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丽 | 读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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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朱丽丽 | 读李金铨《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作者：朱丽丽

来源：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 2020-04-14 23:30 浏览量 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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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数年曲折，《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一书终于付梓出版。此书不仅是李金铨老师一生的治学精华，更是其曲尽幽怀的心史自述。

李金铨的生命经验颇具代表性，他出身于台湾乡野，天资颖慧，大学考入富有盛名的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得到诸位师长的赏识。毕业后旋即赴美留学，辗转问学于施拉姆、克莱恩、罗杰斯等多位传播学巨擘门下。又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是公认的华人传播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晚年，李金铨重返亚洲，执掌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系，更一手创办了“中华青年传播学者到访计划”，惠及两岸三地200多位学人，形成一个无形学院“多闻雅集”，影响蔚为深远。金铨师精进不辍，在其漫长的治学生涯中，几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尤其是新作《传播纵横》，堪称是其一生治学经验之精华总结。

此书以“传播纵横”为名大有深意。李金铨的治学经验，也颇像后人评述林语堂的一句话：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作者正是在全球视野和历史脉络中纵横捭阖，神游古今。其上篇思考“国际传播：中华与世界接轨”，下篇则着力于“民国报刊：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间杂以访谈、回忆自述。作者深植于自己的个体经验，在学术回望中进行了多重、反复关于中西文化、学术范式、研究旨趣的比较，此书堪称作者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我认为，理解此书的关键词在于“出入”二字，即“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先入后出，从心所欲不逾矩。作者借用章学诚之语“学者不可无宗主，但必不可有门户”，用现代的语言来诠释，就是“一门深入，触类旁通”。开篇伊始，他即从东方的直觉智慧与社会科学的比较切入，形象地以苏轼名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形容比拟社会科学强调多重阐释的逻辑意涵。作者自如地在老庄、唐诗宋词、法华经与现象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之间来回穿针引线，巧妙设喻，举重若轻，辨析阐释其独树一帜的治学旨趣与方向。

与一般泛泛的玄之又玄的文化批评不同，李金铨的学术观点是立足于宏阔的学科视野和严谨的专业研究之上的。比如李金铨对传播研究的“内眷化”（involution）的批评。他借用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概念，批评在学科内部，学者们“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若躲在自筑的一道墙围，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往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所谓“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现象，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致得无懈可击，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 这是非常犀利的洞察。但这种批评是建立在对传播学历史脉络的细致爬梳上的，他从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讲起，前者注重解释大众传媒与社会权力的关系，以经验性和诠释性的研究见长；后者侧重观照大众传播的效果，以量化科学的分析见长。此后，在历史情境下因缘际会，哥大学派逐渐盖过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局内人和局外人，论证丝丝入扣，其批评才能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关于“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学术生产，李金铨有其心仪的学术先贤，无论是开辟后殖民研究的萨义德，还是学贯中西的王国维陈寅恪，都是在西学与本土的文化经验中融会贯通，成为学术典范。梁启超曾经提出一个概念，称中国的“近世”史，从19世纪开始，已经进入“世界之中国”阶段。20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基本上都是在“世界”的框架中理解中国，这曾经是固守“天朝大国”的知识分子视野的现代性转向，李金铨有一个逆向追问：中国的本土经验，注定是要为全球理论做注脚的吗？在强调“世界”“现代性”“全球化”等宏大命题的过程中，“现代化”逐渐简化成“西方化”甚至“欧美化”。中国学者自然科学之外，人文社科学者也无不引“科学”范式作为颠覆“传统”的工具和思想源泉。但也就是在其过程中，许多民国学者开始跳出西方中心来考量中国学术应该秉承怎样的路径的问题。这个理论前史可以追溯到陈寅恪的“不今不古之学”，陈先生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普林斯顿大学余教授评价陈寅恪这个观点，用董仲舒的“退而结网”、汤因比的“退却与重回”（withdraw and return）和中国华严宗的“回向”来进行类比分析。余教授认为，输入吸收西方各种学说是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一环，甚至是前提。自萨义德以来，欧美中心之外的学者们开始严肃思考如何在西方中心的学术生产场域中反思及践行主体性。

在传播学学科上做出重要的呼应及知识生产践行的无疑是李金铨。作者明确提出“学术霸权与主体性”的关联，他批评“极端的实证论者往往把文化特殊性粗暴地吸纳到‘抽象的’普遍性，而这个‘普遍性’根植于美国‘特殊的’土壤或欧洲的文化架构”，“甚至把西方经验普遍化，扩大为全球的标准。”“学术霸权最鲜活的例证，莫过于承袭西方的意识形态，可以模仿它们的某种实践，完全被‘自然化’，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甚至‘本来就应该这样’。”他以葛兰西的“称霸”（hegemony）介入，批评这种有意无意的共谋或共识蒙蔽了意识形态，使之习焉不察。但是另一方面，正如陈寅恪等学术先导一样，李金铨并没有陷入一味推崇并建构东方知识生产方式的迷思。相反，他对类似的表述充满警惕。他提出要警惕“学术义和团的借尸还魂”，在反抗西方霸权的同时，也要同时反对文化民族主义。

李金铨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学术人和文化人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我的理解是这里存在着双重主体性：作为学术的和作为文化的。两者之间各有不同又互有关联。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期待打破的是以西方学术制度、学术期刊出版体系及评价标准、欧美语言中心，西方中心化的研究议题和理论框架等一系列约定俗成的“霸权”；从文化的角度，延续的是华人学者不断反省身在其中又跳出其外的中国文化场域。关于这种双重主体性的构建，李金铨没有提出一个标签化的建构性口号，他呼吁“以世界主义的精神不断对话，既追求在地的文化经验，又跨越文化的藩篱，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了解。”他期待“辩证地综合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野，进而从深刻的反省中，对这个学术领域的去来产生崭新的见解。”我们在李金铨的学术知识生产践行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导向。

文化的主体性催生的是“文化自觉”，每一个特殊的文化场域，都有其特殊的本土经验。因此李金铨一再强调回归历史脉络中去发现问题、理解问题。下篇中的《报人情怀与国家想象》一文中，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剖析极其精彩。作者从何炳棣、许倬云、严耕望、方汉奇、桑兵等若干学者的知识经验入手，层层生发，论证西方社会学式的问题意识与历史材料之间的互为激发，强调必须深入文化肌理，进行全面的历史观照。新闻史研究必须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及方法资源，但同时也要回向给人文与社会科学，保持开放互动的态度。

这种开放与互动正是作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学术精神所在，在更大的层面上，李金铨也强调人文价值与实证精神的结合。作者用语精妙而贴切：“中国人文经典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这种‘道可道非常道’，意在言外的空灵玄妙之意境。但社会科学所道（articulate）者，不是‘非常道’，而是可道之‘常道’，而且意在言‘中’，不是意在言‘外’。”“倘若将学术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塔尖当是智慧，塔底是基本材料，社会科学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层建筑。现代社会科学是靠概念、逻辑和证据三部分有机的结合，每篇文章有论旨，有推理，有证据，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作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素养应相互配合，离开人文关怀而一味向自然科学靠拢，未必是好事。即使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也不妨有人文价值的关怀。人不是机器，抽离人文素养的社会科学研究经常不知所云。现在不少年轻学者过于强调研究方法。老实说，学会研究技术不容易，也不难，但是人文素养、敏锐性（sensibility）则必须是长期浸淫的结果，这不是研究技术能教我们的。但研究方法固然不是一切，却不能因此贬抑研究方法。技术要学好，若不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源头下点工夫的话，不能高瞻远瞩，境界是不会高的。我自己赞成实证的经验研究，但辅以解释性的路径，最好能够结合在一起。

在我看来，李金铨是出入于学术建制内外的一位先导者与践行者，其方法论的建构，既可以看成是自民国陈寅恪以来一系列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寻求文化主体性与知识生产的主体性的延续，也可以看出一个现代学者力图开拓更高的学术格局的个体努力。作者学贯中西，在思辨分析中擅长“引物连类”，从一个知识点或个案出发，旁征博引，缜密细致，层层辨析，进行多元阐释，以达到研究视野的多重扩展及提供方法论思辨的目的。正如作者自述，其研究是多重沟通的努力：沟通传播研究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沟通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与西方学术；沟通学术界与新闻圈的藩篱；沟通新闻史研究与社会学的互相渗透；沟通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新作中一系列关于传播学学方法论及研究个案的精妙思考，不仅仅是治学经验的总结，更具有振聋发聩的方法论的意义。

此书的自序与跋尤其精彩纷呈。它们记录了作者学术生涯五十年的生命经验，与学术文章一起交光互影，构成了作者的生命光谱。李金铨回忆了自己治学以来所遇见的精彩的人与事：台湾政治大学与“中研院”，二战后美国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机缘，与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罗杰斯、卡茨等人之间的师生情谊、香港中文大学早期的筚路蓝缕，在传播学中心美国做国际传播研究，以及最后的学术驿站香港城市大学，创办多闻雅集……可以说，作者一生的生命感喟，尽在此书中。而其独特又具有代表性的个体经验，正是一代学人的心史见证。

最后不得不说，李金铨学术语言的优美古雅在大学者中真是难得一见。作者所见极广、所思极精，毕生浸淫的中西学养，都在不疾不徐的叙事中细密铺陈，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绝无一般学术八股千人一面的冬烘之气。明白晓畅，行文古雅，见识精深，典故诗词信手拈来，谦谦如玉之外自有一种贵气，处处可见作者深厚的中西学养。以他浸淫海外之久，西学之精，竟然写得一手如此漂亮古雅的白话中文。而通读全篇之后，便会明白，这不仅仅是作者的文化修养，其实也暗含了作者的文化身份。他自述“学海无涯，而生命与才情有限，想起庄子说的‘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禁唏嘘、悚然而汗颜。”他形容自己新书付梓的心境，以苏东坡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朱熹的“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李如一的“是非无实相，转眼究成空”寄托胸怀。他说：这不仅是治学鹄的，也是为学做人的究竟本相，是我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坦露出一位通儒的专业学者之本质。

龚自珍曾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也近乎于“守正用奇”的道理。出入之间能够“运用之妙，存于一心”是极高极难的境界。这是一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学术大家，是一位通儒的专业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时代尤其稀罕而珍贵。李金铨大半生的学术经历主要在美国，但他晚年的中文学术写作，正如王汎森评价其老师，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成为这个传统的重要一分子，而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教授。在学术意义之外，无疑有着更深远的文化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纵横》的问世，超出了学科与地域的意义，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学术先贤的山鸣谷应，格局旷伟、气象高远、润泽丰美，正是大道之书！

（本文作者为朱丽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摘自文汇独家稿件，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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