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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三问: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与机制解释 收藏
简 介:关于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问题处于学术探讨的核心位置:(1)越富裕就越幸福?(2)不平等是否一定会减损幸福感?(3)个人过去的经历及对将来的期望是否会影响其当前的幸福感?本书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分析最新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上述“幸福感三问”给出了试探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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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三问: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与机制解释 收藏
简 介:关于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问题处于学术探讨的核心位置:(1)越富裕就越幸福?(2)不平等是否一定会减损幸福感?(3)个人过去的经历及对将来的期望是否会影响其当前的幸福感?本书通过梳理相关理论、分析最新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上述“幸福感三问”给出了试探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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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上海社区研究 破窗理论 社区失序 犯罪率 社区凝聚力
出处: 社会学刊(第2期)
简 介:“破窗理论”认为,社区空间的轻微失序会引发越轨乃至犯罪行为,该论断已成为西方犯罪社会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无论在政策应用方面还是学理分析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空间秩序与社区安全之间的关系,仍然缺乏基于经验资料的研究。本文运用上海社区研究(Shanghai Community Study,SCS)对居民小区的抽样调查资料,探讨空间秩序与社区安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居民小区过去一年内发生的越轨及犯罪行为总和,作为对居民小区安全状况的测量。对于社区空间失序状况,在经典量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并使用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模型对新量表的效度进行了评估。对资料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小区中物理失序程度越高,过去一年内发生犯罪及越轨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但失序并非通过提高居民失序感或损害小区凝聚力来影响犯罪率。主要由于失序感和凝聚力对于犯罪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虽然社区安全管理举措有助于降低社区物理失序水平,但并不能由此降低犯罪率。这些研究发现表明,“破窗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具有一定适用性,但其主要的机制并未得到验证。此外,需要将物理失序和社会失序分开考察。研究发现和有关结论也为促进社区安全的政策干预、社区规划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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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简 介:尽管在约半个世纪前,社会科学家就已经开始致力于分析经济福祉与社会福祉之间复杂的关系,迄今仍有一些问题有待回答。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所经历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以及与之相伴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为探索财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本书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经验性分析,试图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回答:经济增长水平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如何?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减损民众的幸福感?个人过去的经历和对于将来的期望是否会影响其当前的幸福感?全书的构架体现了笔者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对于“财富-幸福感”问题的研究视角,即社会的制度性安排等结构性因素会构成不平等被评价的重要环境,从而会形塑甚至根本性地改变收入不平等对于人们态度的影响。相对社会地位、向上流动预期、社会距离感、多重参照群体以及性别意识形态等,这些在本书出现的因素,往往使所谓的“悖论”更加易于理解。当我们不再单纯地认为“越富裕,越幸福”“越均等,越快乐”时,才有机会打通不同学科,还原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却迷人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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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止境的跑步机?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前面的三章从不平等影响的微观视角入手,分别考察了在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家庭内部的社会比较以及多重参照群体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调查数据和准实验数据的分析,充分展示了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具有社会嵌入性:对于未来向上流动的期望、关系的亲密度、性别角色意识、个人迁移轨迹都会形塑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态度,使“不平等厌恶”变得更加复杂。然而,这些研究仍采取的是静态视角,并未触及不平等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动态轨迹。本章将尝试把时间维度带回到不平等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将幸福感作为可以随时间变化,并且被某些生命事件改变的特征,以心理学的“定点理论”(set-point theory)为出发点,检验若干重要的生命事件对于个人幸福感的影响的时效性。在操作化层面上,近期开放的一系列全国代表性的个人层面追踪数据使动态地考察幸福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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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多重参照群体框架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前面两章展示了社会比较过程在工作领域及家庭内部的运作,检验了两类显著的参照群体——同事及配偶的经济地位对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面对多重参照群体,而“与谁相比”则会显著性地影响个人的幸福感评判,以及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态度。本章我们将以乡城移民为例,来展示在面对三个可能的参照群体——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就业居民时,对于参照群体的选择如何形塑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长久以来,收入不平等被证实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评判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越高,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越低(Morawetz,1977;Schwarze and Härpfer,2007;Verme,2011)。宏观层面的不平等影响个人幸福感评判的一个主要机制是社会比较过程,众多研究验证了与特定参照群体比较的相对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直接的影响,比他人收入越高,个人越幸福,而收入低于他人则会损害个人的幸福感 (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Dynan and Ravina,2007;Fernandez and Kulik,1981;Ferrer-i-Carbonell,2005;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Kingdon and Knight,2007;Luttmer,2005)。基于上述发现,来自中国数据的分析结果令人费解:尽管客观上相对经济地位更低,但农民及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却并不低于(甚至高于)城市就业居民(怀默霆,2009;Gunatilaka and Knight,2010)。如何理解底层民众的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不一致?已有研究提出两种可能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和向上流动预期。首先,底层民众可能会选择地位相当的其他居民作为参照群体,而非与和其地位差异较大的上层群体相比;其次,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大多数人对于未来持续增长充满信心,从而认为当前较低的相对经济地位只是暂时的,不久就会有所改善。上述两种解释虽然逻辑迥异,但核心却在于暗示不同的参照群体在起作用:第一种解释将参照群体定位在与个人地位相似的群体上,而第二种解释则认为人们向上流动的信心会使个人选择比自身地位更高的群体作为参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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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的社会比较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前一章着重探讨了工作领域的社会比较,特别检验了个人对于未来收入增长的期望是如何扭转个人对于当前不平等的态度的。本章我们将把目光聚焦在家庭内部,探讨在亲密关系中是否存在社会比较,以及与配偶相比的相对经济地位会如何形塑个人的婚姻满意度。 作为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文献中的核心议题,“与谁相比”(comparing to whom)的问题迄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Van Praag,2011)。实质上,已有研究发现与不同的参照群体比较的相对经济地位对个人的影响不同。大部分研究都证实了社会比较效应,即个人收入相较参照群体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也越高(Dynan and Ravina,2007;Ferrer-i-Carbonell,2005;Knight,Lina and Gunatilaka,2009;Luttmer,2005;McBride,2001;Wolbring,Keuschnigg and Negele,2011)。而另一些研究却得到相反的结论:自身收入低于参照群体收入反而会让个人更幸福 (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Kingdon and Knight,2007)。这些例外发现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参照群体有一些共性:与被访者有更密集的互动(Kingdon and Knight,2007)、更亲密的而非竞争性的关系(Wolbring,Keuschnigg and Negele,2011)、居住得更近,因而更可能共享公共福利(Bookwalter and Dalenberg,2010;Firebaugh and Schroed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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