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被誉为中国考古的圣地，是中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遗址之一。殷墟考古90年来，发现了丰富的殷商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陶质类文物，见于各类生活性场所、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以往有关殷墟的考古报告和简报中，几乎都涉及陶质类器物的介绍。考古学界通过对这类器物的不断观察和研究，获知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和历史信息。

1、殷墟陶器的分类、功能

殷墟陶器的分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基于生产原料及产品的质地、陶色等要素的分类，另一个是基于器物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分类。

综合原料、质地、陶色等多种分类要素，可将殷墟陶质类器物分为普通陶器（或称粗泥陶）、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多类。

（1）普通陶器

A.陶系

普通陶器最多。陶系可分为夹砂、泥质两类，历次较大的考古报告和研究专著中均有统计或文字描述。

李济先生对1928～1937年殷墟15次发掘采集的陶质类器物残片做了分类统计（不含完整和可复原器，但包括部分仰韶、龙山时期的陶器），其中灰陶占绝对优势，有90.07%；其次则是红陶，占6.86%，远少于灰陶；其余的3%左右则包括其他四种类型，有硬陶和釉陶4290片（1.73%）、黑陶2655片（1.07%）、白陶663片（0.27%）和彩陶1片。

《殷墟发掘报告》第四章第二节统计[3]，陶色主要是灰、红两种，灰色数量最多，有深灰、浅灰之分。红色较少，多呈砖红色，只有少量近棕色。泥质陶中的灰色陶，其中一、二、三期所占比例大体接近，红色陶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夹砂灰陶，含细砂的较多，含粗砂的较少，一般地说，两者都由早到晚逐渐减少。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总结1990年以前殷墟考古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认为[4]，殷墟出土的陶器，按其质料不同可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白陶、硬陶、釉陶等。在各不同发展阶段都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夹砂红陶很少，泥质红陶在一、二期为数不多，第三、四期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泥质灰陶颜色有深有浅，以深灰色的为主，色泽一般较匀。泥质红陶在一、二期的火候较低，多呈橙黄色，三、四期的火候较高，呈砖红色。夹砂灰陶多数呈灰褐色或深灰色。夹砂红陶多呈红褐色。

据《安阳大司空》（2004）材料，墓葬以外其他单位出土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最为常见，其次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褐陶，偶可见到泥质黑陶和泥质黑皮陶[5]。

据对孝民屯（2003～2004）发掘的30多万片陶质类器物残片的统计[6]，夹砂陶可分为灰、红、褐、黑陶，其中灰陶有灰、浅灰、深灰之分，褐陶多不纯正，局部或呈红褐或呈灰褐色。泥质陶分为灰、红、褐、黑皮陶，其中灰陶也有灰、深灰、浅灰之分。陶系与以往有关统计结果相近，陶系比例始终以泥质占绝对优势，占近90%，夹砂陶在10%左右，这与早年李济先生的统计接近。泥质陶中，红陶比例在上升，二期晚段时在10%以内，三期时增加到10%以上，四期早段时上升到20%以上，灰陶比例相应下降。四期的灰陶中，浅灰色陶比以前略多，还有部分灰中泛黄。红陶中，二期晚段的表面常泛紫，三期多为橙红色，四期大多为砖红色。

上举考古报告和研究专著的有关分类和统计大同小异，据此可知殷墟陶系的基本情况。

B.器物的功能与单体类型

李济先生早年对殷墟容器按底的区别分为尖底与圜底、平底、圈底（圈足）、三足、四足五类[7]，后知第五类非殷墟时期器物，而是属于后冈二期文化。

《殷墟发掘报告》统计，炊器有鬲、甗、甑三类，食器-水器有簋、豆、盂、盘、缽、釜形器皿、壶和杯，盛置器主要有盆、罐、瓮三类，酒器有瓿、罍、觯、尊、斝等类。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认为，常见的日用陶容器，按其用途不同大体可分为炊器、食器、盛贮器三大类。炊器有鬲、甗、甑，食器有豆、簋、盂，盛贮器包括酒器和水器等，器类有尊、壶、卣、罍、瓿、觯、斝、罐、盆、盘等，一、二期类别较多，三、四期器类减少。有些第一、二期常见的器型到三、四期减少。

据对孝民屯（2003～2004）地点的陶器统计，殷墟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此外还有建筑用排水管。由此可见，殷墟出土陶器种类远多于普通遗址，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这些器物大多见于生产、生活性场所，具有实用功能。觚、爵多出于墓葬，其他器类中有一些器型为专用明器。

殷墟陶器中，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类的数量明显少。鬲、簋、盆、罐形态多样，可以细分为多个型、亚型。以孝民屯（2003～2004）为例，陶鬲可分三大类34型（包括亚型，下同），簋分18型，盆分两类18型，罐分19型，各自多有明确的演变序列。由于残片的原因，罐的形态无法划分得更细，实际或可分更多型。炊器中，鬲最多，甑次之；甗的数量一直很少，四期早段未见。斝、鼎更少，其中鼎为泥质非实用器。中型鬲始终最多，卷领鬲、素面小鬲出现于三期。甑在一期晚段时少，三期大增。簋在三期之前只有素面或磨光类，部分饰划纹，三期出现三角划纹中填绳纹的簋，到四期早段时占绝对数量。相对于一、二期少见盘的情形，三期盘增多了。盆基本为深腹者，浅腹盆很少见；四期深腹盆的形态更多样。三期时瓮大增。三期、四期早段的陶质器盖明显增加。综合殷墟其他地点出土的陶器可知，殷墟陶器的器类、形态可能还要多一些。

（2）白陶

殷墟白陶的陶色泛白，其原料、器型、纹饰、功能、出土空间等各有自己的特点。

殷墟所见白陶比普通陶器少，但远比硬陶、釉陶、原始瓷多。殷墟白陶以本地瓷土类黏土为原料手工制作而成。白陶的胎质硬度接近普通陶器，远低于硬陶和原始瓷[8]。烧成温度大致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9]。白陶器类大多是仿制青铜器和普通陶器的。在殷墟，白陶大多出于大墓和中型墓中，遗址中极少发现。

（3）硬陶、原始瓷

硬陶与原始瓷的器类多相同的胎质，明显比普通陶器薄，胎质硬，胎色也浅，其中硬陶多为灰白色，原始瓷多为浅灰色。两者的胎料也相近，但硬陶大多使用原生料烧制，胎质杂、粗糙，胎中或有较大的石英颗粒，原始瓷的胎料经过淘洗，胎质明显细腻，有的或加有细砂类掺合料。前者表面没有施釉，后者有釉。原始瓷的釉色多为浅褐色，褐中微带绿；硬陶无釉，表为灰色。

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所见完整和可复原器者不过数十件，器类有瓿、豆、壶、缽、罐、器盖等。器物种类、形态、釉色等也显示，四期的与之前的有一定差别，如二、三期的特征一致，器类少，多见瓿；到四期，硬陶、原始瓷的器类明显增多；二、三期时，原始瓷只在器表的口、肩等部位施釉，釉色比较统一，多为褐色，褐中微带绿；四期晚段者，施釉部位下及器体中、下腹，有的器物，如罐还在体内口至中腹施釉，釉色也多样化，有淡绿、黄绿、深绿色、酱紫色等。

（4）釉陶

以往有关殷墟原始瓷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原始瓷也称为釉陶[10]。殷墟确有一种带釉的陶器，胎质较硬，胎色为紫红色，器表外有薄釉，釉色或呈酱紫色（局部近黑色），或为铁灰色。观察所见，它的胎料应该是非瓷土类黏土，是一种胎质深红、含铁量高的黏土，与硬陶、原始瓷的胎料有明显区别。所以，这种用普通黏土制作并施釉的陶器是釉陶类。殷墟釉陶更少，所见纹饰与硬陶和原始瓷相同。

基于器物形态及功能的分类，有沿用宋代以来的旧说按功能、形制、材质、颜色等分类的。沿用旧说分类和命名是金石学的传统，在分类的前提下对某一类器物命名，从20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仍然沿用。还有按研究需要聚合为大类的，如20世纪50年代，李济先生根据容器底部的差别，将殷墟出土容器（包括龙山时期的）分为尖底与圜底、平底、圈底（现在一般称为圈足）、三足、四足等类，另加器盖，共六大类[11]；《殷墟发掘报告》按功用为炊器、食器与水器、盛置器、酒器、器盖、其他等大类[12]；《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按功用分为炊器、食器、盛储器三大类，另有建筑材料、工具、乐器、艺术品和杂器[13]。据对孝民屯地点（2003～2004）陶器的统计，以单类计，殷墟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此外还有建筑用排水管。这涵盖了殷墟出土陶器的大多数器类。

2、陶器装饰、陶文与符号

殷墟日用陶容器绝大多数表面有纹饰，纯粹素面的很少。有关殷墟考古的各种报告和简报大多有此方面的介绍。

据对孝民屯（2003～2004）考古资料的统计，普通陶器的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次之，另外有附加堆纹、三角绳纹、三角划纹、云雷纹、勾连雷纹、方格纹、联珠纹、兽面纹、乳丁纹、涡纹、直棱纹、戳印纹、网格纹以及素面等。

相对于普通陶器，白陶的纹饰除有前者上常见的绳纹、划纹外，更多的是刻划殷墟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弦纹等；硬陶和原始瓷上的纹饰基本相同，有水波纹、席纹、小方格纹、戳印纹、云雷纹、弦纹等；釉陶上所见纹饰有弦纹。

殷墟陶器以往考古中还发现有陶文与符号，自发现始为研究者所关注。《殷墟的发现与研究》中，按其内容分为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或国名、图形文字或符号、干支、易卦、“卜辞”以及其他等类[14]。

3、陶器所见殷墟文化的构成和组群

如果考察陶器风格，殷墟的陶器可分为十多组，它们在数量上也有差别[15]。据此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也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商文化其他类型、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群的互动等。

初步研究认为，以陶器群为视角，可见殷墟文化的构成以A组（安阳本地的商文化因素）为主体因素，其他因素明显处于从属地位。以A组为代表的殷墟类型商文化陶器，器类和数量最多，经常共出，演变序列最清晰。如果对A组做进一步分析可知，还可分为源自先前的早商和中商文化、殷墟时期的创新形态两类。源自商文化其他类型的器物数量比殷墟类型陶器明显少，所见有B组（郑州、许昌地区）、C组（河南登封一带）、D组（山东西南部商文化安邱类型）、E组（豫南一带）、F组（山东泰沂山脉以北地区）、H组（晋中地区商文化）、I组（山东南部商文化）等，这些组大致对应殷墟文化时期商文化的地方类型。源自商文化圈之外考古学文化的器物，所见有先周文化、晋陕高原青铜文化（黄河西为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大坨头文化、江淮青铜文化、蕲春毛家咀遗存、珍珠门文化等地文化风格的。其他还有一些暂不能确知来源但文化风格非典型殷墟文化的特殊器物。

通过对77个样品（洹北商城、殷墟陶器样品74例以及本地黄土样品2例、冲积土1例）的岩相学分析可见，A组泥质陶与本地黄土（包括次生黄土）、冲积土有对应关系，夹砂陶的原始总体成分与本地黄土和冲积土接近，证明为本地生产；A组以外的其他多组其他样品的检测分析结果都不同于A组样品，可证非本地生产，而且各组互不相同[16]。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上述有关殷墟文化构成因素的分析很有合理性。

4、制陶手工业生产、制陶工艺

包括制陶在内的商代的手工业具有专业化和商品化生产的特点。关于陶器的生产，研究者通过观察大量陶制品的制作痕迹、分析有关制陶工具的功能和使用方式、模拟实验、陶制品的岩相学分析以及民间制陶和民族志调查等，对殷墟制陶手工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已明确，除了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外，殷墟出土的普通陶器、白陶是本地生产的。制作陶器大致有备料、成型和装饰、入窑烧制等流程。

有学者通过观察大量标本和进行化学测试分析认为，商周时期，最常见的陶器是就地挖取的易熔性黏土制作的，其中Fe2O3含量较高，烧成温度在800℃～1000℃[17]。有学者对殷墟陶器标本做了检测分析，认为殷墟的制陶原料，其中泥质陶的陶土取自本地全新世黄土顶部发育的棕红色古土壤层；夹砂陶则选用冲积土顶部发育的古土壤为原料，加工时还要加入砂粒、碎石或碎陶作为羼和料[18]，这种认识比较准确。以安阳一带土壤断面、殷墟考古发掘剖面观察，当地的制陶原料是当时容易获取的马兰黄土及次生土。制陶产品主要是前面所说的A组。

殷墟白陶的烧成温度大致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19]，远没有达到硬陶高1100℃、原始瓷高1200℃的温度。刘家庄北地等地烧制陶器的陶窑，能够满足烧制白陶的窑温。根据我们所做的白陶烧制实验的结果[20]，如果烧制时白陶器坯直接置于窑室内，成品表面会留下难以抹去的橘黄色沉积物；但如果将器坯置于类似于匣钵的器皿中，成品才会有像殷墟白陶所呈现的纯白色、乳白色，故此推测商人烧制白陶时也有类似匣钵的装置。

关于殷墟的原始瓷和硬陶、釉陶的产地，学术界尚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它们应该是从南方输入的[21]。因为殷墟遗址所见烧制普通陶器的馒头形陶窑内部的温度很难达到烧制硬陶所需的1100℃、原始瓷所需的1200℃的高温度，这样的高温只有龙窑才能达到，已知商周时期的龙窑遗迹都发现于南方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综合多方面的证据，我们赞同发现于殷墟及中原、北方同时期的原始瓷和硬陶、釉陶产地位于南方说。

有关殷墟制陶工艺，一些学者做过比较详细的研究[22]，但迄今只知大致情况，仍然缺乏系统的了解。一般认为，殷墟陶器的制法（成型）主要有轮制、模制、泥条盘筑、手工捏制等，其中泥条盘筑、轮制与模制较普遍。具体到一件器物的制作，或有复合使用不同制作工艺的情况。

轮制有快轮拉坯成型、先泥条盘筑后慢轮辅助成型两种方式。快轮成型技术，李济先生举出20例，其中既有泥质的，也有夹砂的[23]。我们认为，夹砂陶不是快轮成型的，因为夹砂陶普遍不及泥质陶规整，而且手扶这种泥团在相对较高的转速下拉坯，泥中的石质类颗粒极易划伤手；泥质陶中，大型、器壁的倾斜度较大的陶器要用快轮拉出泥坯也很难成型，即使成型，大、高而斜的泥坯因无力支撑极易塌坏。经观察，泥质类小型或较小的陶器如泥质小罐、簋、爵的腹部等，器体内壁留有比较规律的螺旋式拉坯痕迹，器体水平方向的剖面很圆，这些应该是快轮成型的。

慢轮辅助成型技术使用广泛，器体有大有小。观察所见，泥质陶的绳纹盆、豆、圈足盘、罐、器盖等的器壁上有起伏不平的泥条痕迹或泥条相接的缝隙，这些器物是以泥条筑成器坯的代表。

模制法主要用来制作鬲、甗等三足器的袋足以及兽头等贴塑装饰。

大型或较大的泥质器物如瓮、大型罐等，先分段进行泥条盘筑，然后粘接而成。初步成型的陶器粗坯，还要经过慢轮修整、拍打、刮削等工序，才能最终成器坯。

陶器的装饰方面，普通陶器所见大致有滚压、拍打、磨光、刻划、粘贴等处理方式。最常见的绳纹主要是用绕绳的圆棍滚压而成，也有少部分是修整过程中用带绳纹的陶拍拍打形成的。许多泥质陶如豆、盘、簋、器盖等，外壁或内外壁都进行过打磨处理。刻划多见于泥质陶。陶器的装饰不仅增加美观效果，有些还兼具加固器壁的作用，如有些滚压或拍压绳纹可使分段陶器粘接缝隙密实；有的拍印绳纹，器表或有较明显的圆窝，每个圆窝的绳纹自成一组。一些大型容器如瓮、罐上的附加堆纹，就是为了加固盘筑的器壁而粘接上去的；大型或较大器物如大口尊、瓮、盆等，内壁多有麻点，是修整、压实器壁时为表面嵌有颗粒状小石子的陶垫抵在器坯内壁留下的。

关于殷墟普通陶器生产，现在可知一些大致的情况。殷墟的普通陶器，如灰陶、红陶，陶色都比较均匀，应该是在陶窑内烧制的。烧制陶器的陶窑，刘家庄北地发现有20余座，这是已知殷墟发现陶窑最多的一个地点，同出有烧变形的日用陶器以及陶拍、陶垫等制陶工具，可证殷墟出土量最大的陶器是本地生产的。陶窑平面呈椭圆形，直径1米左右；结构上都属于升焰窑。此外，曾在小屯南地[24]、苗圃北地[25]、高楼庄[26]等地点有零星发现，但苗圃北地和高楼庄发现的陶窑，都在苗圃北地这个大的铸铜手工业作坊区，更像是与铸铜有关的，而不是用于烧制陶器的；小屯南地的是否用于烧制陶器，也不明确。刘家庄北地的陶窑Y1、Y4、Y5及H229中，烧制变形的豆就有185件之多，其次是簋，有24件[27]，少见其他器类，可推知在入窑装烧环节一般是将同类的陶器成组、分批次烧制的。

回顾过去90年的工作和研究，殷墟考古和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对殷墟遗址本体内涵（规模、时代、文化形态、环境背景等）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其中对包括陶器在内的殷墟文物遗存的研究，建立起了晚商文化的分期体系，可与《殷本纪》记载的、经殷墟卜辞中王谱订正的商王世系大致对应，这是研究商文化和周边青铜文化的可靠的年代标尺。不唯如此，对于这个时间跨度长达200多年的都城遗址的研究已经跨入新的阶段。现在，学界的研究向全方位、纵深拓展，在甲骨学、商文化与商王朝、城市规划与建设、手工业技术与工艺、资源利用、艺术史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殷墟遗址分布范围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