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伊始，英国颇为激进地大幅调整了其外交政策，尽管对这一调整具体何时开始以及为什么要调整还存在不少争议。在此前的20年中，英国政治家们还将法国和俄国视为英国最危险的全球竞争对手，并将德国看作遏制法国和俄国威胁的一大合作伙伴，而后英国却把德国确定为危险之源，进而先后转向寻求法国和俄国的帮助来应对德国的威胁。

对于威胁新的认知促成了英国防务政策的转变。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击败法俄联合舰队，而此后对抗德国海军成为英国海军最关心的问题。据此，英国舰队的部署也进行了调整。首先，将遍布全球的英国海军力量撤回本土，部署在北海及其周边地区。这一调整虽然步履缓慢，但势头已现，不可逆转。与此同时，英国已在酝酿同德国可能爆发海上冲突时的作战计划。无独有偶，英国陆军此前的作战构想是将军队部署在印度西北边境以抵御俄国人的进犯，其后则改为在必要时紧急部署到欧洲大陆，同法军并肩作战。毫无疑问，英国假想中的敌人正是德国。

防务政策的大幅转向进一步促成英国重新评估其情报需求。当潜在的敌人是法国和俄国的时候，英国情报工作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搜集这两个国家的作战能力和战争意图等方面的信息。既然德国已经被英国认定为未来最可能的敌人，那么关于德国的详尽情报自然就成为迫切需求。相应地，英军总参谋部希望获得关于德国陆军组织体系、军事战略性质、作战方式背后的战术规范、士兵的训练体系、军事装备的规格和性能分级，以及其他敏感问题的相关情报。英国海军部则希望掌握关于德国海军政策目标、海军计划制订者的战略思想、海军官兵战术训练、军舰设计和建造细节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的情报。不论英军总参谋部还是海军部，都想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德国领导层对发动战争，特别是对同英国的战争的诉求、准备情况和实际能力等方面的情报。 

当然，渴望获得情报和实际掌握情报是两码事。为了获取上述详细和敏感的信息，英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寻求在德意志帝国内部开辟一系列优质情报源。那么英国又有哪些获取德国情报的渠道呢？

1914年，在德国基尔运河，德国鱼雷舰队的人员与船只

陆军情报来源

当时英国陆军部收到的原始情报材料留存至今的寥寥无几，甚至相关资料都难觅踪影。然而，历史学家们仍然能弄清楚英国是如何获取陆军情报的，这多亏了1907-1909年为一批未来的总参谋部军官所开设的课程，一些高级军官在课程组织过程中将英国陆军情报的获取方式和来源等大致记录了下来。此外，陆军部在1907年印制下发了一份题为《和平时期关于情报搜集工作的纪要》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正如其标题所示，大致概括并部分详述了建议搜集情报的方式。所幸这份备忘录和上述参谋课程记录的副本仍存于世，它们共同揭示了当时英国陆军所掌握的四大情报来源。

第一个情报来源是旅居海外的英国军官们的报告。英国陆军鼓励其军官关注全球范围内的最新军事发展动态，这无疑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英国陆军定期派遣观察员参与外国的军事演习，为受训中的参谋军官提供参访著名战役遗址的机会，资助那些正在学习外语的军官在外国短期居住以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同时，这些身处海外的军官也借机搜集所在国的各种信息并将其详细报告给陆军情报部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时任英国陆军作战部特别任务部门主管的詹姆斯·埃德蒙兹中校，他曾受邀参加1908年在科布伦茨附近举行的德国军事演习。根据他的记录，当时他仅仅通过与德军汉斯·冯·贝塞勒将军的礼节性交谈就获得了若干重要问题的答案。

第二个重要的陆军情报来源宝库是可供研究的公开资料，如公报、报纸、杂志等。理论上，关于德国陆军的大量情报都可以通过公开出版物获得。其中部分情报的取得有赖于高质量的德国陆军书面材料，但也有很多可从对德国军事史和军事理论的大量相关描述中窥一斑而知全豹。例如，一些德国报社聘用了多位退休军官作为专职军事通讯员，而他们的文章通常包含了彼时颇有价值的关于德国军事发展情况的只言片语。德国也有众多一流的军事刊物，包括世界知名的《军事周报》和《德国军队报》等。仔细品读这些刊物的文章，你会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最新的德国军事思想。在所有公开出版物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些德国军方高层人士为赢得公众更多关注和支持而偶尔为之的著述。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德国退役将军和著名军事作家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所著的《德国与下一次战争》。这本书出版于1912年，恰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风波后不久，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盛行于德意志帝国最高军事层圈子中的心理动态。毫无疑问，英国情报部门获得了该书并对其一探究竟。

第三个情报来源是政府其他部门发给陆军部的报告。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都派驻有代表。这些外交官、领事和殖民地官员经常撰写同军事问题相关的报告，这些报告无一例外地与陆军部共享。例如，当德国强占中国青岛港的时候，陆军情报部门收到的大量关于中国事态发展的信息，都来自柏林的英国驻德大使发回的急件。

最后一个情报来源渠道就是间谍活动。英国陆军已被证实有时从事“秘密工作”，相关证据包括1903年呈递给哈德威克勋爵主持的旨在研究陆军情报局未来规划的委员会的信息。时任动员和情报事务总监的陆军中将威廉·尼克尔森爵士已承认这一委员会的存在，他强调：“我们有必要这么做，而且已经做了，按照这种方式雇用官员和平民为我们服务。”由于缺乏相关记录，尼克尔森所描述的这种努力取得了什么效果现已不得而知。我们目前所知的是英国陆军部有一个特别任务部门专门负责协调此类行动，该部门在1908年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在德国境内的英国特工顺利开展活动。此外，随着1909年10月秘密情报局的建立，开始有一个专门的间谍组织负责在欧洲大陆开展秘密行动。由于关于秘密情报行动的档案尚未解密，这个新间谍组织的具体成效仍旧是个谜。尽管如此，有一部著作的作者曾获特许查阅秘密情报局首任局长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的私人文件，这就使某些事实可以得到确认。其中之一是到1910年1月，新的秘密情报局已掌握了大量关于德国军备生产的情报，特别是关于克虏伯公司正在生产“能发射300公斤炮弹的29.3厘米口径超大型榴弹炮”的情报。虽然尚不清楚这一情报的取得是不是秘密情报局本身的功劳，但可以确信相当多的陆军情报已通过秘密渠道为军方所获得。

除了上述四个情报收集渠道外，有证据显示陆军情报机构还从其他两个渠道获取情报。其中首要的渠道是英国商人。为了追逐利润，英国主要大企业一直密切关注它们在欧洲大陆的竞争者的所作所为，因此，它们在搜集商业情报的同时往往也获得了不少有军事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通常都汇总到了陆军部下属的相关机构。例如，考文垂军械厂经理H.H.马林纳在1906年致信英国陆军炮兵总监哈登将军，让其知晓他最近对克虏伯公司在埃森的工厂的发现，即克虏伯已投资300万英镑建设一个生产重炮装备的新工厂。

英国的协约国伙伴法国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来源，但无论是英国参谋课程还是成文的备忘录对此都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而这恰恰反映出法国的重要性。法国陆军情报机构在窃取德国陆军机密文件方面成绩斐然。例如，1903年末至1904年初，法国人弄到了代号为“复仇者”的系列文件。按照表面价值看，该文件是德国作战计划的副本，曝光了德国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作战计划背后的某些细节和战术设想。“复仇者”并非法国特工能刺探到的唯一一份德国文件。在数年之中，一大批价值不逊于“复仇者”的德国机密文件悉数落入法国人之手。当然，法国并不是将每一份它所获得的情报都同英国分享，它只是将其掌握的部分情报的评估报告发给了英军总参谋部。

简言之，英国陆军部可通过六大渠道掌握关于德国的情报。由于现存档案资料不足，我们很难对上述六大来源的重要程度作出判定，但可以肯定，它们都对英国陆军作战部绘制出较为完整的德国情报全图贡献甚多。

海军情报来源

很不幸，不像英国陆军情报机构，英国海军情报局没有提出任何成文的备忘录或课程以详述其情报搜集方式。不过，他们令人意外地保留了大量相关档案，包括相当一部分记载了原始情报信息的文献资料。历史学家们可以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合理地绘制出关于英国海军情报机构如何运作的全景图。英国海军情报局的情报来源在很多方面同英国陆军的情报来源大同小异。

身处海外的英国海军军官的报告是海军情报局的一大重要情报来源。英国海军定期派遣舰艇游弋于世界各地，其目的包括彰显英国对海洋的统治地位、访问偏远的海军基地，以及使现役官兵熟悉外国水域情况等。一些英国舰艇也驶入德国港口，它们同德国军舰不期而遇或招待德国军官和显贵们，这些活动都为撰写有价值的报告奠定了基础。例如，沃伦德将军曾率领英国第二战列舰中队访问德国的基尔港，以参加庆祝拓宽威廉皇帝运河工程竣工的庆典。沃伦德此行就催生了大量技术情报方面的报告，主题涵盖了从德国舰炮装备到德国军舰桅杆高度的方方面面。

海军情报局的军官们也从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大量公开出版物中抽丝剥茧，获取了众多有用的信息。例如，德国国内有若干个公开发行的非常重要的专业海军刊物，其中《水兵》和《海军评论》最为人们所熟知。这些期刊经常刊登德国高级军官和战术思想家的文章，通过仔细阅读这些期刊，可以发现足以把握德国海军内部新思潮的有价值线索。同样地，通过分析刊登在诸如《造船》这样德国造船和海洋工程界顶级刊物上的文章，就有可能搜集到关于德国航运业最新技术发展情况的数据。最后，从众多德国发行的日报中也可以挖掘到有价值的资料。不少德国报纸对海军事务颇有兴趣，甚至聘用了专门的海军通讯员。不过，海军情报局不可能订阅全部的上百份德国报纸。1909年的备忘录显示，他们只是订阅了在德国主要的海军港口城市发行的主流报纸。

英国政府的其他部门，尤其是外交部，是海军情报局的另一大情报来源。正如前文所述，英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外交网络，尤其是在德国投入了大量外交资源。英国政府不仅在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有大使馆，而且在帝国主要邦国都派驻了公使馆。慕尼黑、斯图加特、达姆施塔特、卡尔斯鲁厄、德累斯顿、科堡等地的常驻公使或代办分别负责维护英国在巴伐利亚、维滕堡、黑森、巴登、萨克森、萨克森-科堡等德意志邦国和地区的利益。相当一部分常驻德国、具有丰富经验的英国外交官肩负着为英国海军部刺探情报的重任。这些英国外交官通常会提交一系列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如德国公众舆论对海军军备竞赛的看法等。这些信息自然会被转发给英国海军部，后者将对其进行仔细剖析。例如，英国驻柏林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在1909年8月发回的一份急件中断言，英国维护其海军优势的坚定决心正在促使德国冷静下来。英国海军部将这一观点记录在案。戈申认为，“最新型的战列舰不断攀升的巨大开支⋯⋯已经开始引起德国纳税人的强烈不安”英国海军情报局对戈申的这一论断颇感兴趣。

更有用的情报获取渠道是英国外交部的领事官员。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维护英国在德国的商业利益，因此，许多英国领事官员常驻德国主要的贸易港口，以便监控英德贸易往来。不过，由于许多德国贸易港同时也是海军军港，英国驻港领事官员们也可趁机刺探关于德国海军部署的情报。因此，英国海军部也要求这些领事官员有针对性地搜集关于船舶建造、港口设施、军舰活动等方面的情报。1912年12月，驻埃姆登的英国副领事卢卡斯-沙德维尔先生发来的报告就是一份典型的汇报最新德国海军情报的报告。卢卡斯-沙德维尔在报告中提出，他注意到德国海军“阿科纳”号小型防护巡洋舰驶入港口，这是“第一次有军舰部署在埃姆登港，并且似乎是迎合了埃姆登镇的民意⋯⋯随着正在进行中的港湾扩建工程的完工，还会有更多的军舰部署在该港”。后来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一预测在当时是相当精准的。

英国商人是另一大重要的情报来源。在商业领域，德国也是英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在尽可能地剖析德国的问题上，英国各大企业的渴求程度丝毫不逊于英国海军部。因此，英国商人们一直十分关注德国的商业和工业发展情况，包括德国造船和军工企业的动向。一旦掌握相关情报，他们通常很乐意同海军部分享。1906年，壳牌运输与贸易公司致信海军部，称其刚刚收到一项来自德国海军当局的商业提议：

我们刚刚通过我们的汉堡办事处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海军的申请，他们希望同我们签订一份商业合同：一旦他们开始进行动员，由我们向其提供液体燃料。我们觉得英国海军可能会对此感兴趣，因此随信附上德国原件的。

这封信附上了德国人提出的合同副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德国海军希望在动员开始后的90天内获得1.34万吨液体燃料。恰好英国海军部正在发愁如何获取关于德国海军燃料消耗的统计数据，这份情报可谓解了燃眉之急。

间谍活动无疑也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手段。当然，英国在德国的隐蔽行动所获得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不过诸多迹象显示，英国海军部仍然通过间谍行动窃取了一定数量的德国海军的详细情报。其中一部分情报来自一名代号为“WK”的特工，他受英国秘密情报局指派在德国境内活动。很明显，WK有渠道进入德国海军设施。1910年1月，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内容包括德国在赫尔戈兰岛建设一个新港湾、正在威廉港的帝国造船厂内进行的工程、德国最新型号战列舰的速度，以及德国潜艇项目的情况等。上述情报涉及的都是敏感问题，只可能通过内部情报源获得，无疑正中英国海军部下怀。

戎装间谍一战前英国武官对德国的情报战绪章外交和战略背景：重估英国外交、防务和情报政策WK恐怕不是英国海军部唯一的秘密情报来源。有证据显示，海军还有多名密探，其中可能包括一些“独行侠”。1911年，海军情报局局长向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部秘书提交了一份长达19页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包括德国海军造舰图表，以及德国海军战列舰“图林根”号和“海姆达尔”号［下水后更名为“腓特烈大帝”号］的设计和布局方案的全部细节。此外，报告还介绍了“布雷斯瑙”级巡洋舰的详细参数，并对德国1911年的战列舰计划作出了推断。1919年，文森特·巴德利爵士在这份报告的摘要上标注了“非常重要”的字眼。不过很可惜，这份报告并未公布资料提供者的任何具体信息。我们只是被告知，“这份报告是基于从可信来源获得的情报撰写的”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推断，上述情报只能从德国造船厂获得，而潜伏在德国内部的一名特工是唯一可能的情报来源。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潜艇驶往海岸并被摧毁

主要陆海军情报来源的局限性

正如前文所述，英国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建立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渠道，包括旅居海外的官员的报告、公开出版物、其他政府部门的报告、商人和企业家提供的信息，当然还有通过间谍活动获取的情报等。就陆军而言，他们还可以获得法国这样的协约国伙伴提供的情报资料。正因为信息来源渠道丰富多样，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英国得以掌握大量情报。然而，这些情报源所能提供的情报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仅就派往德国的英国官员而言，他们在情报搜集工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受到不少明显的限制，那些通过官方渠道派驻德国的官员尤为如此。德国政府自然对他们的存在保持警觉，进而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这些“客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例如，约翰·杰利科爵士曾在1910年夏天访问基尔港，并顺理成章地出席了德国最负盛名的基尔帆船赛。不过，对德国海军来说，杰利科将军出席基尔帆船赛在情理之中的说法并非无可置疑。驻伦敦的德国海军武官威廉·威登曼上校就认为，杰利科出席基尔帆船赛其实是另有目的的，他强调，“既然杰利科爵士不是一个帆船赛选手，而且甚至没有一艘自己的帆船，那就说明他到基尔来并非出于纯粹的体育竞技兴趣。我更相信他此举是为了掩人耳目，其真实目的是窥探最新型的德国舰艇”。威登曼的直觉是对的。杰利科在他未出版的自传中披露：“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德国海军，我知道它在帆船赛期间会盛大亮相。”有鉴于此，特别是考虑到其他英国军官也有可能出现，威登曼建议将最新型的舰艇从基尔的德国舰队中调出。但德皇驳回了这一提议。究其原因，他认为这么做不仅对这些新型舰艇上的官兵们不公平，而且也毫无必要。至于保密问题，可以采取其他变通的办法。德皇在威登曼的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安全人员时刻紧盯着这些英国军官。他们夜以继日，从不让英国人的一举一动离开自己的视线，可随时向基地汇报其动向。”因此，在德皇看来，在如此严密的安全措施下，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

是的，既然德国当局可以轻易地阻止英国官方派驻到德国的官员的情报搜集行动，那么“非官方”的访客尝试刺探机密的举动则同样非常危险。两名英国军官——皇家海军上尉维维安·布兰登和皇家海军陆战队轻步兵团的伯纳德·弗雷德里克·特兰奇上尉——让这个严重的问题暴露出来。1909年夏，他们随皇家海军“康沃尔”号训练巡洋舰前往德国。在德国，他们可以看到大量海军设施，由此撰写了以“布伦斯比特尔、滕宁和威廉皇帝运河”及“基尔海岸防御”等为主题的一系列报告。报告原件已被销毁。或许基于这一成功经验，他们在1910年重返德国，以旅客的身份前往弗里西亚群岛，以期搜集到更多情报。很不幸，这一次他们失败了。他们尝试进入博尔库姆岛的军事禁区的举动引起德方怀疑，随后被逮捕并拘留。两人被判间谍罪入狱，直到1913年才获释。整件事让英国政府极为尴尬。尽管英国海军部虚伪地公开否认同特兰奇和布兰登的行为有任何关联，但第一海务大臣仍然感到应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他在特兰奇获释返回英国后沉痛地对其坦言：“这一悲剧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再派官员前往海外执行此类任务。

确实如此，即便没有来自德国当局保密举措的阻碍，那些被派往德国的官员个人在所能获取的情报上也存在诸多限制。一名被派往海外执行短期特别任务的军人只能对德国匆匆一瞥。尽管这种浮光掠影般的观察也是有用的，但伦敦的陆军和海军部门真正想要的是对德国的系统考察，而这势必要延长外派官员在德国驻留的时间。只有熟悉德国和德国军队的常驻军官才能对德国军力和意图的稳步发展作出合理的评判。公正地说，只有这样的军官才能敏锐地意识到德国社会氛围或政府路线的急剧变化。偶尔访德的陆军士兵或海军水兵可以为这一情报源提供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而代之。

同样地，使用公开出版物也存在隐患。主要问题是德国政府有好几种方法管制媒体，由此控制可以公开的信息。其中最具有强制力的，是德国颁行的极为严格的关于出版的国家保密法。法律规定，那些泄露敏感机密信息者将被处以至少监禁两年的惩罚。鉴于任何违法者都将面临多种处罚，报纸编辑们自然小心翼翼，倾向于不刊登任何未经政府授权的关于陆军或海军的报道，以免触犯法律。在这种自我审查制度下，那些通过新闻媒体搜集情报的英国情报人员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已经通过审查的材料。尽管不排除一些有用信息成为漏网之鱼，但公开出版物基本上只能提供德国政府希望外界所知晓的信息。

德国政府还通过扶植新闻媒体来管控公开出版物的内容。很多政府机构采用雇用媒体的方式来将其触角伸向公共领域。这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个例子是德国海军部新闻局，这个机构被形容为“一个在约瑟夫·戈培尔的纳粹宣传机构诞生近35年前就已存在的，未有其名却有其实的宣传机构”。德国海军部新闻局由德国海军部的军官负责管理，是一个充斥着公共信息和假消息的专职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传播有利于德国海军发展的新闻故事。这些故事通常伴随着德国国内政治议题而被散播出去。海军部新闻局特别活跃，比如它曾制造舆论来鼓动帝国议会投票通过更为庞大的海军预算案。更有甚者，海军部新闻局扮演了外交部新闻局的角色，它对媒体施加影响以向外国读者传播经精心设计过的故事。有证据显示，它经常这么干。这些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中的假消息表明，英国情报人员在利用公开出版物作为情报来源之前必须对其出处和可靠性进行仔细的审查。

由英国政府其他部门提供给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情报也存在不少问题。最经常和最稳定地提供此类情报资料的政府部门是外交部，它经常将英国外交官和领事官员的报告转发给军方。这些报告虽然有用，但只能满足军方一小部分的情报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专业性导致的问题。外交官是专注而职业的观察者，他们提供给上级的报告通常是自己对驻在国某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印象，这些情报可谓无价之宝。然而，他们毕竟对军事业务知之甚少。因此，当需要面对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德国陆海军官兵的表现、武器质量、训练发展情况，以及其他专业问题时，外交官们往往力不从心，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

很多领事官员在提供情报方面也面临同样的障碍，导致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这种障碍即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应对复杂精密的陆军和海军议题。此外，还有两大因素削弱了他们作为个体情报搜集者的价值。首先，领事馆并不是一个完全专业化的机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外交部在坚持“职业领事”原则的同时，却雇用了大批当地人担任英国领事和副领事官员，这些人只是为了微薄的酬劳而选择在领事馆兼职。当然，这些“贸易领事”在搜集贸易统计数据、帮助海外英国人，以及完成其他作为领事的常规工作方面的表现依然是十分出色的。只不过，他们不太可能愿意去搜集那些本国的敏感信息，并将其报告给一个潜在的未来敌人。

从情报搜集的角度来看，解决办法显然是应在那些英国希望获得敏感或机密情报的地区派驻全职的、由英国人担任的领事官员。遗憾的是，仓促间任命大批领事官员或全面推行“职业领事”制度势必要耗费巨资。而且，即便德国人同意这么做，也会识破英国此举是为了搜集情报。德国政府对那些可能被英国人盯上的情报来源地一清二楚，他们不会同意英国在这些地方派驻“领事间谍”。正如劳氏船级社海洋保险市场干事爱德华·英格尔菲尔德对英国海军部所言：“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我的理解是，他们不会允许在其兵工厂所在地或其他重要地区由一个英国人执掌英国领事馆。”事实上，这番话已经说明所谓的解决办法是行不通的。

第二个影响英国领事官员作为情报来源价值的因素，是英国外交部并不希望其雇员从事情报搜集活动，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损害外交部诚实正派的声誉。因此，当1909年海军部致信外交部，建议创立一个常设且正规的机构，以通过驻德领事馆来搜集秘密情报时，外交部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并不排斥领事们在其辖区内完成本职工作之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坚决拒绝任何“得寸进尺”的提议。令人诧异的是，根据一名高级海军情报官员的描述，当时海军部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外交部厌恶让他们的领事官员帮我们的忙”。

从英国商人那里获取情报也受制于某些现实问题。其中之一，是尽管许多对陆海军情报机构颇有价值的情报是从商人圈子里获得的，但仍然有许多资料是他们无法轻易接触到的。作为伦敦劳氏船级社干事的爱德华·英格尔菲尔德曾向英国海军部指出，虽然他很乐意帮英国政府获取关于德国舰队行动的早期预警情报，但“无论在运河哪端”，德国人都不会轻易地同意让他“雇用一名英国人担任劳氏船级社在当地的代理商”。甚至当企业家们向政府提供相关数据时，这些数据的可信度往往都被认为值得怀疑。作为此类情报的提供者，考文垂军械厂经理马林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06-1909年，马林纳多次向陆军部和海军部介绍关于德国提高军火生产能力的基本情况。不过，他对这一问题更早的警告却无人理会。而他稍晚一点的告诫虽然被认真对待了，但也只是在得到其他情报源的佐证之后才11被接受的。与此同时，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海军上将斥责马林纳是一个“可疑的公司推销员”，并且马林纳身上的疑点颇多——也许此言并不公平——他宣称德国的备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替他陷入苦苦挣扎之中的公司赢得订单，一如他的爱国心。尽管这一论断也许有失公允，但确实很多企业家并非军备竞赛的旁观者，他们对此有金钱上的直接兴趣。正因如此，这些被劳合·乔治称为“承包人的死党”的企业家经常遭受质疑。

在通过间谍活动刺探情报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例如，威廉·尼克尔森爵士声称，在战前大多数时候，英国甚至都未建立起最初级的秘密情报搜集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许多军官回避这一工作。用埃德蒙兹中校的话说，他们甚至将建立秘密情报搜集系统视为“耍阴谋诡计”，是“损害英国品质的令人厌恶之举”。因此，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英国陆军还是英国海军都拒绝向特工们购买秘密情报。虽然这一行为无疑是高尚的，但从情报搜集的角度而言它却并非成功之举。

虽然心有不安，但近年来的经历还是让军方更为严肃地看待秘密行动的价值。在这方面，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更是意义重大。失败的情报工作造成了灾难性的和尴尬的后果，而良好的情报工作则显示出对最后的成功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其后果，是促成英国将情报工作指南汇编成册，最终形成了诸如陆军部的《战场情报责任规定》这样的手册，并开始散发下去。作为情报工作文字化的一部分，上述文件也寻求将间谍活动系统化。戴维·亨德森关于战场情报的著作包含了一个题为“获取信息——秘密行动”的章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遗憾的是，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因此，1908年2月，英国陆军部欧洲处处长格莱钦上校在帝国防务委员会面前被迫承认“从德国获取秘密情报的安排”远不能令人满意：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直到上个月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秘密情报特工成功潜入德国，因而一无所获。但是我们有一名特工正在打入德国内部，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到四个月内，我们能有更多特工潜伏进德国。

斯莱德上校的日记证实，英国海军也没有多少特工可供差遣。1908年1月，一名被派往德国的军官发回了关于英国间谍行动能力的第一手报告，报告强调“目前还一事无成”。斯莱德对此则乐观地补充道：“但我希望不久后我们就能在那里安插一名特工。”有鉴于此，我们很难指望间谍活动能提供多少情报。

直到1909年10月秘密情报局成立，英国在建立专业的间谍行动组织的道路上才迈出了真正的一大步。不过，在新机构真正作出成绩之前，有必要为真正的情报人才——可靠且已安插到位的特工——创建一个足以维持其生存和活动的机制。这么说也许不太公正，但确实是一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英国在对特工的保障方面都毫无进展。和平的希望最终破灭，情报体系的建设却依旧长路漫漫。事实上，英国参与间谍游戏太晚，无法充分利用这个游戏在战争爆发前实现和平。

英国在间谍行动上的努力也受到另一大因素的阻碍。1909年规定了秘密情报局的职责和任务的条令，明确了英国派驻海外的种类繁多的机构的职责，这些海外机构中的一部分可以统称为英国外交使团。当新生的情报机构建立起来以搜寻真实信息时，它被严禁涉足政治报告，因为这是外交使团的事。因此，秘密情报局可以搜寻关于德国武器的细节和特征的信息，但研究德国使用武器的意图则不在其职权范围内。严禁分析德国的意图无疑削弱了间谍活动的价值。

最后，关于从法国人那里得到的情报，也存在一个可靠性的问题。虽然法国情报二局在攫取最重要的德国机密文件上取得的成绩让人大为叹服，但英军总参谋部评估这些情报源后得出的结论却并不总是那么乐观的。法国陆军将其对德国行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渗透到其间谍行动的惊人发现之中，他们对原始情报的评估通常包含了强烈的主观意识，即将他们想要看到的情况凌驾于数据所显示的真实情况之上。因此，这些转发过来的情报摘要可能会误导英国。有时候，这些伪情报并非无心之举。例如，1909年，法国人交给英国一份据称是德国入侵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的文件。但事实上，德国人并没有此类计划，这份文件也是伪造的。法国人将这份假情报发给英国人，是希望促使英国政府“在英法参谋会谈中更加积极主动”。

（本文摘自马修·塞利格曼著《戎装间谍：一战前英国武官对德国的情报战》，胡杰译，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