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富国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为何跻身富国行列后，在致富道路上使用过的政策却被隐藏、绝口不提甚至遭到贬低？面对后起国家，发达国家为何要踢开借以攀上云端的“梯子”？是有意为之还是逼不得已？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历史究竟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为何当今发达国家如此忽视自己的发展历史？是不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从当今知识背景和政治的角度来解释历史，却常常掩盖历史的真相呢？

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通过梳理历史，张夏准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老牌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思想诞生地英国的发展历程。

英国被视为现代自由放任学说的思想发源地，也是唯一可以宣称在某一发展阶段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它被公认为没有采取重大国家干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并不是事实。

后封建时期（13~14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1600年以前，英国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向当时更为发达的“低地国家”，特别是布鲁日、根特和现属于比利时的位于弗兰德斯的伊珀尔，出口羊毛以及少量低附加值的羊毛纺织品（当时称为“粗布”）以获取收入。当时的英国君主对这些产品征税，主要目的只是获得收入，但对羊毛纺织品的征税要比对羊毛的征税少，这刺激了英国羊毛纺织品的进口替代和羊毛的大量出口。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是第一个致力于发展本国羊毛纺织业的英国君主。为树立榜样，他只穿英国纺织品，秘密引入弗兰德纺织工人，19建立羊毛贸易中心，禁止进口羊毛纺织品。

爱德华三世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君主们采取了进一步促进本国羊毛纺织业发展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只能被称为有意的幼稚产业促进政策。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是18世纪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和小说家。他在其著作《英国商业计划》（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中描述了幼稚产业促进政策。这本书并不是笛福的代表作品，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书中，笛福详细描述了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是如何将英国从一个高度依赖于向“低地国家”出口羊毛原材料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羊毛加工国的。其中对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描述尤为详细。

笛福认为，亨利七世在1485年加冕以前，曾在勃艮第流亡。勃艮第等“低地国家”建立在羊毛加工业基础之上的经济繁荣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从1489年开始，亨利七世采取措施促进英国本土的羊毛加工业，主要措施有：派遣皇家特派团为羊毛加工业基地选址、秘密引入“低地国家”熟练的纺织工人、提高羊毛出口赋税，甚至有意禁止羊毛出口。G.D.拉姆齐（G.D.Ramsay）在书中也记录到，英国曾在1489年、1512年、1513年和1536年立法，除了低于特定市场价值的粗加工品以外，禁止纺织半成品出口。他发现，英国的这些立法举动反映了一个后来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出口羊毛纺织品胜过出口羊毛，同样，出口成衣和染色纺织品胜过出口半成品。”

正如笛福所强调的，亨利七世意识到缩小英国与“低地国家”的技术差距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他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发展得越好，英国政府所征收的羊毛出口关税就越高。但是只要英国还不具备完全消化本国羊毛总产量的能力，英国就会继续出口羊毛。根据笛福在书中的记载，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87年），距离亨利七世1489年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已近100年后，英国羊毛加工业才发展到具有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英国进而完全限制了羊毛出口。最终，英国厂商打败了“低地国家”的羊毛加工业。

丹尼尔·笛福

除了上述进口替代政策以外，笛福认为，还有其他因素促成了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羊毛纺织业的成功。其中包含一些偶然因素，比如1567年西班牙独立战争之后，作为清教徒的弗兰德纺织工人开始向外移民。当然，英国也有意创造了一些条件：为了开辟新市场，伊丽莎白一世派遣贸易特使拜访罗马教皇、俄国君主、莫卧儿帝国君主和波斯国君主。英国耗费大规模投资获得了世界航海霸权并占领了新市场，还将这些市场殖民地化，进而垄断殖民地市场。

我们很难说清楚以上因素在英国羊毛纺织业的成功中的重要性。不过，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亨利七世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实施的幼稚产业促进政策，英国很难或者说不一定能实现工业化的初步成功。18世纪，英国羊毛纺织业的出口额至少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羊毛纺织业的发展，英国也就很难取得工业革命的胜利。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是英国乔治一世统治时期（1714~1727年）的第一位首相。1721年，沃波尔进行商法改革，这标志着英国产业和贸易重心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总体上以征服贸易［主要通过殖民化和《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来实现，因此需要通过船队与他国进行贸易往来］和提高政府收入为主要目标。这样看来，上述促进羊毛纺织业发展的政策似乎是一个例外。即便如此，这一政策也是出于提高政府收入的目的。然而，与此不同的是，1721年以后，英国开始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为了推广新政策，沃波尔在国王对议会的演讲中指出，“显然，没有什么比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更有助于提高公共福利了”。

  罗伯特·沃波尔

1721年的立法及其随后的补充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降低或者免征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二是提高出口商进口原材料的退税水平，如海狸皮的出口退税幅度高达50%。早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英国就已建立完善的退税制度。三是取消大多数制成品的关税。四是大幅提高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五是扩大出口补贴范围。英国于1722年和1731年先后将丝绸制品、火药纳入补贴范围，又于1731年和1733年先后对帆布和精制糖进行出口补贴。六是制定规则，严格管控产品的质量（特别是纺织品质量），避免个别不良企业损害英国产品在整个海外市场上的声誉。

布里斯科（Brisco）这样总结1721年立法的基本原则：“必须保证国内生产商免受国外制成品竞争；必须保证国内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给予尽可能多的奖励和补贴。”有意思的是，战后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采取的政策背后的基本原则与1721年英国改革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惊人地相似。本章第二节会就此进行详细论述。

伴随着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领先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然而，即便在那时，英国仍在沿用产业促进政策，并一直沿用至19世纪中叶，那时英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关税保护无疑是英国产业促进政策的首要组成部分。从表2-1中可以看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两代人的时间，虽然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其他竞争国，但是英国对工业品仍保持了非常高的关税水平。除了关税保护措施之外，英国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首先，如果来自英国某些殖民国家的优势产品威胁了英国本土产业，英国就会立刻取消对这种产品的进口。1699年，英国实施《羊毛法案》（Wool Act），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进而挤垮了爱尔兰当时已颇具竞争力的羊毛产业（详见本章第三节）。1700年，英国禁止进口优质的印度棉纺织品（“印花棉布”）,随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效率的印度棉纺织业走向衰败。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国际贸易，当时英国的棉纺织品的生产效率超过了印度（详见本章第三节），于是印度棉纺织业被彻底挤垮了。1873年，在印度本土的棉纺织业全军覆没60年以后，英国有大约40%~45%的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

然而，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信心十足的英国制造商们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增高。在这一时期，英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产业的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拥有很高的生产效率。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在个别领域要领先于英国（见本章第二节）。虽然英国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从1463年开始，英国陆续通过了多部《谷物法》）加大了对农业保护的力度，但是要求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压力越来越大。

1833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的行动。1846年，英国采取了更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即废除《谷物法》、取消大量工业品的关税。《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错误的重商主义的胜利。虽然我们不应该低估经济理论在英国政策转变中发挥的作用，但是许多熟知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英国政策的这一转变或许是一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行为，旨在“通过扩大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来阻止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

反《谷物法》骚乱

实际上，许多参与废除《谷物法》运动的关键领导者，如贸易委员会的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鲍林（John Bowring），对这一运动做了准确的描述。科布登认为：在美国和德国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工厂制度。如果不是英国工匠们在高价食品上的支出扶持了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瑞士靠廉价食品度日的生产者，这些国家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

废除《谷物法》或许只具有象征意义。19世纪50年代，英国通过了格莱斯顿预算法案，此后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1860年英国发布预算案和签署《英法自由贸易协定》（Anglo-French Free Trade Treaty），也被称为《科布登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此后，英国取消了大部分关税。接下来将简要论述19世纪50年代英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1848年，英国对1146种商品征收关税。到1860年，除去针对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12种关税，英国只对48种商品征收关税。英国的关税制度原本是欧洲最繁杂的，现在只需要写‘《惠特年鉴》中的’半页纸就足以把它说清楚了。”

理查德·科布登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英国得以转向自由贸易体制，而英国的技术优势本身是通过“长期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获得的。还应当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全面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只是其中一部分）是英国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结果。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进程艰难而又缓慢：从《国富论》的发表到格莱斯顿预算法案的通过，中间经历了84年；从滑铁卢之战到1846年典礼的成功举行，中间经历了31年”。

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世纪80年代，一些被国外竞争对手紧追的英国厂商开始向政府寻求保护。到20世纪初，相比美国和德国，英国已经迅速失去了制造业优势。于是英国重新引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在当时成为热点之一。1903年,英国杰出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iain）领导建立了关税改革同盟（The Tariff Reform League）。这一事件足以表明英国重新引入了贸易保护主义。英国最终承认自己丧失了制造业的世界霸主地位，并于1932年开始重新大规模征收关税，这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

《富国的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英】张夏准 著

蔡佳 译

2020年5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思想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