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敌与抵抗之间:1940~1942年阎锡山与日本关系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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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贺江枫
著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关键词:
出处:
再认识与再评价:二战中的中国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简 介:1940年2月,在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田中隆吉的强烈支持下,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授意伪省公署秘书曲宪纯(阎锡山的表侄)与太原西羊市晋恒木厂商人阎宜亭联络,请其前往晋西面见阎锡山,以便加强晋绥军与日军的“亲善合作”。阎锡山面对日伪诱和非但未曾拒绝,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防共,从此日阎双方围绕合作等问题展开多次谈判与交涉,并于1941年9月11日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因该项诱和工作最初由阎宜亭从中牵线,他称阎锡山为伯父,并且阎锡山又字伯川,故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亲自将之代号为“对伯工作”。
日军对阎锡山的诱降一度成功在望,乃至蒋介石亦曾判定阎锡山通敌已无可挽回,“阎锡山降敌谋叛,其已公认不讳,现惟待其揭开而已”。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及各方势力的博弈,阎锡山的态度逐渐犹疑不决。1942年5月18日,日本内阁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终止“对伯工作”,“废除一切协定等,不再主动实施招抚工作”。其间内幕可谓纷繁复杂、变化无常,局中人往往因视野所限,难窥真相。即便时至今日,对于1940~1942年阎锡山在中日之间政治选择的历史考察仍有尚待完善之处。一方面已有研究缺乏综合利用各类中日档案文献,部分叙述与史实相去甚远;另一方面缺乏动态考察“对伯工作”的整个过程,无从展现阎锡山与日方、蒋介石等各方势力彼此冲突、互相博弈的复杂面相。本文试图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中日双方各类档案、日记等文献,重点围绕阎锡山勾结日本的原因、过程以及阎锡山对日态度的变化等方面展开叙述,动态呈现阎锡山复杂善变的心路历程,俾使今人对于抗战时期华北地方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多重面相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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