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

跋：湖南与中国  收藏

作者：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对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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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简   介：在漫长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湖南一地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澎湃汹涌，为中国境内所仅见。湖南昂扬不衰的地域自豪感，加上其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物质自给自足的潜力——尽管其中某些特点在中国并非湖南所独有，但没有其他哪一省能将它们齐聚于一身。因此，看到那么多湖南人成为改革领袖、革命领袖，或他省的行动主义者常把湖南视为典范，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但我们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人物时，习于先将他们视为“中国人”，鲜少认为家乡是左右大局的关键因素。于是，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中央一事，就变成细枝末节之事。但家乡渊源绝非小事，重要性几乎不下于中国人身份。如果忽视了形塑湖南人的因素，就会丧失理解他们改变周遭世界之动机根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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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  收藏

作者：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对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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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简   介：毛泽东一九一三年起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即有关其在杨昌济门下受教期间的最早可见的文献，以抄录屈原的《离骚》为开头。《离骚》是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的《楚宝》中称之为初“振南国之风”的那首诗。毛泽东早期受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尽管如此他后来的志向转为改造中国，但他所受的养成教育不可避免地是带有浓浓湖南先贤遗风的湖南教育。有位他年轻时的友人忆道，他和毛泽东喜欢探访湖南历史故地，一起去过屈原流放时所居之地，以及王夫之的老家村子。另一个同学忆道，船山学社一开始办演讲，“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毛泽东也从湖南人的角度看晚近历史，他的早期著作就以“黄兴的运动”——而非孙中山的运动——称呼促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反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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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 收藏

作者：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对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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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简   介：随着清朝的覆灭，王夫之以仇满为招牌的汉人民族主义形象，顿时变得无足轻重。清已去，王夫之的明亡之哀，可说是得到平复。那些从泛汉人角度援引王夫之学说虽然变少，但王夫之却未遭遗忘。相反的，人们不再将王夫之视为反满象征来运用，反倒为他生平与著作中更古老、更深刻的道德性、政治性诠释的复苏开启了一道门。随着他对所有中国人的重要性降低，他将回归他的湖南出身，再度成为湖南人的资产。 辛亥革命后的头几年，两位学者分别将船山之学带回湖南。他们彼此独立，互不相干，且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一位是从未离开中国的老儒家学者，另一位是在日本、欧洲读过十年书的归国学生。一位是古典主义者，一位现代主义者，前者教自治的政治优点，后者教修身的好处。尽管两人有这些差异，但都抱持一项使命，即打造新的省籍认同，以符合新政治时代的需要。他们对王夫之的诠释重叠且彼此交织，因而将拾起从郭嵩焘到杨毓麟，这几位王夫之的湖南化身的不一抱负，并将它们投向未来，为新一代湖南青年提供在变动世界中自身独特地位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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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与清朝的覆灭  收藏

作者：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对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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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简   介：杨毓麟在湖南的经世学前辈，若得知他不只是纸上谈兵，至少原则上可能会表示嘉许。他在《新湖南》里描述他的湖南独立远景时，也在《破坏》这一章中提出了实现的办法。他在该章写道，欲“改造社会”，“不能仍旧社会而组织之，则必破坏旧社会而涤荡之”。他主张必须实行完全之革命，而在阐明这一主张时，他解释道，他的理论有外国根源。他写道：“今世界各国，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者，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学说这时刚开始在日本传布，杨毓麟则成为第一个认真提倡此说的中国人。为落实他的理论，他于一九○三年五月创办了名叫“军国民教育会”的团体。这一团体提倡以暗杀为政治手段，其下辖的一个团体则取了更为贴切的名字“暗杀队”。杨毓麟偏爱用炸弹，暗杀队其他成员则大部分偏爱用枪，而他学会了制造十种炸弹。这一知识来之不易，一九○三年后期他试验炸弹时失去了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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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重整旗鼓  收藏

作者： [美]裴士锋(Stephen R. Platt)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对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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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简   介：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八日的《湘报》中，谭嗣同发文响应了南学会某会员的看法。该会员担心中国将有大难，谭嗣同的回应，则以引用王夫之诗词的一个对句作为开头：“抱孤心，临万端。”就王夫之在此诗中所表达的坚定决心，谭嗣同写道：“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 谭嗣同此文是在回应毕永年。毕永年是长沙人，谭嗣同的至交好友和共同奋斗的同志，长沙公法学会的创办人。毕永年对湖南改革能否持续感到悲观，在谭嗣同写下上述响应文后不久就东渡日本。他似乎把谭嗣同要像王夫之那样以“热血”面对中国难题的建议记在心里，因为就在他的同乡于长沙把湖南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时候，他已在东京寻找更积极、能更快收到成效的变革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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