       章士钊展信叹息，认为陈独秀“以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又赞叹“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

       1914年5月，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陈独秀襄助，两位老朋友再度合作，三个月后，陈独秀一篇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酿成轩然大波，两位老朋友的分歧浮出水面。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提出，国人只有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所谓国家的自觉心，大体指“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目”。

       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晚清国运衰微，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忠君”道德观被“爱国”取代。时人的观察相当准确：“在‘爱国’面前，一切都须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国不能不爱。”各派政治势力之争，常以爱国与否为矛，攻击敌手。时值欧战爆发，国家主义成为时代情绪，英语国家盛行一句口号：“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在这样的氛围中，陈独秀的文章可谓逆潮流而动，激起批评甚至谩骂在所难免。

       加之，陈独秀和章士钊在对国家与社会的变革道路的理解上素有分歧。章士钊注重上层政制的改革，主张民主制，反对君主制；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联邦制，反对统一制；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等，相信执政者能“有容”，择贤“用才”，遂能“调和立国”。陈独秀则认为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方能解决问题。《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一出，两位老友分道扬镳，后来竟至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参与了对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镇压。为此，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与章绝交。不过章士钊的“有容”倒是十分彻底，尽管陈独秀对他如此划清界限，他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被捕后，却自告奋勇要求为陈作辩护律师。此为后话，不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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