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敝之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

作者：阎小羊

来源：社科文献启微

发布时间 2020-10-13 09:28   浏览量 143

战时中美同盟关系之复杂性，及其对后续历史发展影响之深远无须赘述，其中仅“史迪威事件”这一当事人各执己见的外交公案，便已经由中美两国史学界进行了长年累月的探讨而未见统一结论。当然，无论观点如何，一项结论可以说是各方都颇为认同的，即在1941—1945年间，中美两国皆因这一同盟关系而饱受困扰，实为一令参与者深感疲惫的同盟。而各方的主要分歧则在于：究竟谁该为这一令人疲惫的同盟关系负主要责任？

而齐锡生教授的专著《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以下简称《剑拔弩张的盟友》或“齐书”），不仅以“剑拔弩张”这一更为“夸张”的词汇形容中美双方的同盟关系，更非常明确地指出：美国军政领导人及其在华代表（以史迪威最为典型）应当为这一紧张关系负主要责任，可谓一部在该领域颇具特色的作品。

作为近现代中国军政问题的研究专家，齐锡生教授本人的学术素养与学界地位已无须赘述（说起来老人家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我好歹也在那边交换过半年，是不是勉强可以算半个校友啊）。而《剑拔弩张的盟友》及其姊妹篇《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则是齐教授最近十年间相继出版的两部专著。两书以千余页的宏大篇幅，较为系统和完整地介绍了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发展情况，在历史叙事和问题探究等方面皆颇有可取之处。

就《剑拔弩张的盟友》而言，本书有两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

其一，这是一部“翻案”性质的作品。尽管齐教授在书中表示“本书最基本的愿望，不是对目前的学术成果做翻案文章”。但众所周知：当历史学者在其著作中写明“本书不是翻案文章”的时候，其效果可谓同劝架时开口道“我说两句公道话”一样明显。齐教授注意到，当前出版的大多数涉及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英文著作，其研究素材多依赖于高度同质化的部分（甚至不是全部）英文档案（其中又多以史迪威的个人记述为核心），而绝少参考相关的中文档案资料，以致这些著作皆得出了颇为具有偏见性的观点，即将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紧张，全然归结于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无能、保守与不合作。基于此，在本书中，齐教授大量梳理并参考了中方涉及相关问题的档案资料（包括相关的电文、会议记录及当事人留下的回忆录、日记等材料），并重新分析和比较研究了英文档案，从而得出了和前述著作截然相反的认识——美国由于其对中国的轻视与偏见，以及其代表人史迪威的失当行为及态度，对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数次近乎破裂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二，凭借作者高超的历史叙事能力，本书以近乎大事月表的形式，全面而不失可读性地对1941到1945年的战时中美同盟关系发展进行了完整的展现。本书前言部分首先概括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前中国的抗战局面（外失苏联援助，内有汪精卫叛变，可谓中国抗战的至暗时刻），其后正文的十二章以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战时中美同盟的建立、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的遴选与史迪威的当选和赴华、两次入缅作战及期间的中美关系起伏、中美关于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谈判及“史迪威事件”的爆发，以及史迪威去职和魏德迈履新等涉及中美战时同盟关系问题的重大事件。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为集中讨论中美同盟中的紧张关系及其成因，本书着重于对“蒋介石（宋氏兄妹）—史迪威—罗斯福（美国战争部）”这一框架下各方的互动关系进行叙述分析，对诸如美国驻华空军、美国对延安态度等中美同盟关系中的其他相关问题并未过多涉及，同时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本书中可结合其他相关专著，如美国驻华空军的前身及形成过程，即可考虑社科文献出版社同系列的另一部作品《少数给中国的飞机：飞虎队的诞生》（这是一份安利，请吃下）。

具体内容方面，齐书的精彩叙述还应留待读者自行体会，书评不应越俎代庖。因此，在这里仅就几个阅读过程中颇引起笔者兴趣的观点或段落谈一些个人的阅读感受。

不平等、偏见与差异——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原生矛盾

在本书中，齐教授将1941—1945年的战时中美同同盟关系形容为“剑拔弩张”多少是有些夸大的——作为羸弱的盟友，蒋政府显然缺乏同美国“剑拔弩张”的“资本”。而这种因实力差距造成的盟友间的不平等关系（资助者与受助者）贯穿同盟始终，并由此引发出了威胁中美同盟关系的一大重要因素，即美方对中国及蒋政府的多种偏见：无论是对中国的抗战意志、对中国将领的指挥水平，亦或是对蒋介石的个人能力，美方的军政领导人多抱有一种负面看法，并尤以史迪威为典型。这种偏见多在战前即已形成（如对于中国抗战意志的贬低看法，想来还是与国民政府在1931—1936年的一系列表现脱不了干系），并成为了战时美国对华交涉的思维定式，使史迪威等军事将领往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

而偏见之外，中美双方因制度、文化与经验的不同而形成的认识差异，则成为了引发中美关系紧张的另一种特别的因素，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美国对蒋政府权势的“过度信赖”，即误认为蒋政府这一“弱势独裁”（王奇生语）的政权在中国具有相当稳固的统治地位，并由此推定蒋政府在抗战期间的一切消极态度及对美方的不合作行为（如无法按照美方要求撤换中国军事将领、或转交军队指挥权）皆源自其本身的消极和不合作立场（想来这种误解及其导致的结果也是令蒋介石哭笑不得的），以致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误解与矛盾。

美国战时行政体制对中美同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而这种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之所以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对华交涉活动中，这一时期美国的战时行政体制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其在外交行政领域的具体表现，即白宫与战争部的权力极速膨胀，原本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院遭到压制。同时，随着战争事务的不断增加，总统的注意力亦不得不向多处分散，最终导致对中国事务缺乏了解（由此产生偏见），且主张对华采取“低投入、高回报”策略（因而轻视中国的物资需求，并往往向中方提出过高的战略需求）的战争部主导了美国对华交涉的局面。加之其实际负责人史汀生（陆军部长）与马歇尔（陆军参谋长）对于史迪威的极度信任，致使中美双方往往因物资问题或史迪威的人事问题而陷入到“剑拔弩张”的境地当中。

我们的人在华盛顿——蒋介石的特使外交及其失败

当然，针对美国对外交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蒋介石亦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其向美国先后派遣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三位特使，与白宫直接建立联系渠道的行动。这种以私人关系与渠道取代行政系统的方式起初应当源自蒋氏自身的政治经验，却显然正适合于应对不时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其首位特使宋子文一度以张扬、主动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行动在华盛顿打开了局面。然而蒋介石自身在对美政策上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以及特使们相互之间政策的分歧与倾轧（其中又以宋氏兄妹为为典型），却导致了特使外交的屡屡受挫，这同样集中表现在对史迪威的任免问题上——当1943年宋子文多方活动，以强硬姿态推动美方同意召回史迪威时，本已下定决心的蒋介石却因“不愿伤害美国的面子”而未能直接向美国提出这一要求，最终导致了史迪威的继续留任和蒋宋关系的一度破裂；而当蒋介石于1944年重新任命主张对美缓和的孔祥熙为特使后不久，却又以不计后果的强硬态度要求史迪威离任，一度使“平常从不敢批蒋介石之逆鳞”的孔氏亦不得不多次劝谏而不得。就这一层面而言，蒋介石本人对美外交策略的举棋不定和处事的优柔寡断乃至过度隐忍，对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紧张状态亦负有相当的责任。

“白月光”与“蚊子血”——中美同盟关系中的苏联与英国

此外，同样颇为有趣的是作为四大国另外两方的苏联与英国，在战时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承载的意向。在中美同盟关系趋于紧张的过程中，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尤其是苏联的对华支援）往往被作为一种具有正面意义的比较意向，频繁出现于齐教授的分析或蒋介石的感慨中：早前苏联对华的无条件援助，和崔可夫乃至更早的加伦将军（以及德国的马肯森元帅）等军事顾问同蒋介石的良好合作关系，无疑让现时援助颇少、条件颇多，还附带一个史迪威的美国越发“面目可憎”了；与之相对，英国则几乎集中了蒋政府对同盟关系的一切恶劣印象——态度高傲、言而无信、自私自利，这些不满甚至进一步“殃及”同为西方白人国家的美国，可谓“中美关系（恶化）靠英国”。而美国在战略侧重、物资援助乃至礼仪态度等方面对中英两国明显的厚此薄彼，则无疑令民族主义情绪萌发的中国更加难以容忍。当然，客观来讲，抗战时期苏联对蒋政府的帮助力度显然无法同美国相比，重庆同莫斯科的关系亦远逊于华盛顿。中国在这一时期对于英、苏两国截然不同的观感，显然不应从实际层面进行考量。这种反差所反映的，实质上仍是中方对正在进行中的中美同盟关系的忧虑与不满。

挫败感与紧张感缘何而来？——战时中美同盟的得与失

然而颇为有趣的是，也正是这样一个令双方深感疲惫，乃至“剑拔弩张”的同盟关系，最终帮助中美两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得到了虽不如预期但仍相当可观的美援物资，并得以跻身四大国之列，与盟友分享战胜国地位；而美国凭借少量的对华援助，成功地令中国牵制了数量可观的日军，从而降低了自身为取得胜利而需要承受的损失。显然，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同盟关系所带来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为什么在同盟双方的感受与同盟运作的结果上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结论部分，齐教授指出：在赢取战争胜利这一同盟建立的目标上，中美两国确实实现了盟友间的互补关系，并由此摘得胜利；然而在同盟关系（即两国关系）的处理上，中美却始终未能形成一种融洽的盟友互动关系。中美两国在同盟目标与地位上是如此悬殊（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战场仅仅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识又是如此有限，以致于两国的同盟关系始终处在一种不平等而充满偏见的状态中，未能真正改善。而这种充斥着负面因素的同盟关系也最终给双方造成了实质性的打击：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以及对蒋政府的轻视，终于导致它“失去了中国”；而蒋美之间的同盟关系此后虽仍旧得以维持，双方的互信却也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例如，美国的“行废立之事”成为了日后美蒋同盟关系中蒋介石挥之不去的梦魇，这种恐慌既非由1955年的孙立人所引起，亦不是1949年的李宗仁所造成，究其源头，恐怕还应追溯至1944年蒋介石同史迪威的激斗过程中，那些关于美国准备扶持孙科取代蒋氏的传言。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剑拔弩张的盟友》虽可谓一部可读性与学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但其作为齐锡生教授在战时中美同盟关系这一复杂问题上的“一家之言”，该书的观点与叙述仍有待学界的不断检验与检讨。除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性问题外（如将汪精卫投敌的路线由“重庆—昆明—河内”错写为“武汉—昆明—河内”），该书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此处姑且举两例说明：

其一，《剑拔弩张的盟友》在同主题著作中的突出特点，即大量使用中文档案对既有英文著作的观点进行重新检讨，这无疑是一项值得敬佩和肯定的工作。然而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齐教授有时却可能犯了其所批判的英文学界学者所犯过的错误，即过度采信某一份档案材料或某一位当事人的记述。如在本书第一章中，齐教授曾指出：时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的马格鲁德因向蒋介石求官（中美联合空军总指挥官）遭拒而在向本国的报告中大肆批评蒋介石本人和中国的抗战大局，进而造成了美国军事领导人对蒋政府的偏见。但其对马格鲁德求官一事的叙述，仅引用了《蒋介石日记》及蒋氏发给宋子文的一份私人电报，即完全采信了蒋介石一人的记述，而未对该记述的真实性做进一步的分析说明，这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案例对其观点的论证力度。

其二，在对第二次缅甸战役进行评价时，齐教授提出：由于美英在1944年4月强行开启第二次缅甸战役，迫使蒋介石将驻扎在云南境内十余个师的精锐部队调入缅甸，从而导致中国国内防御空虚，以致日军同时期发动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对中国的抗战活动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将国内与国外两个战场、中国抗战与美国亚太战略两个方面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在对于这一观点的叙述过程中，齐教授并未能给出第二次缅甸战役与豫湘桂会战的溃败二者之间较为具体的联系，而只是强调如果这支部队可以留在云南境内，将会有效阻止中国战场的溃败。诚然，《剑拔弩张的盟友》并非一部专业的战史著作，但在涉及到对第二次缅甸战役的评价这一重要问题时，仍有必要做较为具体和可靠的论证（哪怕引用相关战史著作的观点）。该处的论证缺失对于本书而言无疑是一处较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