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Mitteleuropa）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德意志人在帝国东部的早期殖民地。沿着玛利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a）和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确立的奥地利-普鲁士之间的分界线，哈布斯堡王朝和1871年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分别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拿破仑时代神圣罗马帝国被废止，1815年又以德意志同盟的形式部分复活，最终被1866年的奥地利-普鲁士战争彻底摧毁）。20世纪，“中欧”（Mitteleuropa）作为地缘政治概念，成为心态版图中德语区中部欧洲的标志；这个概念与弗雷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开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连，后者在1915年界定了德国的战争目标。瑙曼的理念细化为一个泛德意志计划，范围限定在中部欧洲地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今天讲德语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都倾向于回避Mitteleuropa一词，而愿意采用Zentraleuropa（其意思更接近于法语中的“欧洲中部”和英语中的“中部欧洲”）和Mittelosteuropa（欧洲中间）这两个术语。

中欧（Mitteleuropa、Zentraleuropa或者Mittelosteuropa）为何对于记忆之场的历史而言至今仍有意义？因为从启蒙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片区域通过个体的民族认同一直为欧洲大陆提供认同中心。20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和德国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都努力瓦解“中欧”，或者让它解体。可以说，1919—1920年和1945年的和约签订后，“中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一个记忆之场、一片记忆空间。

随着德意志文化的传播，从18世纪末开始，一种对抗性的空间格局逐渐形成：一方是德意志文化和其他文化认同，另一方是德意志人-斯拉夫人、德意志人-犹太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的文化混合体。因此，文化意义上的“中欧”是一个定义含混的概念。在某些语境中，它使人想起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欧洲经历过的灾难性命运。在别的语境里，它又指向一种混合了多元文化，位于东欧和西欧的中途、南欧和北欧的交叉地带的文明。

欧洲大陆的“中部”潜伏着其他一些比“中欧”更为古老的记忆之场，它们随时准备浮出水面。拜占庭主导下的欧洲与中部欧洲的区别，以及后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导致了一些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边界，它们将东正教信徒与巴尔干地区仍然存在的少数穆斯林群体分隔开来，并将天主教信徒与新教信徒分隔开来。这些边界就是一种记忆之场，它们往往可以说明为何会出现厌恶俄国和反对塞尔维亚之类的排斥话语，或者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种种冲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然而，由于欧洲文化的世俗化，当代的冲突已经不可能引发宗教战争，这些宗教边界是由新的民族主义宣传所操纵的一种记忆之场。不过，将它们遗忘也不太合适：如当我们试图去界定“基本价值观”和欧洲的文化认同时，“中欧”就会提醒我们，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在欧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拜占庭东正教不仅存在于欧洲的东部边缘地区，也存在于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欧洲中心地带。

另外两道更早出现并且至今尚存的边界，同样属于“中欧”这一记忆之场。其一是俄国与中欧之间的边界。在亲斯拉夫的俄罗斯人看来，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中部欧洲地区无宗教背景的斯拉夫人都有违于一条法则，即斯拉夫人的灵魂归属于东正教会。在俄国的西方论者看来，中欧只不过是前往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途中所必须穿越的一处连接性通道而已。俄国人一直认为，波兰所占据的这片地方，原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中欧”的定义主要还是相对于俄国而言的，后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衰退，在中部欧洲的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威胁。这一记忆之场，也就是“中欧”与俄国之间的边界，是有可能重新浮现的，如果提到俄国与欧盟之间更紧密的联系的话。

其二是“巴尔干人”与中部欧洲地区人口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它同样构成了中欧的记忆之场。“巴尔干猿人”（homo balkanicus）原本是西方人用以表示原始欧洲人的一个漫画形象，仅在其民俗传统内部才显得别致，当他操刀动戈时则显得野蛮。欧洲人关于“巴尔干地区”的话语往往强调一种缺乏积极性格的东方主义。这些话语源于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后者期望西方文明能给那些碎片化、不发达的地方带去一点秩序和理性。“巴尔干地区”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中欧东南部地区形成了对照。直到今天，欧盟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依然没有完成，遇到了不少困难，其中象征符号方面的约束是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障碍。

欧洲西部界线的划定，一点也不比欧洲东部简单。德语区各国属于中欧还是西欧？当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跟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保持联系时，它们无疑是中欧的一部分。1949至1990年间，联邦德国属于西欧，而民主德国却是“东欧”的一部分，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

1990年，苏联解体、中欧各国自立、德国统一之后，中欧似乎再度复活了。欧洲共同体缔结之后，欧洲的中心不再是柏林一布拉格一维也纳一布达佩斯轴线，而是鹿特丹一米兰轴线。欧盟的东扩能否让欧洲恢复其历史上的中心？或者中欧将不再是欧洲的中心，而成为罗马条约之下的欧洲的边缘地带，“中欧”现在的地位只是一个记忆之场？

这个记忆之场曾经成为某些知识分子和反苏异议群体的法宝。1980年代，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在布达佩斯，捷克人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和南斯拉夫人丹尼洛·契斯（DaniloKis）在巴黎，分别再度发起了关于“中欧”的讨论。昆德拉的书1983年11月初版于巴黎，次年4月在美国再版，使用了《中欧的悲剧》这一书名，很快声名大噪。昆德拉声称，1956年11月布达佩斯反苏抵抗运动的成员们是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为欧洲而战。该书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被镇压为题材，再度唤醒了关于中欧的记忆、关于一个黄金时代的神话，这个时代终结于20世纪的头二十几年。

然而，关于中欧的记忆也包含着宿命的插曲，后者更强调那些面临死亡威胁的“弱小民族”的历史。中欧各民族都知道衰落和消亡意味着什么。那些伟大的中欧小说，比如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Broch）、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都体现了对一个问题的沉思，即欧洲的人道精神可能会终结。简言之，中欧的悲剧就是欧洲的悲剧。昆德拉在结尾处说，铁幕降下之际，中欧人民才意识到，欧洲的文化（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电影、视听、教育、大学以及多语言的文化）在欧洲人自己眼里已经不再具有价值，充其量只是构成了一个记忆之场。

几乎同一时期，匈牙利作家康拉德也在1984年6月发表了一篇德文版文章《中欧的梦想》，该文最初提交给当年5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他那里，“中欧”唤起了关于奥匈帝国“美丽年代”的记忆。他这样写道：中欧的精神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能够容纳复杂性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审美敏感，一种基于理解（甚至是对自己死对头的理解）的战略。康拉德确信，中欧的精神在于以多元性作为自身的价值观；它代表着“另一种理性”、一种反传统政治，即保卫市民社会免受政治的侵害。

在中欧，“文学意义上的共和国”长期以来差不多都是共和国理想的核心。中欧文化认同的最初构造，出现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在维也纳、布拉格、克拉科夫以及（匈牙利的）布达等地传播开来之际。这一“迟来的”文艺复兴运动融合了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和文化思潮，对整个中欧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欧洲建立一个文学共和国，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如何应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为此，康拉德·塞尔提斯（Conrad Celtis）在1500年前后成立了多瑙河人文主义者联合会（Sodalitas litteraria Danubiana），将德意志、匈牙利、斯拉夫、波西米亚以及瓦拉几亚的人文主义者统一起来。

宗教改革与反改革时期，德意志北部和中部地区跟拉丁文化和意大利文化主导的中欧决裂，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宗教改革运动在一些地区激发了第一波民族文化意识的浪潮，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相比之下，反宗教改革运动则将巴洛克文化提升至官方风格，直至两百多年以后，到了18世纪末，约瑟夫二世的政策首次将德国启蒙运动和巴洛克文化综合起来，目标始终在于确立德语作为继拉丁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之后的“中欧”通用语言的地位，由此激发了一些民族对于德意志化的持续抗议。

通过语文学（弘扬口头和书面的文学传统）和语言学（编纂拼写、语法和词汇）来创造国民文化，这跟一种德国的模式相互呼应，后者可以称之为“赫尔德模式”。赫尔德（Herder）的理论体系在中欧人当中的扩散，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中欧”形成史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所有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都通过阅读赫尔德的著作锻造了一种信念，即没有对母语的热爱，就不可能有对祖国的热爱。诗人是真正的民族之父，远比统治者更加重要，后者蔑视语言的边界，只承认由王朝所界定的地盘。

“文学意义上的共和国”构成了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认同，就此而言，“中欧”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记忆之场。或许可以说，“中欧”作为一个最值得关注的记忆之场，其意义在于通过文化来创造国民这一模式，而不是单纯强调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国家。

中欧各历史民族被强行纳入了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由于这一延误，直到19世纪以后，这些民族才开始主张自己的独立，并努力将自己的诉求与更早以前关于民族独立和民族之伟大的回声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中欧的帝国消亡了，关于联盟秩序和世界主义文化的表述重新浮现，后者往往跟奥地利的传统相连。“中欧只是一个象征着当前的需要的术语”，1917年12月，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在一篇演讲中这样说（“Dieosterreichische ldee”，457-58）。为了撰写一篇关于欧洲这一理念的论文，他做了很多笔记，其中对“中欧”记忆之场有如下定义：“千年的欧洲奋斗，千年的欧洲使命，千年的欧洲信念，在我们看来，居住在两个罗马帝国土地上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拉丁民族，都选择了承载一种共同的命运和遗产——在我们眼里，欧洲就是地球的底色。”

面对第三帝国的冲击，哈布斯堡神话以及德意志民族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记忆，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和斯特凡·茨威格（Stefan Zweig）那里被转化为一种各民族共存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空间当中的怀旧式乌托邦，一个覆盖着从意大利到波罗的海沿岸的中欧广大地区的文学意义上的共和国。

此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可以被解释为对族群、语言及文化上的多元性进行社会-文化协调化的过程。1867年在新的原则基础上成立的开明帝国，以一个个“王室领地”框架内的合并形式来管理冲突、构造多元主义，试图通过这些制度来改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如此娴熟地提到的“哈布斯堡神话”的意义。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采用君主制作为图腾，此后这种国家意识形态被哈布斯堡王朝推向前台；1866至1871年间它尤其受到重视。当时奥地利脱离了一直由自己主导的神圣罗马帝国，跟1871年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相互竞争，不得不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地理认同，其基础就是剩下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元的国家，这种哈布斯堡神话为所有人提供了精神钢盔；但它仅仅是一种宣传上的伪装，背后其实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两大霸权力量之间的斗争，当时它们竞相捍卫并扩展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而表面上是出于普世的利益和“超越民族藩篱”的高尚理由。

跟德意志帝国在其东部的波兰语地区推行的德国化政策进行比较，是“哈布斯堡神话”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有必要将多瑙河流域这个（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语部分和匈牙利语的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部分区别开来。以文化多元主义为特征的哈布斯堡模式的整合力量在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所向披靡，甚至能让神话与现实变得混淆，但在匈牙利却没有发挥作用。在属于奥匈帝国匈牙利部分的斯拉夫语地区，人们无疑从未感到自己是斯拉夫-匈牙利文化共同体的一员，外菜塔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也是如此。正是内莱塔尼亚让“哈布斯堡神话”变得浪漫化，使之成为一个关于世界主义“中欧”的记忆之场，在这里，文化多元性能够形成一种和谐的多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欧”成为关于被德国浩劫摧毁的犹太人在中欧的记忆之场。犹太村镇的文化、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通用语言）的当代复兴，以及哈西德派犹太教的传播，勾画了一些新的中欧版图。这种“中欧”的犹太文化，同时也是被各民族文化所吸收的犹太文化。在卡夫卡时代的布拉格，被同化的犹太人既是德国文化又是捷克文化的一部分；在加利西亚的精神首都、约瑟夫·罗特的诞生地伦贝格（Lemberg），犹太人被划分为德语文化和波兰文化两部分；在因为保罗·策兰（Paul Celan）而出名的布科维纳的大都市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犹太人在到底是归化于德国文化还是罗马尼亚文化之间摇摆不定。

在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中欧被建构为工人阶级的记忆之场。哈布斯堡时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发现自己很难超越“阶级”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针对民族主义的潮流，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倡导一种超民族的官方话语，希望自己的政党变成一个帝国党。但从1890年代开始，即便在他那里，民族主义的观点也战胜了国际主义的阶级团结。在内莱塔尼亚议会当中，社会民主工党阵营分裂为五个民族主义俱乐部。工会试图将民主主义者统一于一家工厂、一个产业、一个组织的框架之内。总之，奥地利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制的一面镜像：其“政治神话”是超民族的，现实却是民族路线带来的分裂。

“中欧”是一片欧洲的记忆空间，它包含了欧洲认同的两个构成要素：第一，是文化和语言上的多元性；第二，要将这种多元性结构化，又很难不向“整体性的”企图让步，即构造一个同质性的社会，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伴随着民族主义。

直至1920年代，在一些方言区域，“中欧”通用语言德语才被添加为“民族”语言之外的一门国际语言，有时跟另一种国际语言（比如法语）构成了竞争。随着民族意识的成长和文学语言的确认，德语逐渐沦为“第二语言”，旨在使中欧地区内部能够进行国际交流。

真正的多语言主义应该包括中欧地区的两种或者三种语言，此种现象一般局限于某些接触地带由于混血婚姻生下的儿童，以及一些大都市（比如的里雅斯特、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切尔诺维茨、伦贝格）的精英阶层当中。应该提及的是，波兰语-立陶宛语组合、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组合，或者是奥地利语-意大利语-斯洛文尼亚语组合，这样的多语言现象，要远远少于某种中欧民族语言跟德语或法语相互组合的情况。一名来自“中欧”的知识分子，如果选择使用母语之外的语言来撰写其文学或学术著作的话，他的选项只有德语、英语或者法语，很少会选择中欧地区的其他语言。

作为一个能够容许多语言主义、滋长“混合认同”的多元文化的记忆之场，“中欧”同样也是民族主义趋于消退的记忆之场。正如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所分析的那样，中欧就是一个“种族斗争”的舞台，各个社会和族群在此展开战争。他的“种族”理论被一种霍布斯式的悲观主义主导，构成了对于中欧多元性的其他解释框架。

在内莱塔尼亚，哈布斯堡王朝试图通过制度性的妥协，来调节每个地区不同种族-语言群体之间的平衡，从而保证各个民族的文化自主性。比如在摩拉维亚，你不可能同时既属于捷克文化又属于德语文化，二者中必须选择其一。大多数犹太人选择了德语认同。在内莱塔尼亚，这种没有压迫的多族群“同居”并未导致“超民族性”的出现，反而导致了哈布斯堡公民身份与各种“私下里的民族认同”的奇怪交融，比如私下里认为自己是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立陶宛人，或者是德国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犹太人，是否如同约瑟夫·罗特所暗示的那样具有“超民族的”特性？实际上，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也被卷入了确认单个民族的运动，采用了自己所在地区的主导民族的语言。

从中欧地区不同社会的视角来看，关于“中欧”这个概念显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对于大多数波兰人而言，对“中欧”的记忆不可避免地跟三个帝国对波兰的连续瓜分联系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拒绝恢复为一个中欧的联邦体，而是援引自己民族的历史经验，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从而对《凡尔赛合约》所维系的德国在波兰的飞地发起挑战，同时还对东部怀有强大的领土野心。

在波西米亚，通过《圣日耳曼昂莱条约》（Saint-Germain-en-Laye）实现的民族独立，是否消除了对于古老的多瑙河大公国秩序的怀旧情绪？1920年代捷克的知识分子们是否忘记了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1848年以后，捷克自由派坚持认为，出于欧洲和全人类的利益，即便哈布斯堡王朝不存在，它也要被创造出来！实际上，哈布斯堡-波西米亚帝国（它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提供了针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最佳保护。二战以前波西米亚地区经济和政治的高度现代化，证明捷克民族有能力在内莱塔尼亚心脏地带繁荣成长。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中欧人民在哈布斯堡时代曾经拥有的信念。1914年夏天以后，哈布斯堡背叛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纯粹成为德国的“鲜明代表”，中欧各弱小民族则沦为被压迫民族，正如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所揭示的那样。

匈牙利曾经是中欧的一个历史民族，后来被哈布斯堡王朝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在这里，“中欧”是一个仍然保留着积极内涵的记忆之场。1867年奥匈帝国合并之后，布达佩斯成为首都，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最为辉煌的时期。《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人而言是一种灾难性的经历，却是“中欧”记忆付诸实现的部分理由。

“中欧”作为记忆之场，也事关法国与德国、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跟意大利的冲突关系；从德意志帝国主义的“精神版图”来判断，这些紧张和冲突是“中欧”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意大利各地最初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又属于哈布斯堡王朝。19世纪末以来，法国的历史学家们对“民族的监狱”进行了批判——主要将其归咎于斯拉夫人。对“中欧”这个术语最系统的解构来自研究捷克历史的专家厄内斯特·丹尼斯（Ernest Denis），他是贝奈斯（Benes）和马萨里克（Masaryk）的朋友，积极倡导“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理念，同时也是“南斯拉夫”这一理念的捍卫者。这些负面的阐释跟法国当时的主流观点相互呼应，把“中欧”理解为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项帝国主义工程。在1919—1920年和平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当中，地理学家马托纳（Emmanuel de Martonne）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提出了划分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边界和波兰走廊的建议。1930—1931年间，他出版了《世纪地理》第4卷，该书即题献给“欧洲中部”（L'Europe Centrale）。跟“中欧”（Mitteleuropa）理念相比，这个法语的中欧概念对1919—1920年的和平条约产生了影响，开启了中欧地区的“小型协约”（smallentente）政治。

从意大利的视角来看，“中欧”（Mitteleuropa）一词很容易让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意大利东北部地区的一场论争，论争的主题是将意大利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斯拉夫人联合为一个区域性的共同体，其维系纽带将比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系更加深厚。1920年代，的里雅斯特依然是奥地利-意大利-犹太-斯拉夫文化的交汇枢纽。在法西斯主义体制下，意大利试图扮演中欧及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角色，但没能穿透纳粹的控制。

德国统一、苏联解体、中欧各国自立之后，人们也许会预期“中欧”将重构自身。法国人，或许还有英国人，可能很担心这个负面的记忆之场将重新复活，一个受德国（和奥地利）影响的地带将重新确立。在直到1918年仍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上，“中欧”依然保持着“美丽时代”的魅力，后者在1980年代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

不无悖论的是，就在中欧刚刚被纳入东扩的欧盟范围之际，“中欧”却似乎丧失了它的重要性。然而，对于这个中欧记忆之场的遗忘，不是正好表明欧洲本身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记忆和认同标志吗？在欧盟的新成员国中，民族情绪的复苏，受制于苏联集团数十年之后对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渴望，以及北约似乎比欧洲更能提供保护这种战略考虑，是否会将作为欧洲人的情感完全吞没？对“中欧”这个记忆之场——其记忆内涵之一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导致的浩劫——的压制，并没有带来民主化的政治文化，新纳粹主义和排外的民粹主义难道不是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相反，“中欧”确实是历史意识萎缩的目击者，没有了历史意识，欧盟的加强也许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