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出版

2018年9月，齐锡生《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以下简称“《舞台》”）一书的简体字版出版。作为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史的权威学者，齐锡生的每一本著作都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是学界研究相关议题的必读之作。《舞台》一书聚焦于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可以视为《剑拔弩张的盟友》的姊妹篇。正如作者所言，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的中美关系很少引起学界关注，特别是在英文学术论著中，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造成学术上一项“空白”。如何解读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中美关系，学界的既有认知是否正确？本书又在哪些方面有重要推进？这些都是研究抗战外交的学者希望了解的内容。

中国边缘化美国还是美国边缘化中国？

检讨抗战初期的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在各自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重新检视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最初因应是必要的，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情形下国民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启动国防预案，调派中央军赴华北。在最初的一周内，并未向外发出调停呼吁。需要指出的是，在事变之初，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启动军事预案，是因在此之前已经制定了对日作战计划。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方面的种种迹象符合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预设条件。1936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已经拟定《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并经蒋介石审阅。该计划对日本作战企图的判断与卢沟桥事变后的日军动向相吻合。《舞台》对事变之初国民政府的行动判断是准确的，与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是一致的。

在2000年之前，学界将蒋介石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政策总括为“和”与“战”的抉择，并在肯定蒋介石具有抗战决心的基础上，指出蒋在其内心仍有避免中日间发生大战的愿望。[1]这种判断现在看来是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在蒋介石“不挑战”但也“不怕战”心态之下，国民政府确实是在做两手准备，具体的对策就是：一方面致力于全面的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则呼吁列强的调停。

在最初的国民政府所准备的调停国家名单上，美、英、法、德、苏等国均在列。如果仔细梳理此时中国与英法两国关于调停卢沟桥事变的交涉过程，可以发现，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均将美国的参与视为解决中日冲突的关键。甚至在中国尚未发出呼吁调停之前，英法两国就已经主动与美国进行了沟通。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令驻美大使林赛（R. Lindsay）探询美方对于联合行动的态度，美方只同意“平行行动”而非联合行动。[2]法国则主动与英美两国沟通共同调停的可能性，并在事后告诉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美国的参与对于国联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卢沟桥事变后这段外交史告诉我们：美国此时被英法等国视为能够解决中日问题的决定力量。《舞台》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便是，为何中国不把美国视为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而是将其置于视野的边缘？转而去求一些次级重要的国家，如英法等。

在理解《舞台》所提出的问题之前，还需要了解当时的国际组织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此时能够依赖的调停机制有两个，一是国联，二是《九国公约》签字国。这两个国际组织是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实际维护者，从法理上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上诉国联，并未能达到目的，通过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经验并未给英法带来希望，因此英法双方均不建议中国诉诸国联。1937年7月16日，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备忘录，其所倚重的正是美国。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同日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美国希望中日不要发动战争，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3]美国驻日大使格鲁（Joseph C. Grew）在评价赫尔的这个声明时称：“没有指责谁，没有点谁的名，却又明确无误地阐述了我们维护和平的政策、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知道是针对他们的，但声明的形式却使他们绝对找不到发怒的理由”。[4]美国的态度一方面可以解读为置身事外，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对日本不点名的批评。

国民政府此时并非不注重美国的力量，亦并非没有意识到其在远东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但关键在于美国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参与。美国不但自身向中国表明此点，而且通过英法向中国表明了此点。在此种情形下，美国虽然是关键，但对国民政府而言又能怎么样呢？虽然美方态度消极，但是国民政府还是最终做了一次努力，其结果就是1937年11月的布鲁塞尔会议。《舞台》强调：“中国政府致力于加强中美关系，把美国从外交视野的边缘移到中央位置，其最大动力来自中国态度的改变，认为美国具有最大潜能，能够给予中国最多的帮助去进行对日抗战。”[5]国内学界现有研究早已明确指出：“总体来看，国民政府在欧战爆发前的外交因应中，最为关注的是推动美国政策的变化和苏、英、法之间的合作进展。而美国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重点的思路，也在具体发展中逐渐清晰。”[6]

可否认为：美国虽处于核心位置，但只是一个旁观的巨人，因种种原因，其注意力不在中日冲突，中国所要做的，就是引起它的关注。另外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此时国民政府在战略上有无一个主要的争取国？目前来看尚难以确定。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国民政府此时所倚重的是集体仲裁。不论是诉诸国联还是通过《九国公约》签字国，都是此种思路。在外交上，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是促成事件的“国际化”，“让中日冲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使国际社会来参与中日冲突的解决，成了中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7]

如何评判胡适作为学者型外交官的外交使命与外交成绩？

胡适使美的目标

《舞台》一书对胡适出任大使后的所作所为有非常全面、精彩的评论，作为一任备受争议的大使，《舞台》已经尽可能地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评价，并深入到了胡适本人的性格特质。《舞台》非常简洁地指出中国政府此时对美方朝野的认识，那就是“只想置身事外，保持美国的独立”，并认为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缺乏领导能力，不能提高使馆效率”。[8]

作者指出：胡适在出任大使之前举办了大量的公共讲演，胡适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因为此时政府给予他的使命就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王正廷不允许胡适插手正规外交活动；尽管演讲不能立即改变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至少可以在美国人民中建立对中国的好感；但一旦担任大使之后，胡适的工作重点就必须重新调整。[9]

胡适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之后，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目标是什么？胡适有无可能完成？这个问题与胡适出使美国的使命及其对自身的定位有密切关系。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将政府希望达成的对美外交目标分为五大问题：1. 欧战发生时，希望欧美在远东合作，防止英国届时对日妥协；“促请美国总统实行其隔离侵略者之政策，对日采行远距离的封锁”；“日本企图夺我主权、英法在华利益，望美勿置身事外，尤以维持上海公安局之地位及现状为要”。2. 修改美国中立法。“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日本未对华实行战时封锁前，仍望美国避免施用中立法”；“日本断绝中国交通时”，请美国对日本实施军火禁运。3. 最短期内争取到美国的现金或信用借款。4. 军用品售日问题，希望在飞机禁售的基础上，扩大到石油、钢铁的禁售。5. 随时报告美国朝野之主张及活动。[10]

外交部对胡适初任大使时所提出的期望能否作为评判胡适任内成绩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在美国外交方针允许的范围内，胡适是否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这些都可以再讨论。但毫无疑问，《舞台》对于此点的多处论述颇能启发学界思考此问题。

接外交部指示电文后，胡适在致孔祥熙函电中强调“鄙意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对于胡适此电亦可从客观的角度加以理解，而非单纯从消极方面去判断胡适。胡适对于外交的理解与外交部所定目标是有关的，他将重点方向集中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以及朝野的对华同情上，即改变美国对华抗战的态度，促成英美在远东合作抗日，促使美国修改中立法。至于借款、购械等具体事务，应该由专门人员负责，并不意味着大使馆不参与，也不意味着大使本身超然事外。胡适或许只希望做一个联络人或者监督者，当需要时他以大使的身份出面予以配合。对于此点，胡适甚至向孔祥熙举例予以说明：“光甫兄等来后，借款事空气顿肃清，即是最好例证。”[11]

胡适对于中国抗战究竟做了何种贡献，有无可能量化？

《舞台》对胡适的抗战贡献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而这是以往学界讨论较少的领域。在第二章第五节，作者总结了五个方面的成绩，认为胡适为中国抗战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对日和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胡适态度坚决，“胡适对和平活动的反应极为强烈，绝不妥协，甚至主动予以抨击。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时逾越一个驻外使节应有的权限，紧紧盯住国内政治领袖们的一举一动”。[12]胡适使美四年外交成绩如何评判，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当然，胡适本身以文人出任驻美大使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如何把美国民间的同情心，转换成其政府对中国的实质援助”，可能是评判胡适使美期间外交成就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舞台》明确指出，这是胡适使美需要克服的最大的困难。在美国没有改变中立法之前，以大使一己之力，有无可能争取到美国的实质性援助？具体而言，胡适使美成绩如何，能否以有无争取到美国实质援助为判断标准？考虑抗战初期中国对外援武器的迫切需要，争取到实质性的物资援助当然是评判驻外大使成就的一个标准，但不应该以此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毕竟能否获得实质性援助，个人的外交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并非单方因素所能决定。

具体实质性援助的实现是建立在一系列努力基础之上的，是若干前期工作的最后结果。首先要获得对方的同情，其次要使对方认识到有必要提供援助，而这些工作往往比获得实质性援助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正如书中所言，“若想改变美国政府对借款、中立法和购买武器的立场，则必须改变美国人民的认知和争取他们的支持。而就这两项任务而言，胡适的资历又似乎让他成为最佳人选”。[13]《舞台》的这句话或许是对胡适自我外交定位的最好阐释。

胡适具有坚定的抗战立场，对蒋介石说服国内的主和派起到了关键作用。书中对胡适此点的评价可谓到位。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坚决反对对日谈和，这与国民政府内部很多处于要职的官员态度不同。《舞台》在论述蒋介石的坚持抗战决心时，特别提及胡适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作者对此时主和与主战的分析可谓独到而精准：“尽管蒋介石个人在和战问题上早已采取了明确而强硬的立场，其他负责任和有爱国心并且头脑清醒的领袖，依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论证和战的利弊”。“‘和平’没有和‘卖国’画上等号，它只是让中国去和日本讨价还价，争取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停止军事冲突”,“鼓吹和平的人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比主战派更不爱国”。作者指出，在蒋介石身边，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部长王宠惠都倾向和平，但二人绝非亲日派。事实上，一直到汪精卫逃离重庆之后，可以自由公开讨论“和平”的环境才发生了改变。“以实质而论，孔祥熙和王宠惠对于和平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汪精卫非常相似，然而他们对蒋介石的政治忠诚度比汪精卫要深厚得多”，“只要蒋介石坚持抗日，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但问题在于孔祥熙、王宠惠的主和使得蒋介石处于一种微妙的环境下，虽然他们二人对于和战问题的政治判断与蒋介石不同，而蒋无法撤除他们的公职，因为蒋找不到如此可以信赖的下属，也无法对他们严词训斥。胡适在影响国内和战的决策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胡适从美国发回国内要求重庆政府必须坚持抗战的电报，对蒋介石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正面影响，也使得蒋有理由警告孔祥熙、王宠惠，赶紧停止和平论调，否则中国可能会失去美国支持。“事实上，胡适不仅尽力阻挡中国不要去寻求和平路径，也同样尽力阻挡美国不要去充当调停人”，胡适对中国外交的贡献不是以其能力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而是利用他的大使地位促使中国坚持抗战。[14]果如书中所论，即使胡适没能争取来更多的美国贷款，没能帮助购买来美国军火，但相较于其对中国抗战决心的贡献，又怎么能不予以热情的赞扬呢？

宋子文使美与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在做战争准备的同时，力图为全面开战赢得尽可能多的准备时间。为达到此目的，国民政府一再向以英法主导的国联求助，并一再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九国公约》签字国求助，希望能够利用现有的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阻止日本的侵略行动。现有研究亦认为，基于英美实力的消长变化及对华政策的差异，抗战初期的中国外交侧重点有一个调整，即“对美外交取代对英外交，居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围绕远东危机的若干次交涉活动也表明，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英国不肯也不能有所作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日益重视对美外交，并在1938年中逐步完成了外交重点的转变”。[15]

学界注意到中国外交在抗战初期有一个转变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在外交方针上确立了一个主要的求援国，观察视角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从外交行动上看，此时国民政府在外交形式上是将英美法苏并列的，只要能有助于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都曾极力予以争取。如果从援助效果而言，抗战初期苏联对华援助是最多的，那么能否认为苏联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呢？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的对华援助也远大于英美法，能把德国认为是中国外交的核心吗？显然是不可以的。宋子文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出使美国，在时间上正好与中美关系的加速升温高度重合。

《舞台》第四章集中阐述了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因，并将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时间段确定为1939至1940年间。作者提出，中国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因，一是国际环境剧烈变化，包括日本战略改变对中国造成了影响，中国日趋严重的军火危机，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二是中国国内情势加速恶化，包括财政困境、政治和军事上的挫折；三是中国对美国观感的改变。第四章论述的中国改变对美政策，并不是说由原来的疏离美国变为亲近美国，而是说中国将美国视为外交求援的重中之重，在此意义上，这里所说的改变对美政策事实上是加强对美求援。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国民政府一直在强调争取美援的极端重要性，但现任大使胡适被蒋介石认为“执行不力”，而且拒绝改变工作思路和态度，不得已，蒋介石只能另辟蹊径，再派宋子文去执行。自此后，中美外交开启了“个人外交”模式。在整个第七章，作者以相当的笔墨论述了蒋、宋个人外交的特色及取得的不俗成果，并单辟一节对个人外交作了评估。

宋子文

关于宋子文使美的目的及评价

学界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在战时外交体制内，宋子文从事特殊外交使命，而并无正式官方身份，原因之一在于“抗战之初在重要职位调动问题上，蒋介石并无一言定夺的权力，仍必须遵守相应体制的制约”，宋子文出使美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全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直至出任外交部部长。[16]《舞台》指出，当蒋介石在1940年4月初开始争取让宋子文同意赴美时，只是想让他解决中国内部的财政困境，但是不久，就改为解决最为重要的向美国贷款问题。到了6月决定派遣之时，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个助手去替他积极有效地处理中美关系，于是宋子文被任命为特使。“赋予宋子文的任务是去谈判一些借款，购买一些武器，然后希望美国政府在越南和缅甸问题上可以采取坚定态度”，完成这些任务，宋子文就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宋子文有自己的想法，一是宋主动希望延长滞留美国的时间，以便做出更大成就；二是对自己政治出路的盘算。宋子文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回国就必须与蒋介石和孔祥熙纠缠，如果留在美国又受胡适的掣肘而无法发挥自己的能量”。[17]

在美期间，宋子文与美国官方的互动关系创造了一个新局面，这一是因为宋子文“在中国政坛上有自己的权力基础”，二是因为“宋子文抵达美国后，美国的政治环境也和1937—1940年大不相同”。《舞台》也指出，这两点是胡适所不能比的。[18]在宋子文主导下，1940—1941年的中美关系在四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分别是经济援助、军火购买、越南和缅甸通道的重新开放，以及促成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结盟。

在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时，《舞台》对胡适与宋子文的性格进行了比较，认为二人完全不同。宋子文会“毫不迟疑地从只有一面之缘的人那里榨取出最大的政治利益”，“无论何时在和联邦官员打交道时，他都会毫不迟疑地跑到罗斯福那里告御状”。宋子文“毫无疑问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又有高度控制欲的人”。《舞台》更为明确地指出，宋子文的最大目标“是帮助中国在当前逆势下获得更多的武器和贷款”，为达到此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对美国采取了间谍手段，而胡适则“极为珍视自己的形象和羽毛”。比较而言，“尽管宋子文的某些手段可能带来较高风险，但是对于蒋介石而言，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所能发挥的功能远远超过胡适和陈光甫两人”。[19]

到了1941年，美国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求援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舞台》所表述的核心概念：从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经过胡适的前期工作和宋子文的特别努力，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初具雏形，这种特殊关系事实上是以美国对华的物资援助为主要特征的。在美国成为中国外交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宋子文的出使恰逢其时。虽然强调了宋子文个人外交风格的重要作用，但《舞台》仍将国际局势的变化作为论述的基本背景，并非置客观环境于不顾。

在《舞台》展开第七章“1941年：美国迈向中国外交舞台中央”时，将“内外”情势作为该章的开篇论述，客观上认为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国加强向美求援的力度。此时国民政府完成了对美外交的另一个形式上的转变：开辟了私人外交的通道，先是颜惠庆，接着是宋子文。《舞台》认为，此时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在宋子文的参与下，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并具体举出宋子文与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交涉，指出：“中国人不再唯唯谨谨地依照美国人颁定的行为准则办事”，宋与摩根索的交往，“大概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外交官面向美国领袖，双目逼视而没有做出丝毫退缩动作”的案例，为中美官员互动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20]

本文节选自《如何认识全面抗战前期的中美关系——评齐锡生著<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作者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于《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1期

文中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