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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新书速递丨《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

作者:社科文献

发布时间 2022-06-17 16:19   浏览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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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六月

星期二

现代精密与实验科学不仅是人们头脑中一种分类精细、推理严密的知识信息,是一系列借助工具的分解、测试和比对实验,同时也是一套生产、累积、传播和应用这类知识的社会实践。


——《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




李文靖的新著《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追溯了近代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科学体制的建立过程。第1章和第2章讨论以培根为代表的实验方法论在英格兰的诞生,第3~5章讨论以皇家学会为代表的英国科学机构在现代英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第6~10章讨论科学的分科化、科学家的职业化以及科学教育体制的形成。本书从三个角度,对英国科学体制从民间业余传统向公共科学体制的转变,做了比较系统的追述。本书的特色是将内史与外史综合起来,把方法、人物和社会建制综合起来,体现了较新的编史眼光,有明显的学术高度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是国内英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李文靖跟随我在北大读博期间,主攻的是18世纪法国化学史,现在她又开辟了近代英国科学史的新园地,值得祝贺。她有较好的英语和法语阅读能力,与国际科学史界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使得本书资料丰富、立意新颖。当然,英国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策源地,近代英国科技史是一个富矿,国际科学史界为此产生了大量的经典文献,消化吸收这些文献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本书在谋篇布局方面、在庞大史料的整合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读者诸君自有明鉴。


中国的科学史家不仅要研究自己的科技史,也要研究世界科技史。对于创建当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而言,研究世界科技史更为重要,因为归根结底,现代科学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学习,较多着眼于如何“做科学”“用科学”,而有意无意忽略了“理解科学”。现代中国人要对世界科技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理解科学”这个短板是一定要弥补的。研究西方科技史就是弥补这种短板的重要方式。只有越来越多像李文靖这样的青年科学史家投身于西方科技史的深入研究之中,中国的科技史学科才会有均衡的发展,现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才会有健康而丰厚的基础。是所望焉,谨序。


吴国盛

2022年4月15日

于清华荷清苑






现代科学的兴起:方法、路径与知识等级金字塔

新旧医学之争在英格兰的回响


1585年,博斯沃思一场血战过去整整一个世纪,英格兰进入了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黄金时代。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萨里郡(Surrey)坦德里奇区(Tandridge),一位富有乡绅博斯托克(Richard Bostocke,1530—1605)撰写了一本名为《古今医学差异考》(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uncient Phisicke and the LatterPhisicke,1585)的小册子。这是英国学人第一次公开回应欧洲大陆学院派与医药化学派(iatrochemistry)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作者写道:


(医生)凭借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来通晓一切事物,让真凭实据呈现于他的眼帘,放在他的手中。于是,他得到了三种基质,它们彼此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通过它们的作用结果和力量来看见和接触它们。他还用到眼睛,医生应该用眼睛观察和读懂一切。他还应该品尝,这是从前没有做过的。总之,他应该晓得:要找到病因,不能靠苦思冥想、阅读或者上课,也不能通过道听途说,而要做实验,要溶解自然物质,从头到尾检验所有东西的特性与功效。


所谓三种基质(tria prima),即硫、汞、盐。德籍瑞士医学家帕拉塞尔苏斯认为,所有普通物质均由这三种半精神、半物质的基质构成,天体和人体均不例外。且人体小宇宙与天体大宇宙相互对应,所以参照自然过程可以找到病因病灶和治疗方法。该理论在16世纪30年代极大挑战了正统学说,因为当时欧洲大学医学院课堂上讲授的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和盖伦医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提出,世界万物由土、水、气、火四种基本元素形成,元素又是冷、热、干、湿四种更为本原的性质两两结合的表征,土为冷与干,水为冷与湿,气即热与湿,火为热与干。古罗马帝国时期帕加马的医生盖伦(Galenus,129—216)以四元素和四性质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四体液理论,即人体健康有赖于黏液、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四种体液保持平衡。所以,帕拉塞尔苏斯的医药化学派与正统学院派不但在物质理论上,在神学、宇宙观和具体治病方法上也多有分歧。前者不相信以上帝之仁慈如何造出这许多矛盾,尤其是恢复体液平衡的治疗有时让病人不堪其苦,后者不能接受用化学方法制药,视其为巫术。双方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新旧医学之争,英格兰学人的反应显得平淡而迟滞。1527年,当巴塞尔大学师生见证帕拉塞尔苏斯将阿维森纳和盖伦的医书掷入圣约翰日的欢庆篝火时,伦敦皇家医学院的学者正沿着学院创办者即亨利八世御医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1460—1524)坚持的人文主义传统之路,苦心孤诣地整理、翻译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医书。16世纪50年代,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流传于世,其中有不少“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被证明行之有效,伦敦皇家医学院却在凯厄斯(John Caius,1510—1573)的领导下把一些凭经验的土办法从医学里去掉,而凯厄斯本人是盖伦医学的坚定捍卫者。16世纪70年代,瑞士医学家和神学家伊拉斯塔斯(Thomas Erastus,1524—1583)撰文《驳帕拉塞尔苏斯的新医学》(“Disputationesde Medicina Noua Paracelsi”,1572—1573),英格兰医生则接受了帕拉塞尔苏斯体系中争议较小的实用部分,如矿泉水治病、蒸馏制药等。只有到了博斯托克这里,新医学理论才在英伦三岛得到真正的响应和支持。



博斯托克在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攻读法学期间,通过参加兴趣小组接触到新医学。他毕业返乡后,继承家产,购置庄园,处理法律纠纷,参与公共事务,于1571—1589年担任萨里郡布莱奇利行政区(Bletchingley)的议会议员。他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萨里郡同乡兼圣约翰学院校友——约翰·迪(John Dee,1527—1608)。约翰·迪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科学与医学顾问,精于数学、自然哲学和炼金术,还在伦敦附近的莫特莱克(Mortlake)拥有私人实验室和图书馆。图书馆藏书逾4000册,对其他学者开放,博斯托克也是读者之一,并在这里了解到欧洲大陆学界的新闻。某日,他参加议会会议,见帕拉塞尔苏斯的书送至大主教案头,被大主教身边一位医生斥为“没有根据、站不住脚”,遂决意撰文为其辩护。


博斯托克不懂施诊开方,也不会动手做实验,没有像欧洲大陆许多支持者或反对者那样讨论制药和治病细节。他也没有响应帕氏的神秘主义、宗教狂热和革命气概。对于帕拉塞尔苏斯那无所不包又充满矛盾的理论体系,《古今医学差异考》进行了高度的简化,着重指出新医学的精髓在于不重理论而重实践——要想获得确定性的知识,动手胜于动脑,观察胜于阅读,操作实验强似冥思苦想。


的确,作为实践精神的典型,化学或炼金术贯穿于帕拉塞尔苏斯的医学、宇宙论和神学。帕拉塞尔苏斯在《核心之核心》(“Das Buch Paragranum”,1531)中说:


如果医生没有从事炼金术——所有技术中最重要的一种,那么他的全部技术都将徒劳无功。因为自然奥妙无限,自然物质千变万化,如果没有精湛的技术,它是不会让自己为人所用的,不会按照原本的样子完整揭示任何事物。应该是人类让自然物质变得完美。


医药化学派对矿物、植物和动物器官组织进行了大量实验。他们用蒸馏、煅烧、燃烧和发酵这几种“火分析”(fire analysis)方法来证明物质在火的作用下分解还原为三种基质。帕拉塞尔苏斯甚至认为,整个哲学领域都应该接受化学方法的改造,成为“化学式的哲学”。这种对于化学认识意义的信心从佛兰德斯画家斯泰达乌斯(Johnnes Stradanus,Giovanni Stradano或Jan van der Straet,1523—1605)的作品《一位炼金术士的工作室》(An Alchemist’ Studio,1570)可见一斑:实验助手们实施蒸馏、焙干、搅拌、碾碎,挥洒自如、忙碌有序,一位炼金术士安坐隐于背景之中(见下图)。


斯泰达乌斯的《一位炼金术士的工作室》(An Alchemist’ Studio,1570)


经验方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不来自具体经验。学院派也同样援引经验证据,用食物腐坏、动物器官病变来证明物质受热后不一定分解为组成它的基本元素,还有可能生成了另外一种全新的物质。只不过学院派引用的多为日常经验,如斗转星移、重物下落。获得这类经验需要长时间的累积,观察者习惯于得到一般规律,不大在意常规之外的偶然现象和反常现象。医药化学派则强调通过工具仪器人为控制经验。这是一种人类参与自然过程的主动性,“黑技术”“巫术”等恶名的含义正是指对这种主动性的虚饰和滥用。据此,“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其说是新医学的知识方法,毋宁说是其修辞武器。


实际上,新医学提供的更牢固证据来自神学。帕拉塞尔苏斯认为:自然现象林林总总,隐藏着上帝的力量,体现着神圣的秩序。研究和参照某一种自然现象,便可以认识其他现象,人体规律从天体运行便可以看出。以上帝之仁慈,这种对照关系是相似、相通的,而非相左、相悖。


博斯托克在支持帕拉塞尔苏斯时,同样也诉诸宗教证据。他说:亘古时代,医学原本是神圣与和谐的。自从人类从伊甸园堕落,学问便开始退步了。堕落时间越久,倒退越严重。古代的好医生无不通化学,从亚当、塞特之子、亚伯拉罕、摩西,到赫尔墨斯、泰勒斯、德谟克里特、毕达哥拉斯,一直到希波克拉底。可是后来的学术却充斥着偶像崇拜、道德说教和异教徒的学问,最为典型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盖伦医学。这些学问处处有矛盾和不一致,对基督教贻害无穷。而且,这两种学问相互佐证,一起为害:“盖伦医学离不开亚里士多德哲学,哲学的终点正是医学的起点,所以这种医学与这种哲学一样充满了谬误,损害了(上帝的)荣光。”博斯托克甚至认定,医药化学不该被当成新医学,而是一种被近世忽略遗忘的古代学问,帕拉塞尔苏斯“不是这项技艺的首创者和发明者,而是之前作家树立的医学道德楷模的追随者”。


这种正本清源的态度颇具宗教改革的意味。博斯托克话锋一转,马上提及新教领袖人物:


这就好比威克里夫、路德、厄科兰帕迪乌斯、慈运理、加尔文等人不是《福音书》的作者,也不是基督教的发明者。他们只是根据上帝的话恢复了其纯洁性,揭露并驱散了罗马宗教的阴云,它长期以来遮盖了上帝之言的真理。


他又说,同样进行拨乱反正工作的还有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


这也好比哥白尼,他与帕拉塞尔苏斯同处一个时代。哥白尼根据真理、经验和观察,为我们重新找到了天体的准确位置。但是,他却不能被称为行星运动的首创者和发明者。很早以前,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其他人制作的标识行星位置与运行轨道的星表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关于行星运动的知识。只是这种星表越来越不完美,缺陷越来越大。哥白尼通过自己的观测,揭示出这种不完美,让它又回到了原来的纯洁状态。


在这里,博斯托克忽略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与托勒密天文学的地心说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但是,某些暗含于两套宇宙体系的内在性概念分歧引发了几起著名的公共事件。15年后,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在罗马鲜花广场赴火刑,半个世纪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在宗教裁判所受审,但是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这位普通英格兰知识分子的想象。他认可哥白尼与帕拉塞尔苏斯的理由显得朴素而充分:经验观察还淳返本,代文以质,让被历史封存的真学问重获生机。因而《古今医学差异考》这本小册子也能够让我们今天的读者抛却深奥复杂的科学理论,用一种普通视角了解科学革命的内涵以及科学与宗教改革的思想联系。


(节选自《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


书籍简介


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


李文靖 著

2022年5月出版/98.00元

ISBN 978-7-5228-0059-2

内容简介


本书追溯并分析了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科学在英国的建制历史。英国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世界性的科学中心。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始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却终于波义耳和牛顿。伦敦皇家学会是最早成立的正规科学机构之一,后来很多科学组织都效仿它的模式。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先实现了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和以科学为工具的社会现代化。英帝国的殖民地霸权让英国科学家得以在世界各地开展地质勘探、天文观测、标本采集和人类学考察,自然探奇与开疆扩土的热望如此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19世纪上半叶,这一打败了拿破仑的欧洲强国却又最先对本国科学的发展状况唱衰,自此缓步开启了科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程。可以说,近代英国见证了科学破茧而出、从哲学冥思到自然观察、从天才人物到组织机构、从雅趣闲谈到职业进阶、从私人资助到公共制度这一漫长而完整的演变过程。而反观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科学的一种公共性本质,即作为一种特殊的认知与社会活动,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组织机构、政治导向、经济后援、文化土壤和制度保障。


作者简介


李文靖,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应用化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博士。2009——2011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学史系客座研究员,2017——2018年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系访问学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科学思想史、化学史、科学的建制化以及全球史背景下的科学史。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经验事实作为新的真理标准——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

第一节 现代科学的兴起:方法、路径与知识等级金字塔
一 新旧医学之争在英格兰的回响
二 科学革命的进路
三 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初英国的解剖学、自然志、数学和物理学

第二节 自然之书与上帝之书
一 新教思想与新科学
二 16世纪英格兰的宗教改革
三 清教伦理与科学兴趣


第二章 培根的实验科学方法论与实用主义精神
第一节 为动手的学问正名
第二节 经验—归纳法
第三节 所罗门宫畅想


第三章 传统大学的古典教育框架与科学教职的增加
第一节 传统大学与近代早期教育法令
一 古典教育
二 《伊丽莎白法令》与《劳德法令》
第二节 大学里的数学与实验科学
一 数学与科学教职
二 格雷歇姆学院
三 对大学的批评


第四章 科学人的结盟与组织
第一节 17世纪中叶以前的兴趣小组
第二节 内战时期的新哲学聚会
第三节 伦敦皇家学会
第四节 实验方法、评价体系与新知识权威


第五章 新兴科学组织的双重性
第一节 科学机构还是上层人士俱乐部
第二节 谁来资助科学——科学机构的资源与困境
第三节 早期科学家的几种类型
一 “尊敬的波义耳”
二 胡克的专职实验员生涯
三 以知识为业者


第六章 知识、权力与帝国事业
第一节 理性、王权与国家利益
一 国王作为最大资助人
二 科学与海外扩张
第二节 有祖国的科学人
一 皇家学会的金星轨道考察活动
二 “尖与钝”之争
三 班克斯的科学启蒙


第七章 科学和技术的联姻与科学的社会总动员
第一节 新产业、新城市与新阶层
第二节 明月社与工业启蒙运动
第三节 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第四节 英国科学促进会


第八章 学问元话语的解体与科学组织的专门化
第一节 第二次科学革命与科学分科
一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科学进展
二 知识分类与划界

第二节 地方性与专业性科学机构的兴起
第三节 科学期刊


第九章 英国科学衰落论与19世纪上半叶的改革
第一节 英国科学衰落论
第二节 皇家学会的专业化改革
第三节 科学教育


第十章 公职科学家与公共科学体制的出现
第一节 维多利亚中期的科学官员
第二节 公众资助科学


结语
附录一大事记
附录二人名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赵怀英


©️本文版权归作者【先晓书院】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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