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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华学术体系的构建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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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当今我们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不能不深刻地省思和广泛地汲取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华学术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逐渐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套学术体系借助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得以彰显。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体系中,无论是两汉之交刘向(前77~前6年)、刘歆(前50~23年)父子的六部分类(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还是六朝以降的四部分类(即经、史、子、集),都根源于古人对传承久远的文化知识体系的基本认识和抽象归纳。易言之,图书分类在现象层面是一种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在本质层面则是一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南宋郑樵(1104~1162年)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学术体系正是在“先后本末”的图书分类中得以鲜明地体现的。清人章学诚(1738~1801年)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由于刘向父子“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因此可以对历代的图书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部次条别”的图书分类,借以构建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考察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观念和图书分类方式,深入考察具体体现这种观念和方式的目录学著作,从而揭示其中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无疑是深刻领悟中华学术体系的“不二法门”,也是重新构建中华学术体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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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学科·《文学评论》办刊特色之我见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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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作为一名文学研究领域的初学者和实践者,数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阅读《文学评论》的浓厚兴趣,也时常给《文学评论》投稿,蒙编辑不弃,得以刊用。出于学术研究的职业习惯,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我首先要探究它与其他类似现象相区别的特色。所以我常常会琢磨这么一个问题:同其他文学研究类的杂志相比较,《文学评论》的办刊特色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角度提问:为了更为充分地体现《文学评论》的特色,我们应该将什么样的文稿投给《文学评论》呢? 这也许是一个很幼稚、很肤浅的问题。因为常言道“酒香不怕巷子深”,如果是一篇有创见、有内涵、有价值的学术文章,无论《文学评论》坚持什么样的办刊特色,应该都能够不拘一格地予以刊用。但是我们也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同样是有创见、有内涵、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具有什么特色的文章更适合《文学评论》,或者说更能为《文学评论》“增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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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历史的闪光碎片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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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处于一个风云变幻、思潮涌动的历史时期。虽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临江仙》)。然而,当时的许多人物、许多事件、许多话题,都彰明较著地镌刻在历史的石碑上,历时久远而难以磨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遗产》杂志,作为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新潮、旧学与新知的交汇点,也留下了当时历史潮流涤荡冲刷的深深印迹。在这些印迹中,最为醒目的是3个“关键词”——“方法”“观念”“主体”,它们拼接成一段历史的闪光碎片。 1984年12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光明日报》编辑部联合举行茶话会,庆祝《文学遗产》创办30周年。然而,“三十而立”的《文学遗产》,却不曾见风华正茂的意气,而表现出难以言说的焦虑、抉择与求索。在举国上下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化语境中,尤其在人文学界深入变革、新潮汹涌的时代情势下,“古典文学研究何去何从”“古典文学研究如何摆脱危机”“古典文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等问题,显得如此咄咄逼人,《文学遗产》不得不以独具的姿态去应对这些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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