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安医生因为一场相亲节目在网上走红了，与安医生相亲的男方嫌弃安医生工资太高压力太大。后来网友发现，安医生是业内专家，百度都能搜到的那种。

网友就纳闷，像安医生如此优秀的人，丧偶之后还需要相亲。网友纷纷留言看来国家是真的不给安排对象啊。

实不论什么年纪，什么层次，恋爱交友一直是个体的一件大事。

随便在各大APP平台搜交友，能出来一堆交友软件。

而在所有的APP中，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交友软件。

这些社交软件构成了一个新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在这个媒体中，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受到了什么影响？通过社交媒体匿名交友能收获爱情吗？那在社交媒体的冲击下，传统的婚姻又有怎样的变化？程萍老师的《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就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的。

《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的副标题是“透视摇摆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性与婚姻。”整本书都是用严格的学术表达，来阐释在当前的社交媒体环境下， 婚姻和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试图窥视，在这个变化中人们的心理动机和差异。

根据马斯洛的经典需求层次理论，人类有五层需求（当然现在已经被细化成了8层），我们会发现，性亲密被列入了归属需求，是高于我们一般理解的生理需求的。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也是感情动物，是很难脱离社交自己生活的。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交半径非常有限，尤其是有了家庭之后，社交范围很窄。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一个经典概念叫“行止轨迹”。

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行止轨迹是相当单一的，根据这条线就能看到他在婚姻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够说明夫妇关系的基本内容。但是互联网技术突破了这点。

丈夫或者是妻子，即使是一天到晚不出门躺在床上，也不耽误发展自己的“网恋对象”，照样对婚姻产生了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突破，让跨空间社交成为了可能，也让陌生人社交遍地开花。《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书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2012 年，Whisper 在美国上线，推出了纯陌生人的匿名状态分享服务;上线不到1年半，Whisper就完成了2100万美元的B轮融资，估值高达1亿美元。

2013 年，另一款匿名社交应用Yik Yak创立，该应用上线几个月内下载量便超过10万次，曾蹿升至美国版AppStore下载榜的前列1。

2014年1月，Secret软件提供了基于手机通讯录的匿名状态分享，网络社交进入了半熟人阶段。

根据360发布的《360:2014 年 Q2 移动互联网 App分发行业报告》，2014年第二季度仅3个月的时间内，国内就有20余款匿名社交软件上线，匿名社交App呈井喷之势。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线下互动延展到线上互动，两种互动方式相互交合，技术帮助人们形成了多元化的网络社交模式，重构了人们的亲密关系。

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从陌生人变成朋友，变得越来越简单，那我们的爱和婚姻呢？是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困难。

面对陌生人交友的冲击，我们的婚姻可能不是容易与困难的二元选择。而是变得空前复杂。

对于爱情，尼采有一个观点，大意是说是基督教把人的性欲硬生生逼成了爱情。

为什么尼采把爱情和基督教拉到一起，因为基督教当时是非常反性禁欲的，提倡所有人都要到教堂去忏悔，忏悔自己在性方面的下流欲望。

尼采的意思是说，人们本来没有爱情这个观念，不过是异性之间一种很自然的生理欲望、性欲冲动。然而这种东西被压抑到可望而不可即的程度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叫作爱情的东西，一种浪漫的激情。

按照尼采的说法，爱是求之不得才能有的，一定是有艰难险阻才能促生爱的感觉。这点和一些文学作品不谋而合。我们可以联系一些中外伟大的爱情故事，几乎全都是求之不得的故事。

崔莺莺和张生、梁祝、白蛇和许仙、牛郎织女、罗密欧与朱丽叶、Ross和Jack，哪个是痛痛快快的在一起的，都是求之不得的一番折腾。而且没有哪一个爱情故事是写婚后柴米油盐的，都是写求之不得过程中的辗转反侧。

而婚姻的本质与爱情的关系也很迷。

我们当然更希望两个人是因为爱情步入婚姻的，但好像更多的夫妇是因为现实而结合。

婚姻本质上是社会行为，而且是建立在男性权力主导基础上的社会行为。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想婚姻幸福，那么就需要认识到婚姻是社会性的。

换句话说，婚姻和爱情无关，婚姻和生育有关，生育和社会有关，所以婚姻根本上是在服务社会，而不是服务个人。

所以伴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离婚姻，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性问题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关性行为的规则成为政党与政治家政策立场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尤其如此，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作为中国文化的“要义”，在政治上表现为“一切政治皆伦理”，政治与道德不可分，而非纯粹的“现代”“理性官僚制”。

在福柯看来，性压抑假说建立在一种权力的法律模式之上。在这种模式下，权力被理解为强化社会秩序与控制的法则和禁忌，而性欲则外在于这种权力。由此推演出的论点便是，性解放的发生，必将紧随对于法律的拒绝以及资本主义、道德、家庭等压抑机器的崩坏。

新中国成立初始，就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倡导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婚姻和生育作为社会稳定、人口生产的重要策略，自始至终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家庭特别是家风建设成为国家积极倡导的行为，与性相关的生活作风问题也不是小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在“单位社会”的集体主义时期，单位掌握了几乎全部资源，因此可以对个人进行完全的控制，而个人在单位面前毫无私人空间，结婚和离婚，什么关系都要经过单位批准。

改革开放后，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社会对于婚姻制度的控制在不断减弱，婚姻关系的确立和取消受到的政治影响也相应减弱，个人在婚姻中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而技术在这时候像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让婚姻变得更加复杂。通过交友APP恋爱，甚至出轨，都成了可能。

程萍老师，潜伏在交友软件上，三年时间采访了28个已婚男性用户。试图通过《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描绘出一个当代媒体生活中的婚外交友网络民族志。

2015年6月至2018年7月，程萍老师花费约三年时间，共对28名已婚用户进行了访谈，被访者均为男性，年龄为28~50岁，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到博士，月收入为4500~40000元，均为异性恋者。

婚姻状况方面，根据访谈，28个个案中，1人目前离异但有固定女友，1人处于二婚状态，其余26人均是初婚，婚龄为1~25年;除1人已婚无孩外，其余27 人均有孩子。

婚外性方面，24 人婚后有过“交友”经历;2人婚前有过“交友”经历;1人婚后有过婚外性(情);1人婚前婚后都没有“交友”或婚外性，但明确表示未来不排除会有。

28 名受访者中，约 2/3 因职业需要经常出差，除5名被访者由于工作，夫妻长期异地生活外，其余23名受访者均与配偶(或女友)长期在一线省会城市NJ生活。

波兹曼站在发展层面上，将文化分为三类:工具使用文化、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在工具使用文化里，技术受到社会体制、宗教体制的管束，发明工具必须适合其中的意识形态。而技术的发展历程，会使其逐渐走向技术垄断文化的层次。

程萍老师在《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中提到的，

一款应用程序能盈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符合道德或是履行了社会责任。

各类交友软件，在性驱动算法下，通过广告策略、LBS技术、自我呈现、弱关系社交等一系列专家技术设置，极大地激发和满足了使用者的探索欲和猎奇心态。

用户和交友APP平台，双方共同制造了这个场域内独特的惯习和互动规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网络的参与之下，一夜情正以几何级系数的速度和频率发生着。

马克斯·韦伯对这些早有预见，他在100多年前说过，工具理性的无节制发展或许成为一场劫难

那我们的婚姻和爱情一定是绝望的吗？那也未必。程萍老师在《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最后一章写到：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婚外性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也没耽误登徒子们寻花觅柳。

程萍老师的研究目标并不是对受访者的行为给出某种定论。而是希望客观呈现国人关于网络、性和婚姻的叙事，更进一步的，希望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

梁漱溟说：“广义的文化，就是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社交媒体中的婚姻与个体》最有价值的不是程萍老师引述表达的种种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反而是那些作为例证的，受访者的聊天记录。

或许，这些一地鸡毛的生活琐事，更值得我们每个个体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