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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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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集锦】 书评|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二)

作者: 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鸣沙
发布于 2021-08-30 浏览量: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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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著

2013年7月出版/78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4769-8


        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让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走进大众视野。从1900年到1921年,这位晚清秀才、官宦家庭子弟从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到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再到中共领袖,其觉醒之路也是早期共产党人苦苦探索救国之路之过程的一部分。

 

       生于1879年,书生陈独秀、政论家陈独秀、政党领袖陈独秀经历过20世纪前半叶革命中国大大小小的急流险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用34年时间研究陈独秀,成近百万字的陈氏全传。2013年,《陈独秀全传》简体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后一直是常销书。在这个特别的年份里,鸣沙君拟分专题对该书部分章节内容进行缩写,并以连载形式在鸣沙公号推出,以飨有意回望历史的读者。今天推出《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之第二部分。




爱国心与自觉心




      辛亥革命给了陈独秀一个登上政坛的机会。革命后,孙毓筠、柏文蔚主政安徽,两人均是陈独秀在岳王会中的故旧。孙毓筠出身满洲贵族,本人纳资捐官三品道台。由于岳王会时期与陈独秀建立友谊,孙倾向革命,东渡日本,1906年参加同盟会,曾捐私产十多万金,充革命军经费,后被孙中山派回国,运动长江流域各地新军起义,曾一度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恢复自由并被选为安徽都督。

 

       陈独秀与孙毓筠相知甚深,他欣赏孙出身贵族而不守旧,在1910年写的怀念十二位最亲密朋友的诗中,陈独秀称孙“说法通新旧”。孙任皖督后,急电召陈回皖共事。陈即到安庆,任安徽都督府顾问。在孙毓筠任内,陈独秀主持了安徽的赈灾工作,推行了对官僚机构的改革。


      后柏文蔚任皖督,陈独秀在其任内为反袁斗争奔走,充当柏文蔚与安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络人。讨袁斗争以失败告终,袁世凯部将倪嗣冲饬令军队捕拿“陈逆仲甫”及其嗣父陈衍庶。陈独秀因此逃亡到上海,在1913~1915年度过了一段以著书、作文为生,“静待饿死”的时光。这段时间,他主要跟亚东图书馆和《甲寅》杂志合作。


甲寅杂志.jpg


 甲寅杂志

       汪孟邹系陈独秀的同乡、至交,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汪曾到安庆谋职,却碰了一鼻子灰:“都督府里很多朋友都劝我出来做事,仲甫却大不以为然,一定要我回芜湖做生意。”后陈独秀和柏文蔚帮汪凑了些股份,他到上海开了一家名为“亚东图书馆”的书店。流亡期间,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写了一部文字学书稿《字义类例》,又编了一本《模范英文教本》。后者先出了一、二两册,还计划编著三、四册,但前两册销售并不理想,三、四册遂搁浅。陈独秀在给老友章士钊的信中写道:“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


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



“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


       章士钊展信叹息,认为陈独秀“以寥寥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又赞叹“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


       1914年5月,章士钊在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特邀陈独秀襄助,两位老朋友再度合作,三个月后,陈独秀一篇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酿成轩然大波,两位老朋友的分歧浮出水面。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提出,国人只有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所谓国家的自觉心,大体指“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目”。

 

       这样的看法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晚清国运衰微,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忠君”道德观被“爱国”取代。时人的观察相当准确:“在‘爱国’面前,一切都须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国不能不爱。”各派政治势力之争,常以爱国与否为矛,攻击敌手。时值欧战爆发,国家主义成为时代情绪,英语国家盛行一句口号:“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在这样的氛围中,陈独秀的文章可谓逆潮流而动,激起批评甚至谩骂在所难免。

 

       加之,陈独秀和章士钊在对国家与社会的变革道路的理解上素有分歧。章士钊注重上层政制的改革,主张民主制,反对君主制;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主张联邦制,反对统一制;主张多党制,反对一党制等,相信执政者能“有容”,择贤“用才”,遂能“调和立国”。陈独秀则认为不能依靠执政者的觉悟来救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方能解决问题。《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一出,两位老友分道扬镳,后来竟至水火不容的地步。章士钊当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参与了对1926年三一八学生运动的镇压。为此,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表示与章绝交。不过章士钊的“有容”倒是十分彻底,尽管陈独秀对他如此划清界限,他在1932年陈独秀因反蒋抗日被捕后,却自告奋勇要求为陈作辩护律师。此为后话,不详表。



(本文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石岩据《陈独秀全传》101-135页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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