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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从新的观察视角,探讨“五四”阐释的意义再生产,通过不同层面的历史符号、历史文本、历史仪式、历史话语等叙事环节,分析“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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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从新的观察视角,探讨“五四”阐释的意义再生产,通过不同层面的历史符号、历史文本、历史仪式、历史话语等叙事环节,分析“五四”阐释塑造革命意识形态的方式与过程,解释革命意识形态对“五四”阐释的意义制约与导引,论证“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互为塑造与被塑造的多重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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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建构仅是历史的“驿站”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朝意识形态硕大身影投去一瞥,人们初始或许并不会因其无所不在而感到惊诧,尤其不会惊诧于它的那种充满隐喻技巧的操作方式,就像人们坐在台下观看舞台上红旗招展,不会也无须揣度眼前这种景象蕴含着何种用意,但人们却可以近似于本能地接受“红旗”传递的意蕴感受。意识形态塑造的象征形式,往往就是“舞台”式的,人们的认同意识或归属意识,通常可以在“观看”的感受中形成。 富有技巧性或诱导性的意识形态塑造,当然不会仅仅只有“观看”这种简单形式。当人们身处意识形态的结构网中,只要遇上适合的或者如流行语所说的“管用”的思想形式,都可能将“你”——“人们”,引入某种既定观念的池塘边,而面对着观念“池塘”,人们映照或看到了自己,以至于感觉“池塘”中的“我”就是自己,这时,意识形态就向“你”保证,“你”与“池塘”确实存在这种真实关系。一旦认同了这种“真实关系”,并且一次次地被循环告诫其中的可靠性,意识形态就隐蔽地实现了意图建构。不宜责怪意识形态的这种目的性引导,这是意识形态本身自我塑造的固有功能,就像不能责问一把火为何能烧去房屋,因为这是火的固有物理功能。在任何国度,假如曾经有过最宽松的年代,即便没有明目张胆的思想法庭,也不可能缺少意识形态裁判,尽管这个“裁判”的崇高职责,只是在维系一个社会的思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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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乱与反思:“五四”的新解释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概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革故鼎新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心理形式,在中国当代史上,似乎又重演了一回。1978年这个关键的年份,是一个历史的关口,中国社会发现历史命运遇上了重生的机会,它的契机就是两桩历史事件的上演:其一,这一年的5月,因一篇文章而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长期僵化的思想栅栏就此瓦解,思想解放连带拨乱反正的潮流,如遇溃坝而一泻千里;其二,这一年的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两桩历史事件,汇合其他种种顺应民心的改革事项,共同构成了一种历史合力,将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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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风向”与观念再造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世间最为难缠的,恐怕就是思想。“思想”,一个使用频率似乎高过任何用词的概念,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并且应当拥有。但是,思想到底存在于何处,它并不像晚秋落红,俯拾即是;思想以什么形式呈现它的指谓,人们见不着它的脸谱,它是如何被“意识”到呢?思想的家园,可以被看成安置于历史行为的背后,也可以被看成隐匿于个体一笑一哭的深处。一旦欲叩问思想“家园”中的是非曲直,人们无奈只得寻找相应的载体,借助于广义化的符号描述与解释。一段发言,一篇短稿、一句表态、一幅图像、一种姿势,等等,都可能蕴含着某种思想,都可能唤醒人们“思想”的想象。思想的存在形式,就最大化而言,要么沉积于个体的心中,供自我塑造或自我玩赏;要么外化为公共意识,成为一种共享话语。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思想一旦耍起“威风”,既会善意引领,也会恶意诱导。思想确实不是一个乖孩子。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得不与之沾亲带故,或者可能自投罗网,或者可能受命推搡。思想可以使人明智,使人强悍,使人免于被玩弄,但思想也可以使人背上沉重的负担,使人沉沦和寂灭。思想不是一件任人惬意把玩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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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文本的建构与语言的塑造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就像任何历史演进的脚步声,总是多音步的、复调式的那样,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历程也不例外,它拒绝单向度的自我塑造,所有隐蔽性的因果关联,都在多重话语结构中摆动与勾连。 一种相当有趣的说法:“‘喊话’,也是号召,最精炼的,便成了‘意识形态’。”任意的实例,都可以证明在意识形态的自我发展史上,绵延着无数“喊话”。一句短语、一幅标语、一声口号,甚至一段隐语、一种意象,都可以构成有声或无声、有形或无形的“喊话”,而这些,其实并不需要首先精练化,就已经在暗示某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意图。但是,所有经意或不经意的“喊话”,都是零散的、碎片的、歧义的,乃至模糊的。因而,制造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强制力,不得不有待于理论的精致化。也就是说,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形态,需要经历一番精致的建构过程。那么,如何让精致化的理论建构,成为增强、重塑和凝聚意识形态内在观念的手段呢?对于革命意识形态而言,就像任何一种具体意识形态一样,一旦它的基本原则、信条、目标等提出之后,往往会再次地、重复地自我证明与阐释,但更多的是,它还需要通过其他文本的解释——“扶持”“帮助”“广而告之”,以及一切可能的宣传。意识形态的建构,它的完成形态,是由其他文本的存在为中介前提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意识形态需要生产认同感,需要生产认同对象。换言之,在实践操作上,说意识形态在自我表征、自我形塑,那无异于语义反复,因为意识形态自身不能提供“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令人信服的逻辑依据要借助“他者”的襄助。因而,借助各类解释性物化形式的意义分析,就成了意识形态得以精致化建构的条件。虽然许多仪式,就像“五四”纪念仪式那样,具备了对意识形态的意义解释,但仅此远远不足以建构出一套精致的理论。最有能量充当解释载体的,无疑是以语言形态出现的文本,其中,学术文本是其他文本无法取代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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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与仪式·记忆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可以尽情地想象时光的疾速飞转,但1921年至1949年却是一段漫长的革命年代。在这年代里,革命的“时间”在自然地叠加,“五四”的价值也在人为地叠加,而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蕴含意义,同样在建构性地叠加。然而,建构性“叠加”的历史叙事,都有它的基本形式,其中,“五四”纪念庆典“故事”的人格化演义,就是一种经典的叙事表现形式。每年的“5月4日”,特别是逢五逢十周年,只要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时势气氛条件允许,各种行为化的纪念仪式——座谈会、演讲会、讨论会、报章社论、纪念文章等,都会适时出场。诸如此类具体行为——行为化操作是意识形态建构得以形成的手段,在面向社会公众的交替操演过程中,其中隐蔽的是一种勒令认同的玄机,而这种“玄机”的象征形式,就是此类行为操作被转化为社会意识。这样,“五四”纪念日的庆典仪式,不论是否行情持续看涨,它在每一年“同一时刻”的出场,都被抽象为表征意识形态的物化行为载体。尽管“5月4日”表面上只是个纪念日期(被赋予重要意义),但人们通常以某种“语言”——文字的或其他动作,来表达对“纪念”的历史追忆或现实感受。因此,在“五四”的“语言”阐释与意识形态的意义宣示之间的对话地带,恰恰为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提供了不易察觉的表述机会。这种“语言”机器快慢不等的运行,不断追加了意识形态的“蕴涵意义”,使其成为建构性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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