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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 思想会新书速递

作者:MD

来源:思想会mindtalk

发布时间 2020-11-24 10:44   浏览量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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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西方社会构建了“文明标准”,将世界划分为“文明”与“不文明”,并自诩承担着“文明开化使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给当地人带来延续至今的深远痛苦。本书跨越长时空、广泛地域,从文明概念的起源到当代,探讨了“文明”及相关的进步、现代性等概念的演变与影响,批判了西方国家历史上殖民行为与如今一些行径背后的本质与企图,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狭隘的文明区域观,更加理性地看待多元文明。


19世纪早期,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发问:“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否存在人类物种的普遍文明、一种人类整体的命运;民族是否世世代代传承着一些从未消逝的事物,这些事物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从而延续到时间的尽头?”随即他回答道:“对我而言,我相信在现实中人类存在某种普遍的命运、某种整体文明的传播,因此可以撰写一部文明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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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基佐

本质上,本书旨在探讨当下撰写文明通史的尝试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或者说本书考察在全球各地向人们灌输“文明”的共同努力,不妨称之为“文明帝国的扩张”。这是一个关于精心编写普遍目的论历史的故事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时间和地理方位对某些民族的归类和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从事此项课题,跨学科的研究必不可少,涵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包括人类学和民族学、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国际政治、国际法以及世界历史。

与基佐的观点类似,美国知名评论员、学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最近指出,人们越是仔细审视“生物进化的趋势,尤其是人类历史发展方向,这一切似乎就越有意义”。此外,他指出,对文化演进的研究使我们能够解释和“明确从生命起源的‘原始汤’到万维网的生命历史走向”。基于这些颇为大胆的看法,赖特进一步指出:“全球化……并非在电报或轮船甚至文字或轮子发明之后才出现,而是自生命创造以来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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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赖特

我的研究目标没有那么远大,考察研究的范围与赖特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原始汤”以及随后130多亿年的大部分历史无法考证,任何对其进行合理解释的尝试亦然,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细微的关联。基佐、赖特与历史上其他思想家和编年史家将进化逻辑视为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事件转变,我认为这种逻辑是行不通的。相反,本书概述了人们长期以来如何通力合作不断将某种特殊意识形态理论强加给历史进程。通过对人类近代史的研究,本书试图解释当代的某些趋势和正在发生的事件背后的逻辑。换言之,我认为某些力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正努力让我们的世界在短期内和未来具有目的明确的“方向性”——至少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组织方面有所体现。简而言之,本书详细描述了在国际社会体系内部和基于国际社会体系行事的主要力量如何构想未来国际社会形态的清晰愿景以及为实现愿景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国际社会上的主流设计师们仍受到启蒙运动中的进步概念和人类朝着现代性方向前进的普遍线性进步观的影响。这种现代性外化为自由主义民主、市场资本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形式。为此,本书不仅涉及从事国际事务的实务界,而且涉及那些推动构建过程理论化和合理化、如同“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的文士。

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庞大和雄心勃勃的工程,但这不是不进行研究的充分理由;它只是让一切变得更有趣、更耐人寻味、更富有挑战性,最终变得更有必要。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人们很少将此处探讨的塑造世界的思想和事件作为一个更宏大过程的片段来考虑或研究。有些作为独立的概念或事件来研究,有些则基本上被忽略了。人们偶尔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思想或事件之间建立关联,但很少将其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连贯而全面的理论,以解释世界政治和历史的进程。在此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为榜样(尽管多年来我对他的诸多立场有颇多疑虑)。他在《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些中肯的观点。大约在50年前,亨廷顿提出:“理解需要理论,理论需要抽象,抽象则需要对现实进行简化和排序”,但“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所有的事实”。他指出:“现实世界是一个混杂、不合理、不协调的世界,即真实的人格、制度和信仰不属于纯粹的逻辑范畴。”然而,如果我们对所生活的世界进行“有益的思考”,并“从中吸取教训,以求更广泛地运用和利用”,那么确实需要纯粹的逻辑范畴。亨廷顿由此得出结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并非完全根据人类理性法则运作的现象通则化。衡量一种理论的标准是它包含和解释所有相关事实的程度。另一个衡量标准,也更为重要的标准,则是这一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比其他任何理论更好地涵盖和解释这些事实”。本书将试图解释一系列跨越广阔时空的思想和事件,虽然不太可能让所有读者满意,但我相信,对这些事件的诠释与其他理论一样有效或者能够解释理论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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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亨廷顿

近年来,有两种宏大理论的尝试引人遐想,分别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这两部著作都有自己的崇拜者和批评者,并且皆称是对世界政治前景的预判。如果有人是其中一书的“粉丝”或者折服于其中一书所述之情景,那么很可能彼此间持怀疑态度或质疑对方,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这两部作品对世界政治前景的描述相互矛盾,可谓水火不容。本书不会详细讨论这两部著作,原因是它们为许多人所熟知,并且已经在众多论坛上被反复地讨论、剖析和分解。因此,不要误以为这两本书无关紧要或过时。特别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在动荡不安的世界秩序中,这两本书仍在世界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研讨中以及有影响力的政策圈中占据重要地位。虽然我在此对这两本书及其表达的理论都没有做深入探讨,但它们各自的主题都与本书诸多内容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二者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未必相互矛盾,相反,可视它们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换言之,对其中一种愿景的追求可能会引发另一种愿景的出现;企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福山的自由民主蓝图几乎必然会导致西方文明与被强加该蓝图的民族之间的对抗。同时,如果不同文明之间(可能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发生对抗和战争,那么胜利者很可能将其意志、价值观、制度和体制强加给被征服者。虽然对于本书的总体目标和论点而言,读者并不一定要被这种观点所说服,但读者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看到对福山和亨廷顿两人论点及其相互关系的解读。福山和亨廷顿的理论,以及为了对比或表明其关系而将这两种理论并置,也有可能完全偏离现实,因为更准确地描述未来世界政治前景的理论仍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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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我起初将本书副标题暂定为“统一而非普遍的”(Uniform,Not Universal)。这一想法来自亨廷顿的另一套说法,即西方及其价值观和体制是“独特而非普遍的”。他最初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提出了这一论点,在《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又予以重申。这一论点从两方面切入:世界其他地方同样独特,由诸多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重要的社会组织方式构成,涵盖政治、经济、法律体系、社区和家庭等领域。统一而非普遍的观点强调,任何致力于编写一部世界文明史的努力4都将推动创建一个基于理想类型或模型、由高度统一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虽然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一度被奉为榜样,但如今已由现代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取而代之——毫不遮丑地——鼓励其他所有国家和社会效仿自己。正如理查德·施韦德尔(Richard Shweder)所述,目前,“定义进步的黄金标准(要是含蓄些多好)通常是美国——我们的财富和自由企业、我们的民主政体、我们对工作的奉献精神,以及我们对性别、性、婚姻和家庭的看法”。这种新帝国主义运动的结果并未产生一个合作、和平、受各国文化影响的世界,反而使文化多元主义被进一步侵蚀、文明间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换言之,现在受到推崇的是一个统一而非普遍的文明帝国9,其结果是必然出现对这种强加行为的抵制——全世界越来越多地见证着这一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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