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150年︱坂野润治:“明治维新”永远“未完”

(来源: 澎湃·私家历史) 2019-12-19 18:12

坂野润治是日本近代史的著名学者,1998年从东京大学退休后,现为东大名誉教授。他的著作《未完的明治维新》出版于2007年,聚焦1864年到1880年日本的历史巨变。在这本书中,坂野润治深入政界内部,讲述了政治家之间的博弈,使读者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不再浮于表面。近期,《未完的明治维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本文系“尾声”一节,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书分析了从元治元年(1864)到明治十三年(1880)这16年间的幕末、明治史。对于这段历史,笔者的第一印象是,无论从好的层面来讲,还是从坏的层面来讲,明治维新都是一场“武士革命”。
“强兵”“富国”“立宪制”“议会制”是这一时期的4个政策目标,而萨摩、长州、土佐等藩领导者各自有着各自的信仰。


西乡隆盛的团队希望使日本成为东亚的最强国;大久保利通的追随者希望由政府来发展日本的近代工业,建设铁路、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以木户孝允为中心的团队一方面想要建立健全的中央财政,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中央集权政府滥用权力,最为重视宪法的制定;而板垣退助率领的土佐政治家则希望通过议会,而非宪法来限制中央集权政府。


这四个团队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在致力于实现各自路线的过程中,从未想过借助纳税人即农民的力量。


“强兵”路线的核心是让日本与中国这个东亚强国在战场上一决雌雄。需要注意的是,与1930年代不同,这一时期的日中战争构想只是打算让日本在战场上竭尽全力和中国决出胜负,然后缔结议和条约。强兵派还没想过占领中国的领土,也还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实力。


姑且不讨论这个问题,言归正传,强兵派只打算率领参加过戊辰战争的武士、士族军团和中国一战。该派实权人物桐野利秋“对征兵主义最为不满”。


即使是貌似最接近农民的板垣退助等人,也没考虑过让农民成为“民选议院”中的成员。板垣退助等人主张的是所谓的“士族民权”,他们于1881年创建自由党,可不是为了实现召开国会以减轻农民租税这样一个“浅显”的目标。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1884年自由党大会召开前,千叶县代表与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之间的问答。1884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废除了逐渐削减地租的公约,把地租固定化。恰好在3月13日,自由党大会于东京召开。千叶县代表与板垣退助的问答就发生在3月13日之前,该史料充分反映了板垣退助的“士族民权”思想,非常耐人寻味。相关内容如下


关于本次修改地租条例,君塚省三(千叶县人)向板垣曰,政府委实不讲道理,愈发不能信任。吾辈今朝已打算携带减租请愿书,交付太政官,忽闻政府修改条例,大为吃惊。然则无论如何修改,绝非仅止于原状,必将彻底修改,吾辈应如何是好?


对此,板垣退助的回答值得特别注意。


垣曰,减租原本乃各地有志者专门尽力之事,自由党不敢参与,故不可在此席位(自由党大会)谈论。
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政府和自由党围绕削减地租问题展开攻防。对于了解这一史实的人们来说,他们恐怕难以相信,六年前,即1884年,自由党总裁居然直截了当地拒绝讨论削减地租的问题,理由是不符合自由党大会的议题。


可是如果有人像笔者一样追溯到“幕末议会论”的演变,应该能充分理解板垣退助的立场。幕末政治家之所以提倡“藩主议会”(上院)和“藩士议会”(下院)的必要性,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抑制幕府及各藩藩主的专制、推动大家集思广益的制度,是一个可以使日本与欧美关系对等的制度。他们提倡“幕末议会论”,是为了动员全体武士阶级的意志,进而推动日本的近代化。至于帮农民减税这类“低维度”的问题,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板垣退助


关于这一点,木户派的“宪法制定论”同样如此。如果读者还记得第八章中介绍的井上馨建议书,应该就能立刻明白木户派的想法。木户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天皇、政府、议会权责分明的国家秩序,即使需要围绕这个目的展开“众议”,也要把“众议”的参与者限制在聚集了旧大名(华族)和旧武士(士族)的“上院”。等到制度完备、“下院”的权限被严格限制之后,农民等才能把代表送到“下院”。事实上,1889年2月成立的明治宪法体制与该派的这一主张非常接近。


至于主张通过工业化来改善国民生活的富国派,从他们推进政策的方式来看,他们彻头彻尾主张武士、士族专制。如第八章所述,五代友厚作为该派核心领导人之一,认为:“如我国之野蛮情形,唯有以专政推进,引导开化进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实在没办法解决财政问题时,为了确保殖产兴业的资金来源,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给农民增税。


总而言之,无论是“强兵”,还是“富国”,无论是“立宪制”,还是“议会制”,这4个政策目标全部由武士(士族)的代表主导推进。人们常常把西乡隆盛称为“不平士族”(心怀不满的士族),把板垣退助的主张称为“士族民权”。按照这种讲法,我们可以把大久保利通称为“富国士族”,把木户孝允的主张称为“士族立宪”。


不过,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明治维新是“武士革命”,所以有其局限性。事实上,是他们迅速懂得欧美“富强”的原因,甚至在幕末时期就明白了立宪制的必要性;是他们推翻了幕府,废除了藩制,消除了武士特权,制定了国民皆兵、国民皆教育的制度;是他们移植了近代工业,建立了立宪制的基础。“武士革命”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近代化革命。


他们在幕末时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1868年推翻幕府,1871年废除藩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直到这个时候,他们的目标还很统一,坚定地信赖着彼此。


如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人不曾是“武士革命”的“同志”,那么在走下一步棋时,他们彼此间必然会非常慎重。如果德川庆喜的敌对势力尚在,那么西乡隆盛不会因为在1873年10月的“征韩论政变”中落败而率兵返回鹿儿岛。事实上,在1874年“出兵台湾”时,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未曾因东亚政策而彼此对立、互不相让。有些人在面对敌人时会耐心、理智地采取行动,可是面对“同志”时,却往往任由愤怒影响自己的行为。


同样,1874年1月《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的出现也和这个因素有关。倘若板垣退助等人真心考虑让纳税人享有参政权,该建白书就和1867年的“萨土盟约”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毕竟当时的纳税人只有农民,而“萨土盟约”主张的两院制却只打算让武士享有参政权。


笔者已在前文指出,板垣退助等人所谓的“民选议会”其实是“士族议会”,其本质与“幕末议会论”相同,只不过为了凸显自己的博学,才采用了“民选议院”这个称呼。面对维新革命的同志,他们表现得有些傲娇。


当笔者把明治七年1月的《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和庆应三年六月的“萨土盟约”联系在一起时,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突然。然而如果用西历来标注年代,那么前者发生于1874年,后者发生于1867年,中间仅仅隔着不到7年的时光,也就比小泉纯一郎执掌内阁的时间长一点。1873年10月的西乡隆盛没想到自己会在“征韩论政变”之后离开权力的宝座,翌年1月的板垣退助也没想到自己会在提交了《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之后远离权力的中心。然而历史太过残酷,他们被迫成为在野势力。


不仅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运气不佳,把制定宪法放在第一顺位的木户孝允同样欠缺运气。木户孝允没有具体考虑开设议会的日程表,与此相反,板垣派虽然把农民参加议会的问题放到遥远的未来考量,却迫切期盼着能尽早召开士族议会,而且他们把士族议会定位为“下院”(“民选议院”),而非“上院”。尽管木户派与板垣派的立宪制构想相去甚远,他们还是较易展开合作。其后,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相继返回政府,进而推动明治天皇在1875年4月颁布了《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


既然选择了合作,就该竭尽全力维持合作。然而板垣退助却又一次选择靠近维新革命的“同志”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则选择相信大久保利通。最终,这个让板垣退助与西乡隆盛断开联系、让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背道而驰的“大阪会议”体制仅仅存活了半年时间。


木户孝允


“大阪会议”体制的瓦解并不仅仅给板垣派打下了在野势力的烙印,木户派的“宪法制定论”也几乎被明治政府淡忘。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78年大久保利通身亡、同年7月井上馨从伦敦回到日本。在大久保派五代友厚的信件(1878年7月)当中,有一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


民权云云之论,真无主张民权之仁,实为符合立权〔宪〕政体布告之宗旨。


引文中的“立宪政体布告”是指本书第五章所探讨的《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1875年4月14日)。该诏书才是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在“大阪会议”上联手取得的最大成果。可是对于1878年7月的明治政府而言,诏书本身虽然出于好意,却给政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以上三股势力相继远离权力的中心,有的演变为在野党,有的成为体制内的在野势力。于是,自1876年起,明治政府开始实施所谓的大久保独裁体制。然而,该体制之所以给人以“独裁”的印象,不过是因为大久保派在政府中陷入了孤立的状态。1876年之后,大久保派要想在权力中心继续存活下去,唯有取得“殖产兴业”的成功。


1875年江华岛事件发生之前,深受大久保利通信赖的松方正义发出警告,指出一旦再像“台湾出兵”那样征战,国库里的金银将全部流失,只剩下纸币。江华岛事件最终没有引发战争,但是日本派出了5艘军舰,对朝鲜开展了炮舰外交。1876年4月,大久保利通宣布从此全力发展“殖产兴业”时,日本的纸币已经开始缺乏金银等硬通货的信用背书。在把近代工业移植到日本的过程中,国际收支已恶化到需要募集外债的地步。如第八章所述,1877年前后,接二连三的事件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比如1876年末发生的反对地租改正的暴动,又比如1877年爆发的长达半年的西南战争。前者导致政府每年减少了将近700万日元的地租收入,后者导致政府短时间内花掉了四五千万日元的军费。尽管1878年5月发行的“起业公债”募集了1000万日元(实际金额),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


1880年6月,明治天皇驳回了募集5000万日元外债的提案,富国派的政治路线已经走到穷途末路。黑田清隆和大隈重信作为“富国”路线的两位核心人物,也在同年9月的“米纳论”问题上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对立。


简而言之,从1864年的胜海舟、西乡隆盛会谈到1871年的废藩置县,“革命派武士”一直团结在一起。然而1873年的“征韩论政变”后,分裂出4条政治路线,不知不觉间,各个派别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革命派武士”按照议会派→立宪派→强兵派→富国派的顺序依次失势。1880年9月,明治天皇驳回“米纳论”,明治维新这场“武士革命”宣告结束。


当然,明治国家在这之后依然存在,明治政府仍然由萨长两大势力掌控。沦为在野势力的议会派组建了在野党——自由党,其政治势力反而有所扩张。可是,史称“萨长藩阀政府”的明治政府不再由“革命派武士”掌控,而是由理性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武官僚”来运营。


尽管“革命派武士”与“文武官僚”都是由同样的人物、同样的阶级(士族)构成,两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比如,再也没有人叫嚣着尽快发动一场没有胜算的日中战争,十几年励精图治、大力扩充陆海军之后,日本才断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又比如,再也没有人倾尽所有财力,断然实行殖产兴业,他们先把国际收支和国家财政的重建放到第一顺位,然后从1881年到1887年,耗时6年推进财政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同样,政府内部再也没有人恨不得第二天就制定出宪法、召开成议会。1881年10月,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宣布将在9年后开设议会,并在议会召开之前把宪法制定出来。“9年后”是一个相当漫长的约定,即使是现在的政府约定将于9年后制定新宪法,该约定应该也不会成为政党公约或政治运动的口号。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变革者的时代终于演变成实务家的时代。就连“议会制”倡导者的主体,也从1880年3月的第一届国会期成同盟大会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运动的领导权从“革命派武士”手里逐渐转交给农村地主。


从民主化的角度来讲,“士族民权”转变为“农民民权”明显是一大进步。可是这和明治政府中实务家占优势的情况相似,同样意味着革命性的减弱。政治运动的动机明显变得更加现实,从抽象地改造国家转变为切实实现减税。从1890年议会召开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4年间藩阀政府和议会围绕是否应该削减地租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对立。然而,无论减税与否,其结果都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基本性格。


“富国”“强兵”“立宪制”“议会制”这四大目标未能在各个“革命”领导人手上顺利实现。其后,重视实务的官僚和重视实际利益的政党稳扎稳打,终于实现了这四大目标。对于本书的主人公而言,明治维新是一场“未完的革命”,可是如果不看主人公、单看成果,那么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的梦想都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全部得以实现。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末,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第五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说。如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在天有灵,就能从这场演说中获悉他们的主张已经全部得以实现。陆奥宗光如下阐述道:


诸位,让我们试着对比一下明治初年的日本帝国和现在的日本帝国。……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明治初年的内外交易额有3000万日元的赤字,可是到了明治二十五年(1892),则有大约1亿6000万日元的盈余。并且,陆地铺设了将近3000英里的铁路,架设了将近1万英里的电线,内外海域航行着数百艘西洋制式的商船。


大久保利通用心血灌溉的“富国”政策终于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如果在天有灵,听到这里,想必他会拍手叫好。接着,陆奥宗光开始阐述“强兵”政策的目标达成度。


从军备的角度来看,我们拥有15万名常备兵,在将士训练和器械精锐方面几乎可以与欧洲强国的军队匹敌。海军也有将近40艘军舰,将来只要国家经费允许,我认为军舰数量还会继续增多。


如果西乡隆盛在世,听到这里,他可能会感慨万千,回想起他在幕末时期从佐久间象山和胜海舟那里间接和直接学习到的以“对等开国”为目标的“强兵论”。最后,轮到木户孝允热泪盈眶了。陆奥宗光如下讲道:


如果再加上人文自由的扩张、制度文化的改良、学术工艺的进步等,实在是不胜枚举。其中有一个特例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立宪政体的建立。试问今日之亚洲还有哪个国家能像本大臣与诸位这样讨论国家的重要政务?


可是,大久保利通真的会拍手叫好?西乡隆盛真的会感慨万千?木户孝允真的会热泪盈眶吗?明治七年的西乡隆盛摩拳擦掌地要和中国一战;明治八年的木户孝允千方百计推动天皇颁布诏书,宣布制定宪法;明治九年的大久保利通豪情万丈地断言,除殖产兴业以外别无救国良策。那种一往无前的姿态与陆奥宗光的沾沾自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为了让读者理解这种差异,在此试举一例。1945年8月,日本战败,陆海空三军全部被取缔时,日本人高呼着“和平与民主主义”。可是,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中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高呼着“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日本人相比,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笔者不相信两者之间没有差异。为了推翻德川幕藩体制,幕末、维新时期的思想家与政治家殚精竭虑,对他们而言,“富国”“强兵”“武士议会”这几个目标的分量是如此之重。而在1893年末的议会上,陆奥宗光却只是轻飘飘地指出,这些目标全都已经实现了。无论是“富国强兵”“公议舆论”,还是“和平与民主主义”,这些口号的意义与分量在各个时代各有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于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板垣退助来说,“明治维新”永远“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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