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用处（卷首语）

郭建斌

理论有何用处？这是一个大问题，几句话无法说清。并且，这还取决于各人对于理论的理解。为什么在此要讲这一问题，一方面是它与“魁阁”有关，另一方面是它与本期所刊登的《赵仲牧先生学术年谱初编》有关。

先说第一个方面。最近一段时间，在阅读《许烺光著作集》，同时，再度阅读了陶云逵先生的《俅江纪程》等。我们知道许烺光先生20世纪40年代曾在大理喜洲做过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祖荫下》一书。陶云逵先生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滇西从事人种调查。这些均是大家所熟悉的。除此以外，还有“魁阁时期”费孝通先生所主持的“云南三村”的调查。在这里我想问的是：理论对于当时这些“魁阁学者”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也知道，无论是许烺光、陶云逵，还是费孝通，当时他们都刚从海外完成学业归国，他们所接受的理论训练，无疑均是西方的。或是这样一些西方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情况，或是基于中国的特定情况能够对这些理论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回答，他们均不顾时局的动荡，深入实地进行调研，成为后来他们各自学术研究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他们的这些研究，虽然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不同，但均有较为明确的理论指向。当然，更可贵的是他们的这些研究并非戴着理论的有色眼镜在中国寻找相关资料，而是把在中国寻到的经验材料与相关的理论话语（主要源自西方）进行对话。上述三个人的结局也各自不同，陶云逵先生英年早逝，1944年病逝于昆明时年仅40岁；许烺光先生1943年赴美，后来一直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费孝通先生始终没有离开中国，虽然后来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是晚年再度活跃于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魁阁时期”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无疑均是在某种特定的理论指引下进行的。

再说第二个方面。赵仲牧先生的研究兴趣是哲学，理应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赵先生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包括人类学著作。因为父亲的关系，赵先生童年期间就接触过费孝通先生等学者，据赵先生的妹妹回忆：“（赵先生的父亲）与西南联大的多位名教授来往密切，如社会学家费孝通、心理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罗常培、名画家徐悲鸿等都曾来古城大理游览，并到我家做客，住在我家。父亲与西南联大的教授、学者们讨论学术、作诗论画、纵论历史，给少年时期的仲牧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2000年我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假期回家看望赵先生，当他得知我要到独龙江去做田野调查，赵先生对我说：“我可以给你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虽然我自己在写论文期间面临理论上的恐慌时未敢去求教于赵先生，但是赵先生对于一篇博士论文理论上的期许，或许我通过自己的方式勉强做到了，尽管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此处我对于理论的理解，或许比较宽泛，正如我时常和学生讲到的：所谓理论的用处，是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没有这个方向，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时便无从下手。一旦有了一个具体的方向，我们的经验材料就可以与相关理论进行某种对话。这也是某种做研究的“套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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