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老师

侯玮红：如果您不太喜欢很沉重的作品，我推荐《白夜》，它是我最早阅读陀氏的一部作品。还记得当时的阅读感受，挺心有灵犀，因为小时候我是一个很爱幻想的人，自己看过什么文学作品或电影以后，会对这些人物的命运，在心里有个重新的安排。当我第一次读到《白夜》时很惊讶，就是俄国也有这样的人，所以产生了很多共鸣。如果是女性读者，我很推荐，那里有很多高贵的、美丽的、不屈服于命运的女性，还有一位那么体贴的男性，像是理想的心灵伴侣。

侯玮红老师

柏琳：侯老师是从她的私人角度，从童年开始追溯的阅读体验，这个层次来向观众读者推荐作品。刘老师是从非常专业的研究者的角度来推荐，我作为一个陀氏的读者，刚才提到的作品都有读过，每一部作品给我的感受都是挺喘不过气。通俗点说，其实陀氏并不是一个让人很轻松的作家，不是一个可以茶余饭后解闷的作家，他是需要引起你深刻的思考、自省、反观意义的这么一个很困难的作家。

回到今天的新书沙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作者古斯基在本书前言里给我留下了很鲜明的印象，他说陀氏是一个“危机”作家，他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机，自己的人生危机与社会变动的危机交织在一起，然后给他提供了今天创作的面貌。

那么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当你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这本书时，给予你们最深刻的阅读感受在哪里？如果让你们来评价这本书的话，孰优孰劣都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说非常中肯地去谈这本书，然后让读者带着这样的兴趣和好奇心去自己探索这本书。总体上来说，作为一个读过的人来说，这还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传记。

柏琳老师

刘文飞：这是一本新书，我大概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来读它，在我的读书的速度中还算比较慢的，往往可能会两天读完这样一本书。在陀氏的传记中也不算太厚，大概二三十万字，算篇幅小的。但是我读完这本书，还是很有新鲜感，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新”。

 第一个“新”就是作者。因为要读这本书，我上网搜了搜他的简历，还把他的照片下载了。我有时候读一本书，喜欢把那个人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跟他的交流好像更直接一些，说这本书就是这个家伙写的，觉得可能会更亲近一些。我在读序言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序是2017年11月写的，我很震惊。我想这是一本新著作，离我们实际只有两三年的时间，而且这中间还有翻译。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本非常新的书，非常新的翻译，它中间的新信息肯定要多一些，这是我感觉到的第一个新的方面。我在这里也想代表读者感谢一下出版社，感谢译者，因为他们的工作显然是非常抓紧的。我不知道译者译了多长时间，但你想想2017年10月作者写的，他写完序言后，图书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对吧？留给我们翻译出版的时间只有两三年，而且还是在疫情撕裂的这几年。

第二个“新”在于它毕竟是在21世纪写的陀氏传记。在此之前，也已经有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实际上陀氏在俄国文学作家中间，被写传的数量在30年前、40年前是不多的。相反，在俄语中间陀氏传记是少于普希金传，少于托尔斯泰传，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整个苏联时期，对陀氏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有人说他是一个残酷的天才，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反动作家，实际上陀氏的研究著作 特别多，但传记反倒不是特别多。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想可能传记作家不是很好下笔，写普希金的时候可以无所顾忌，把所有的好话都堆上去都没关系。

刚才说的“新”，就是这一版的传记竟然不是用俄语写的，也不是用英语写的，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本书是译自德文，这个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可能研究俄国文学的朋友知道，大概五六年前在北京开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探究俄国文学及俄国文学史的多语种书写，我就把全世界各个国家写俄国文学史的专家，当然是几个主要语种：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和法语、德语都请到北京来开了个会，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写一个中文版的俄国文学史，我们知道英美人怎么写，也知道俄国人怎么写，但我们不知道日本人怎么写，韩国人怎么写，结果我们一邀请，这些俄国文学史家特别高兴地就过来了。

 跟我的想法一样，他们也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写的。那次的会议对我们的写作帮助特别大，我说起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谈的这本书有关系。它是一个德国人写的，总是要带着德国人的视点，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应该有个中国学者视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而且不是学术著作，完全是评传。在我的心目中，这个角度是新的。

第三个“新”是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感觉到的新视点和德国视点，或者说是跟德语视点有关系。比如说这本书在我读到的传记中间，相对而言，它比较侧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层面、思想史层面的理解，更多的是从这个主题、以及角度去谈他的作品。比如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受很多康德的影响、克尔凯郭尔的影响，尼采受了他的影响，弗洛伊德怎么样，谢林的哲学怎么影响了他等等。也就是说，作者古斯基毕竟是在德语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他对康德、谢林的理解可能超过我们中国学者，这是他的优势，他就把它用上。这一点很好。

第二点就是他的德国视点还表现在相对浅的生活层面上，比如说他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人，我们姑且就叫德国人吧，所以他就特别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度过的那些岁月，特别关注他到过德国哪些地方，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很多作品是实际在德累斯顿和巴黎写成的，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侨民文学”，这也是侨民文学。所以，在我还没看内容之前，我看标题就非常震惊。他把他在国外待了4年，看成是第二次流亡，第一次是10年的苦役，对吧？他把这个看成是流亡。

作者就特别关注他在国外的生活，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过的地方可能是他生活的地方，比如瑞士这些地方。这样写起来就特别有亲切感，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是陀氏在北京生活过4年，我是一个北京的居民，我来写这一段，我肯定会关注。中间我还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点，他在写《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的评价的时候，也写到了一个德国医生，而且这个医生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缩写，后来他感慨了一句，他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作品中，唯一一个正面的德国人形象，也就是说除了这个人之外，他心目中的德国人都是很庸俗的。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他很注意从德国视点来看陀氏，这个很好。当然至少对我们来说是新鲜的。

 也就是从“新作”“新译”“新的德国视点”这三点来说，我感觉这是这本传记对我而言的吸引力。

柏琳：侯老师，您作为一个读者，先不说是研究者，阅读索·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这部作品，您受到的最大冲击是什么？

侯玮红：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全部读完，因为我看的很慢，特别好看。后来时间来不及了，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像读小说一样，特别特别投入，看得人很激动。我觉得作者似乎有一种悲悯的视角来看着陀氏的一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当然，我首先注意到了刘老师说的“新”以及当代性，也是注意到了前言写于2017年，而且提到了1998年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落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还有201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地铁站的落成，提到这些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特别亲切，他在叙述的时候很有电影的画面感、时空感，很像拍摄时的摇臂，一会儿摇到陀氏的时代，一会儿摇到当代，让你有种互相映衬的感觉。

这个作品的开端，不是从陀氏出生时写起的，是从1859年陀氏人生转折的时候，就是他结束了4年的苦役的生活，以及5年半的兵营生活，从西伯利亚回到俄罗斯的分界点写起的。实际上是站在哈萨克大草原上，这时出现了两座界碑。一面是亚洲，一面是欧洲。他的人生即将回归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俄罗斯。此时，他闻到的是松脂和新鲜的泥土的气息，草莓和蘑菇的味道，他说这是俄罗斯的味道。我就觉得这种文字读着特别的舒服。这是作者演绎的部分，他能把这些演绎、想象和那些史料，和那些研究的资料、作品以及人物等这些特别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的时候，虽然你知道那是一个假死刑，他描写的前前后后的过程，以及后来他跟他的哥哥告别的场景，写的特别动人。在他去世前不久，普希金纪念碑落成时，他和屠格涅夫的演讲。在落成仪式上，他把这个演讲说成是二者之间的决斗。屠格涅夫是贵族的、高傲的，带着自信和自恋的那种形象，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一个面带病容的，一个神经质的，令人心生同情的中世纪僧侣的这种形象。二人完全是不同的观点，屠格涅夫谴责斯拉夫学派让知识精英靠近民众，可是陀氏就说出了普希金是人民的诗人，他是世界性的，有种深藏不露的辩论大师的笃定。写到那儿的时候，我觉得细节特别有意思。

柏琳：侯老师作为女性研究者，刚才谈到我们说的两个问题时，我从一个听众的角度来看，觉得您是很感性的，让人很受触动。刘老师的补充让我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末尾章节，他去世了。两位老师肯定也有印象，谈到陀氏的葬礼，涅瓦大街有很多人去为这位文豪送行，但作者古斯基突然话锋一转，说过了几天之后，屠格涅夫是在他之后去世的。幸亏陀氏是先一步去世，如果他后一步的话，当他目睹屠格涅夫葬礼时，他肯定会受刺激。因为为屠格涅夫送行的场景可能更壮观，作为一生的老对手，恐怕陀氏又要咽不下这口气了。

当读到这些小细节时，就能看出就像刚才刘老师谈到的，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作者视角，不论他是作为一个德国学者，还是作为他个人所关注的兴趣点来说，这部作品都是一本很迷人的传记，未见得是一个完全公正客观的传记。而太公正客观的传记，其实也没有这种特别有个人魅力的传记更有意思。

我最受他触动的点是哲学性的思维分析，尤其是谈到《群魔》的那本作品，之前有很多内容有一些一知半解，当他采用克尔凯郭尔式的分析方法，来分析里面主要人物的时候，虽然篇幅不多，但是给人一种很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哲学式的分析提炼，就让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分就大大提高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还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和价值。

（注：本文为沙龙直播录音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