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原本是一介布衣，是一个不为旧贵族瞧得起的小人物。后来做了沛县泗水亭长，这是当时基层政权乡级以下的一个小官，其职掌是捕劾盗贼，兼理民事、辞讼。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做了泗水亭长后，“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再从吕公一见面就要把自己爱如掌上明珠的女儿嫁给他，说明他人缘好，能力强，在当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现在有些人信口开河，把刘邦说得不成样子，什么无赖、流氓等等，几乎把所有的坏事都推到他的头上。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刘邦这么坏，他又哪来的凝聚力？人们怎么会跟他跑？他又如何能取得胜利？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还有人将贬低刘邦的责任推在伟大的史家司马迁身上，这更是站不住脚的。以本书所举“无赖”说为例，据《高祖本纪》载：“……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君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很清楚，说刘邦“无赖”者，是其父亲，而且这话还是刘邦自己转述的。

发布时间：02-29

关天培在接任广东水师提督前，广东水师虽然队伍庞大，但却已经完全腐化堕落，战斗力也相当脆弱；并且，他当时面对的又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海上强国大英帝国，以此疲弱之师，显然不能收到干城之效。为此，他一方面花大气力对广东水师进行整顿，一方面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精心构筑了一道“南海长城”。 鸦片战争打响后，在战争初期，“南海长城”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夷人技无所施”，于是便转攻定海。但由于清朝政府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代替林则徐，琦善到广州后，一意“主和”，在英舰进攻面前，不准号台施放号令，“并木排铁链皆毁弃之”，使英舰得长驱直入。1941年2月26 日，关天培与守台将士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奋然抗击英军，“创痕遍体，血濡衣襟”，英勇战死，演出了中西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中最悲壮的一幕。关天培的壮烈牺牲，意味着“南海长城”被彻底摧毁…… “南海长城”的构筑虽不合时，但却合理，并且在构筑“南海长城”的过程中，关天培充分显示了其干济之材，达到了时代所要求的最高水平。最后，他同他的将士们实际上是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南海长城”，这是何等的气魄，又是何等的悲壮！

发布时间：02-26

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Nature和Science杂志连续发表了大量出自科学家之手的评论文章，如“克隆：人将成为下一个”、“风险与不确定性”、“‘多莉’的考证”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等。这充分表现出科学界对克隆技术发展所引起的社会风险问题的关注。 在科学界，有不少人对克隆人运动提出严重质疑。例如，从逻辑上讲，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瑟·卡普兰教授说：“那些科学家们声称有200多对夫妻排着队，等候被带到某个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细胞进行人工受孕，然后他们会照料每一个成功怀孕的妇女，这一切听起来根本就不可信。”从技术上讲，有学者曾针对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说道：“很难想象在门诊所那样的条件下做这件事，除了引起轰动效应还能有什么别的。”…… 对克隆技术和“克隆人”的论争一再提醒着主流科学界，有必要对克隆技术研究目标进行理性的选择。

发布时间：02-26

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或许由于在美国奔走革命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的政治、社会对孙中山的影响潜移默化，他心仪的共和模式乃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盖因美国共和宪法所彰显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唯行共和，方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以实现国家的统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表示“务祈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在归国途中，路经伦敦，他否认中国要组织“联邦共和政府”。但是踏足巴黎，则又强调“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申明“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 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理想并不满足于模仿西方民主。他力图纠正“西方政体之弊”，创造出一个最理想的共和国建设方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

发布时间：02-21

五四运动对于香港海员的斗争活动和日后工会组织的建立起到促进作用，苏兆征在此期间也得到教育与锻炼。他满腔热忱地向广大海员工人宣传：只有苏俄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今天俄国工人才真正摆脱了“打铁工人戴枷锁”的悲惨命运。他指出：要想挖掉穷根，摆脱悲惨命运，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就像俄国工人那样；坐以待毙，不如奋起抗争。海员出身的苏兆征给大家打了一个比方：一条黄麻打成的细绳容易拉断，一束黄麻结成的绳索，就能把大轮船拴住。他要求大家要像俄国工人阶级那样团结起来，为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到那时包工头他们就不敢欺压我们了。就这样，苏兆征凭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自己的斗争经验和创造性的工作，使众多海员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和林伟民等人一起，毅然领导和发动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尤其是省港大罢工，他指出：此次罢工关系中国生存问题，倘若失败，便是中国民族的失败。苏兆征对其意义一再论述说：我们此次罢工，并不只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全民族的，要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使全国同胞得到解放。其论述精辟，掷地有声，警醒人们。省港大罢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布时间：02-21

1949年9月25日晚，在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上，马叙伦再次提出国歌问题：“我们政府就要成立了，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提议一经提出，讨论的焦点又回到《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不合时宜上来。张奚若和梁思成意见一致：“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建议曲词都不要修改。”田汉、徐悲鸿、郭沫若则认为这首歌只能暂代国歌，歌词应当修改。最终，毛主席一锤定音：“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新中国”代国歌…… 而在确定国歌的过程中，毛主席、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看重的，也正在于《义勇军进行曲》原词“鼓动情感”、激发民众对“中华民族”认同，从而促成“中国人”听觉共同体的巨大力量。

发布时间：02-21

诚然，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和交往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郑成功到台湾与荷兰殖民首领交涉时，才会理直气壮地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今余即来索，则地当归我。”他收复台湾后，才会写出下面这首充满自豪自信和深情的诗句：“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但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的交往，仅限于民间的往来，或官方一时的军事占领。即使是元朝至元中，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同安县，那也只是把澎湖正式列入国家的版图，当时国家的行政尚未及于台湾本岛。所以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台湾还只能说是我国台湾土著居民的世居家园，即连横《台湾通史》中所谓“台湾固东番之地”。真正在台湾本岛设立行政区划，使台湾与大陆一样实行郡县制度和其他文教、经济制度的，乃是郑成功。 郑成功在台湾设立府县的措施，辅以部署屯垦和实行文教的措施，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教进步奠定了基础，使台湾迅速摆脱蛮荒落后的面貌，缩短了台湾与大陆的差距，也极大地增强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发布时间：02-21

1918年，当（甘地）从报上看到罗拉特委员会报告书后，他认为“有自尊心的人决不能屈从这些建议”，随即组织签名反对，并决定如果当局不顾印度人民反对，把这些建议变成法律，“就应当马上进行非暴力抵抗”。在当局这样做之后，甘地把誓言变成了行动。他号召于3月30日（后改为4月6日）全国举行总罢业，停止工作，举行祈祷与绝食。他说这是一个神圣的斗争，要印度人民坚信真理能战胜邪恶。这个号召得到了超乎他预料的热烈响应。3月30日，德里因未得到更改日期的通知首先发动。商、学、工各界举行总罢业。人们涌向街头，抗议示威，遭军警镇压，8人被枪杀，受伤者甚众。4月6日，孟买及许多城市举行总罢业。运动迅速向全国扩展。旁遮普是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许多城市发生武装冲突，当局在那里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 甘地对英国当局的暴行十分愤慨，同时对运动发展成为暴力斗争感到不安与失望。他说：“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像喜马拉雅山那么大。”

发布时间：01-30

忽必烈想通过高丽为中介与日本建立通交关系。关于忽必烈征日本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正如《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东方是产金子的地方，一种观点认为忽必烈听说日本是个富庶的地方，所以想占日本的财富为己有，而遣使诏谕日本。另一种观点认为忽必烈是出于征服欲望的驱使，故有此举。也有人认为忽必烈以通商日本为目的而诏谕日本。自1266年至1273年间，忽必烈以高丽人为向导六次派使臣持诏书到日本，但蒙古与高丽的使臣始终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第一次、第二次征日本失败之后，忽必烈派使臣与日本僧或南宋禅僧一同出使日本，想通过禅宗影响与日本建交，但是，也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 1282年3月忽必烈打算第三次征日本，但是，因天文学家张康用太一法推算认为“南国甫定，民力未苏，且今年太一无算，举兵不利”。忽必烈听从张康的建议在这一年并未出征日本，决定再派使臣诏谕日本，于是派南宋禅僧陪同元朝使臣出使日本…… 忽必烈与成宗以禅僧诏谕日本，虽然未能与日本建立通交关系，但是，为中日禅宗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发布时间：01-22

中国朝野对结束一战的巴黎和会抱有较大期待，希望通过巴黎和会能收回国权，废除相应的不平等条约，在参会前的提案准备中，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青岛及胶济铁路反而由于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并未列为重点。巴黎和会上，中国提出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等合理要求，因缺乏美、英等国的支持，以失败而告终，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国内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给代表团以极大的压力，中国代表团最终未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最高会议拒绝中国的要求，中国代表团遂决定不往签字。拒绝前往大会签字后，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等密电政府，报告拒签情形，并要求辞职。“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当即备函通知会长，声明保存我政府对于德约最后决定之权等语，姑留余地”。

发布时间：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