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给乡村社区带来实质性的冲击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大量农民开始在城乡之间及乡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流动，乡村社会及社区变得更加开放，传统同质、封闭的社区或共同体出现分化和异质化，然而现有制度下村级组织的封闭性和单位化治理，使已趋个体化的乡村社区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如何构建适应新形势的乡村基层治理体制，成为进一步推动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最迫切的问题。对于关心基层治理和乡村变迁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蔡杨，女，湖北襄阳人，博士，现为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在《光明日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0余篇。

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社区及共同体一直处于各种变化之中。一方面，中国农民在乡村社会的生活历程继续推动着乡村社区的自然发展；另一方面，乡村社区的构建同时重合于国家与社会的巨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考察中国乡村社区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国乡村社区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历程。

在传统帝国时代，国家与乡村社会呈现离散与合作并行的状态，对于乡村社会分散的小共同体而言，地方权威实质性地承担着管辖权，而国家则运用权力通过地方性权威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组织、控制和管理。基层治理以州县官府为核心、乡里组织为载体、家族宗族为依托、乡绅精英为支持，既不是完全的自治，也非完全的官治或吏治，而是一种“官督绅办”或“官督绅治”、“双轨政治”或“长老统治”的治理体制，“乡绅配合官府治理乡村”，王权及官僚系统通过乡里组织和乡土士绅对基层社会实行控制，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基层社区进行合作治理。

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国家权力进一步深入乡村，乡村治理日益国家化、行政化和官僚化。伴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下沉，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出现了裂变，乡村社区被进行大规模改造和重新规划。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至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全面介入乡村，传统的家族组织被瓦解、其他来源的权威结构被消解，乡村社区的生产生活一度全部纳入准军事化管理，传统乡村社区的封闭性与国家的离散性被打破，国家权力垄断了社会资源，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被强化，农民作为封闭社区的成员开始对社区与集体产生高度依赖，社区的认同从属于国家权力控制范围。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乡村社会及社区也变得更加开放，伴随着各种资源和权力的变化，原有的血缘、地缘共同体边界被打破，传统同质性和封闭性的社区共同体出现分化和异质化。然而现有制度下村级组织仍然具有的排他性、封闭性和单位化治理，使事实上已经面对面的国家和乡村社区个体之间，并未建立起直接有效的沟通渠道，国家对个体化、多元化的乡村社区的诉求无法进行有效回应，由此导致乡村治理组织、管理和服务能力不足，不仅造成诸多的社会矛盾，也使乡村社区陷入失序，出现治理危机。

本书以个案来考察上述乡村社区的发展及治理。主要内容分上篇和下篇，以农村改革为时间分界线，对一个我国中部地区乡村社区百年历程展开叙述，描述其从传统社会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变迁，重点考察流动和开放背景下，村庄社区的居民构成、共同体生活方式及社区治理的变化：首先回顾J村的历史；再详细描述流动和开放背景下，以J村为代表的“流入型”村庄社区新的样态、居民构成、一系列的权利困境、认同变迁，展现社区共同体在继续开放与进一步融合之间面临的困境；最后以J村为表述对象，揭示国家权力对村落共同体本身的形塑、村落社区及共同体发展对制度变迁的诉求，并讨论在更深层次流动和开放的转型中，乡村社区重新整合与融合的需求将进一步求诸国家制度的回应，乡村不再是被动的乡村，乡村社会日益显示出其主动性并推动乡村基层治理的变革与发展。

（摘自本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