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年的民国外交史研究成绩斐然，基本厘清了民国外交的发展脉络，搭建了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基础框架。尤其是若干专题研究，展现出外交史研究的相当深度。外交史研究的若干成果，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总体而言，民国外交史研究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外交事件及外交政策史领域，而对于外交思想的研究仍不多见。可以说，外交思想史的研究仍是目前民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左双文教授等著的这本书做了很好的尝试。这本书对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外交家、外交学者及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刊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专题研究，逐个梳理了相关人物的外交思想，从而呈现了民国外交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

     民国时期是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然有着悠久的对外交往史。然而，进入近代后，既有的宗藩体系瓦解，旧的外交规则和外交观念不再适用。对于近代国家外交，中国是在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大门后才开始有所认识的。晚清时期，中国在付出了巨额的学费后，逐渐了解了近代外交的内容和规则，开始形成和修正自己的外交思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加深，随着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外交官群体逐渐主导中国外交界，在复杂多变的外交斗争中，中国外交思想逐步清晰，走向成熟。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世界都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这本书所论述的若干问题，不只是出现于民国时期，我们今天依然面对一些类似的问题。深入探讨民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对于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匆匆翻阅书稿，我以为这本书在以下方面的研究尤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并将进一步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

一、关于国民外交的利弊与应对

    国民外交兴起于帝制崩溃后的民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对于国民外交的利弊，职业外交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本书让读者了解到，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外交家对国民外交是持认可态度的，主张予以扶持；同时他们又认为，对国民外交必须善加引导和利用。他们不赞成两种极端的态度，或以为如此国之大事只是政府及外交部门的事，普通百姓不得妄言，或放弃引导之责，只是一味追随民众。

    他们对于国民外交的认可，不仅是基于国民主权的理论，即国民对国事应有的知情权和发言权，还基于现实外交的需要，欲以民众作为政府的坚强后盾。周鲠生便认为，与强国外交以武力为后盾不同，作为弱国，中国的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是全靠外交家折冲功夫的”。1927年1月，国民政府利用民情、顺应民意，迫使英国政府做出让步，先后收回汉口、九江两地的英租界。周鲠生认为此案例“适以证示，在对外关系上，有民众信任为基础的政府，乃真是强有力的政府”。

    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外交是复杂而富于弹性与曲折性的艺术，而国内的一般人士，对外交问题的观察，往往过重情感，而忽于理智”，“经常会出现对于某一个外交问题，民众的主张比政府的主张来得强硬，甚至有时候民众主张恰与政府相反。但是这并不要紧，当民众的主张较政府强硬的时候，政府反而可以利用此种状况作交涉的后盾”。这就是说，政府要善用民意，加强对国民外交的引导。他们认为，“革命的外交，所靠的是民众势力。但是革命的外交，也不是徒然追随民众的”，“我们要使民众援助外交，却不可以徒然使外交机关做弥缝民众运动结果的工具”。

     对于出于某种目的而迎合部分民众过分要求的政客，他们持坚定的批评态度。颜惠庆指出，当民众提出一些不能实现的过分要求时，“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作为身处外交第一线的外交部长，他的体会应是真实而深切的。

二、关于“多寻与国”的外交方针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贫弱的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争取更多的朋友，树立最少的敌人，而不是四面出击，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明智的外交方针。其中争取大国的支持又是重中之重。

    对近代以来各大国的对华政策做出一个基本判断，是形成中国外交方针的基础。张忠绂对于列强的以下判断可以说反映了当时外交界大多数人的认识。他指出，近代以来，列强对华虽均不免有侵略的欲望与行动，但始终以灭亡中国为国策，历数十年而不变者，只有日本一国。英美等国对华的欲望只限于通商牟利，而俄国对华的侵略主要发生在沙皇时代。华盛顿会议后，英法等国开始收缩其势力范围，并允诺逐渐放弃其在华特殊权利，而美国则希望中国有一个统一强固的政府来保障其商业利益。只有日本一国，始终在策划灭亡中国。因此，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人。张忠绂认为：“中国如不能打倒日本军阀，强迫日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则中国将永无安宁的日期，且中国的生存独立亦必将长久处于威胁之下。”

    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中国逐步明确了争取日本之外的大国支持的外交方针。孙科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便提出：“凡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冲突之国家，均认为我之与国，应与之作切实的互惠的联合。”

    争取英、美、法，无须多言，这几乎是当时外交界与社会的共识。争取苏联，便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因为此时的苏联与中国在意识形态、国共内战、若干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和矛盾。但我们看到，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外交家主张采取联苏政策。周鲠生指出：“各国外交政策的运用，大都是多边的，不坚守什么阵线外交，因为一国在国际间，也要朋友多，要朋友多，就必须各方拉拢，所以我们现在的外交策略应该是多寻与国，换言之，即应联合反侵略的英美法苏等国。”他认为：“中国尽管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的政治社会组织，我们究不妨为抗日联俄。”显然，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国家外交的障碍。

    孙科被认为是国民政府中亲苏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的基本政治理念依然是英美式的。因此，曾有人讥讽他“时而亲苏，时而亲美，朝三暮四”。孙科批驳说：“说这种话的人，不仅缺少外交常识，也根本忘记了国家的利益。”他引用英国外交界的名言“Great Britain has no permanent enemies nor permanent friends, but ha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英国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明确表示，“我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唯一所亲者是国家利益和同胞的幸福”。

    即使是对于在颠覆既有国际秩序上与日本有相同欲求的德国，人们也主张尽力争取，以尽量不使其很快倒向日本。在日德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后，周鲠生仍主张：“无论在国防上或在建设上，我们亦继续需要德意方面的同情与援助，尤其经济及技术上的助力。所以在策略上，我们的外交方针，亦不可以过于为日德及日意两协定所动摇而轻率转向。我们当然应设法预防或减轻这两个协定对于中国发生之可能的效果。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因此便对于德意两强采敌视态度，而把它们列在敌人那方面。”

    人们在努力争取一切可能的国际支持之时，严厉批评那些外表强硬而四面树敌的做法。《外交月报》载文批评南京政府在革命外交过程中，“浮夸不切实际，幼稚缺乏常识”，“日以对外强硬，供对内宣传，徒为自欺欺人之标榜，助长虚骄狂之风气，而实际则无方针，无布置，不必成仇者，竟与结深刻之怨，其志在交欢者，又终于淡焉漠焉”。还有人批评国民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确立的联苏联共政策，盲目与苏联翻脸，欲与列强交好，却仍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号召，自相矛盾。与苏联绝交后，又以中东路事件引起双方冲突，小题大做，引动干戈，给日本可乘之机，以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毫无办法。张忠绂也批评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无政策、无定见，无一贯之办法，“每逢事变临头，方筹应付之方。今日抗英，明日仇俄，终至列强皆成敌国而无一友邦”。

三、关于外交与内政的互动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一国外交与其内政有着不可切割的紧密联系。民国的外交家充分意识到内政对于外交的巨大影响。这主要指两个因素：一是国家的实力。外交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整体实力。王正廷在回顾巴黎和会拒绝签约时深为感慨：“深感吾国民气有余，实力不足。可为一时之声援，难做实际之后盾。”这类对国家实力不足以支撑外交的谈论比较常见，不再赘引。

    二是内政的良莠。内政不良，常常成为外人要求在中国保持种种特权的理由。中国在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便屡屡遇到这种情况。列强总是以中国司法制度不健全，难以保护各国在华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难以保证他们受到公正的司法待遇为由，拒绝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主持操盘南京政府“革命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曾感叹：“一切条件，大都关系内政，内政不良，外人多以借口，吾人经此番教训后，自当知所先后也。”

    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内政是否良善，与能否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支持也大有关系。郭泰祺指出，当前在援助上“最有力量且在世界政治场中居最重要地位”的是美国，而美国的反侵略运动是以维持民治自由为旗帜，中国需向美国宣传，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与欧美的民治趋向相同的。中国由训政到宪政适合民治的精神，设立国民参政会和省县参议会，正是在奠定民治的基础。他认为，英美人士十分注意中国的政治倾向，如果英美认定中国正走向相类似的民治，对于中国抗战必然更多一重同情。所以，为在抗战上取得英美，尤其是美国的援助，以及在战后建设上得到英美更多的合作和协助计，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很有必要。此外，英美对中国的国共问题非常关注，特别主张“国民的统一”。郭泰祺认为，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民治之道，是解除当前国共问题、促进国民统一的有效方法，也是加强抗战基础的重要条件。

    郭泰祺还进一步指出，侵略国家与反侵略国家在本质上不同，其分别在于“侵略者摧毁民众利益，暴横、独裁，欲图将人类恢复至野蛮时代。而反侵略力量则以人民为其基础，依靠人民致胜侵略者”。因此，他提出应重视人民利益，设法改善人民生活，并动员民众参战以巩固中国抗战基础。他认为，“抗战政治与抗战外交是不可分的”，欲使与反侵略民主国家有进一步的合作，则必须“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即政治愈加民主，则与反侵略各民主国家之接近合作愈加密切巩固”。

    张忠绂也曾指出内政清明及国家形象的重要性：“我们要建设战后的新中国，我们必须从各方面设法祛除世人对于我们的猜忌和怀疑。不要说，在战后建设新中国，我们必需友邦经济与技术的援助，就是我们不需要友邦的援助，我们也不能放任友邦对我怀疑的心理，以致阻碍中国将来的建设。”他希望政府的宣传机构发挥自己的效力，让世界各国明白中国将来不会发展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暴力国家，通过广交朋友来树立自己的大国形象，努力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复兴不利的各种因素。

    郭泰祺、张忠绂等人对内政与外交关系的这些看法，反映了人们对外交症结的深入思考。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很多情况下，外交不是一个通过外交官的交涉便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内政密切相连的系统问题，必须通盘考虑。

四、关于“弱国无外交”的说法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屡遭挫折，“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广泛流行于社会。尽管迄今似尚未清楚地考证出这一说法生成于何时，但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这一说法流行开来是可以确定的。“弱国无外交”之说至今仍为人们常用，倘它作为外交成败终受国家实力的制约来理解，自有几分道理，但若理解为弱国的外交实质上无所作为，则是为这本书中的外交专家所一致反对的。周鲠生指出，倘外交家拿“弱国无外交”的说法来宽慰或掩饰自己的外交无能，便是“职业自杀”。他认为，中国作为弱国，没有强力的军备，更要靠外交，“惟其因为我们是弱国，因为我们没有强力的军备，我们更要靠外交”。

    他们明确提出了“弱国有外交”的主张。张忠绂指出：“余则以为弱国无外交一语与事实迥不相眸，历史事实之所昭告吾人者，则为外交之于弱国较外交之于强国犹为重要。”确实，对于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而言，有时可以不必讲究外交策略，且纵有失误，亦有诸多补救手段，但对于贫弱国家而言，发挥外交潜力，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外交讲求理性，研究外交史也需讲求理性。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本书呈现出作者的理性与科学精神。该书研究对象囊括了民国不同时期的重要外交人物，这些人物的外交主张大有差异，有时甚至持完全对立的观点，如对于职业外交与国民外交、激进还是稳健、是否应该诉诸国联、是否应与日本直接交涉、对日本是直接宣战还是缓抗、中国外交应走何种路线等，这些都是当年外交具有重大分歧的焦点问题。而在后世的外交史研究中，这些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常被赋予过于严苛的含义，某一主张会被贴上某种标签，而被置于无须讨论的被告地位。我们看到，该书在叙述这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物时，无论是对于他们的主张，还是与之对立的主张，均给予了理性的阐释，客观地叙述这些主张的理由，让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本书是民国外交思想研究一个很好的探索，是一部填补研究空白的创新之作。它如实呈现了民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析，并引发了令人继续深入思考的兴趣。该书丰富了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民国外交史著作。

    作为一部对个体人物或刊物的外交思想进行考察的著作，这本书是外交思想史研究的成功起步。我期待，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综合性更为完整的外交思想史论著。

    双文教授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在中华民国外交史、政治史及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多有建树，这本书是他及他带领的学术团队新的贡献。双文教授力邀我为此书作序，原不敢当，考虑到该书的部分内容曾纳入我主持的“中华民国外交史”课题，且外交思想研究亦需大力推广，遂不揣谫陋，如实将我的一点读后感呈现出来，权为序。

王建朗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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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对民国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外交家、外交学者及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刊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专题研究，逐个梳理了相关人物的外交思想，从而呈现了民国外交思想发展的整体面貌。书中各章涉及的主要人物分别是王正廷、蒋作宾、颜惠庆、黄郛、张群、王宠惠、孙科、郭泰祺、宋子文、傅秉常、王世杰、张忠绂、周鲠生、王芸生，最后两章是对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外交刊物《外交评论》《外交月报》的研究，刊物中的许多作者，实际上也是当时外交界与言论界具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

作者简介

    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学术委员、广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决策研究》《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华南抗战史稿》等著作，发表论文100余篇。

目录

前言Ⅰ

第一章 王正廷外交思想述论001
第一节以国民为后盾的外交思想001
第二节注重提高国家实力的外交思想009
第三节温和型的革命外交思想015
第四节若干基本的外交策略与做法035

第二章 蒋作宾外交实践及外交思想040
第一节使德期间：联德苏以制日的外交思想及实践040
第二节使日期间：直接交涉的主张及实践057

第三章 颜惠庆外交实践及外交思想081
第一节颜惠庆的“国联外交”081
第二节独立自主、积极主动的外交思想093
第三节理性务实的外交策略098
第四节对若干外交问题的见解118

第四章 全面抗战爆发前黄郛对日外交思想130
第一节黄郛对日外交思想的形成130
第二节黄郛对日外交思想138
第三节黄郛对日外交思想之评价156

第五章 张群调整中日关系的努力及其策略163
第一节关于广田三原则的交涉164
第二节张群主要的对日外交策略173

第六章 王宠惠的外交思想196
第一节王宠惠的大国合作制日思想196
第二节王宠惠的主权思想207
第三节王宠惠的战后集体安全思想216

第七章 孙科“联苏制日”的外交思想232
第一节九一八事变后：坚决“制日”与联苏的外交主张232
第二节担负重任，促成苏援242
第三节坚持对苏友好，彻底清算日本255

第八章 郭泰祺外交实践及外交思想267
第一节参与对日交涉267
第二节使英时期之活动及主张270
第三节任战时外长后的抗战外交宣传282

第九章 宋子文的外交实践与主张289
第一节宋子文与国民党人的联俄政策289
第二节宋子文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301
第三节“英美派”代表的外交风格与思想315

第十章 傅秉常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340
第一节受教于伍廷芳：关于外交人才之培养与操守340
第二节广东军政府时期之外交工作342
第三节任职国民政府外交部——从佐理部务到政务次长346
第四节驻苏大使任上355

第十一章 王世杰的外交思想366
第一节学者时期的外交思想366
第二节幕僚时期的外交思想370
第三节外交部长时期的外交思想394

第十二章 张忠绂的外交思想414
第一节张忠绂外交思想的形成414
第二节抗战前对中国外交策略的见解416
第三节战时的抗日外交主张431
第四节对国民政府外交问题的看法447

第十三章 周鲠生外交思想与外交活动455
第一节北伐时期周鲠生的“革命外交”思想456
第二节全面抗战前对日外交思想466
第三节全面抗战后的外交主张与外交活动475

第十四章 王芸生对日外交主张499
第一节主张对日缓抗500
第二节主张对日直接交涉516
第三节主张联外制日523

第十五章 《外交评论》及其外交主张537
第一节《外交评论》概述537
第二节《外交评论》的国际对华政策之观察543
第三节关于提升国力与借助外力的建言557

第十六章 《外交月报》及其对日外交主张568
第一节《外交月报》概述568
第二节对联外制日主张的理性思考585
第三节对日本的剖析及对中国应取对策的分析608

参考文献630
后记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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