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 《唐朝与东亚》评介
作者：王艳
来源：九色鹿RuruDeer
发布时间 2020-11-17 09:52 浏览量 321
国内学界的唐代东亚史研究多从以实证考释为传统的唐史研究出发，重视从微观史实切入，对双边乃至多边关系进行阐发。自韩昇、王小甫等之后，以宏观视角着眼东亚史整体的著作久未得见。冯立君《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的出版无疑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全书凡近28万字，涉及议题较广，在宏观理论阐释及微观史实考证方面均有所建树。其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是自觉的学术史意识。该书所涉东亚贸易关系、汉字文化圈、辽东地区史等都是海内外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而详实的学术史检讨正可谓该书的重要特色和价值之一。书稿“代前言”部分系统检视了古代东亚史的先驱学术史，一一阐述了西嶋定生以降诸位代表性学者对“东亚世界”理论的反思、丰富和发展，并从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总结出三种主要研究范式，即区域整体史、区域文化比较、双边关系史。而作者特意举出东北在地学者的研究，看似散冗，实则与其重视东北区域史、民族史的一贯旨趣相一致。此外，各章入题之前无一不对前人研究进行总结反思并指出可能的学术增长点。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梳理学术史时编采多个表格，对已有涉及和限于篇幅未能尽述的作品均作了详尽统计并列出目录，可供后来者按图索骥。
二是全方位的史料占有与多层次的研究方法。该书所采史料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1. 中、日、韩三国史书、日记、诗集、文集等传世文献；2. 中、日、朝、韩墓志、碑刻、简牍、金石及敦煌卷子等出土材料；3. 器物、货币、建筑、壁画等资料。作者在使用文献时注意参考不同国家的版本，同时参考海内外考古资料，如将撒马尔罕大使厅鸟羽冠人物壁画与西安章怀太子墓壁画、“都管七国六瓣银盒铭文”中的鸟羽冠人物对比研究，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东亚史全局视角，以及综合驾驭史料的能力。
该书亦重视研究方法之探索，突出之处有二：1. 跨时空、跨文化比较研究。第一章对中、日、韩三国对外贸易机构即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新罗清海镇及日本大宰府的考察，明显采用同时段区域文化比较的范式，而第三章对唐、明两代辽东统辖制度的探讨则属于同一区域的跨时段对比研究。2. 跨学科交叉研究。如第二章先是借助文字学研究成果，阐明东亚地区汉字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接着又将语言学之“共时性”“历时性”概念及传播学相关理论引入新罗汉字文化的个案研究，足见作者思路之开阔，涉猎之广泛。三是提出以朝鲜半岛为主体的东亚史研究新思路。该书认为应重视位于东亚地理区位中心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关注半岛在受容大陆文化及进一步向东传播过程中的选择性吸收和创新性发展，即文化的变异后再传播、交叉传播及逆向反哺等。基于这一思路，第四章明确提出“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理念，倡导以朝鲜半岛古代政治体为研究主体，考察其与周边世界的关系。作者甚至设想将研究主体从朝鲜半岛进一步扩大到整个东亚的其他政治体，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从周边检视东亚史及东亚史中的中国。诚然，某一政治体是否能成为一定区域的研究中心、研究主体受到历史传统、现实政治、文化张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且应警惕过度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不可否认，这一颇具“去中心化”意味的理念对东亚史研究的理论突破与史事检视具有重要推动意义。四是东部欧亚世界联动研究的学术构想与追求。“东部欧亚”视角早由堀敏一提出，近来以金子修一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再度重提。该书亦明确表示支持（见第32页）。作者虽自言该书焦点集中于东亚区域内，但从内容看，贯通东部欧亚的“野心”跃然纸上。作者在第四章对王禹浪《东亚视野下的东北史地研究》一书的评论中，高度评价其提出的“东亚视野”，认为东北史地研究必须打破现有行政区划限制，摆脱中原中心主义史观的枷锁，从中原—东北二元互动走向中原、草原、东北三元互动，引入内亚史研究视角。纵观全书，虽未能提出成体系的新理论，但每一部分都贯穿着对前沿理论的应用及对新视角的探索，可见作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在理论构建上的学术追求。除以上诸点外，该书值得称道处仍有许多。如所收数篇书评及载于澎湃网“私家历史”之杂文，前者与作者对学术史的重视一脉相承，后者则体现了作者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专业性与普及性。书后附录“学术档案”亦是有趣尝试。当然，该书亦存在一些遗憾。由于这是一部成熟时间较长的论文合集，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结论性的观点，在章节布局上略显零散。书中倡导的部分理论也值得进一步斟酌，解构中心不等于重建中心，让特殊的历史回归特定的时代，维持学术多元化趋势与国家整体观念之平衡的探索任重而道远。
作者王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文首发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感谢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