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汪、胡因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出现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当然，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并非是决定性的，这其中更主要的因素，还是出于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不同的政治理念。同时，粤籍领袖之间也并非意志一致，各派系彼此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因此，当党内“新进”蒋介石欲以军事力量控制整个国民党时，自然引起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和“不服”。这是最终酿成宁汉分裂和宁粤对峙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两度逼迫蒋介石下野。尤其是后一次的宁粤对峙，广东人浓厚的地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粤方最初的大团结。而当孙科内阁垮台，蒋介石重返中枢后，一时仍无法建立一个无广东人参加的中央政权，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只有再度同长期以来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合作。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委员有十六人，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蒋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尚在南京，即戴季陶氏。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计现已到粤者有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邹鲁、邓泽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 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其余诸人都是粤籍。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广东人对蒋氏“自称为领袖”的不满和不服，感受到孙科等人内心中一股强烈的党国正统意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