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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垃圾、昆虫与科技:人类学的都市田野

作者:布鲁布客

发布时间 2022-08-02 09:33   浏览量 23


张劼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国科技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农业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作品《废品生活》先后在香港、内地出版并再版,获得“深港书评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和赞誉。中英文学术作品发表于《开放时代》、《社会学研究》、《文化纵横》、China Perspectives、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等国内外社会科学重要学术期刊。关于废弃物研究的“一席”演讲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先后接受《北京青年报》《新周刊》等媒体的采访、报道。和万科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息壤学者计划”,是国内首个支持废弃物研究、培育学术共同体的学者资助项目,推动中青年学者广泛参与废弃物研究。同时也是凯风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凯风学者”,“面向当下的人类学”学术沙龙召集人。



这是一个被塑料大棚笼罩密闭的空间,里面种满藤蔓植物。我硬着头皮站在这里,脊柱僵直、双腿发抖、手心冒汗。这块大棚是一个研究所的试验田,不过实验培养的对象并非农作物,而是一种以垃圾为食的昆虫——黑水虻。其幼虫是一种黑色的软体蠕虫,成虫则羽化成蛾,在这个封闭空间里密集地回旋飞舞。对于恐惧昆虫的我来说,这简直是难熬的酷刑。站在我身旁的,是研究这种昆虫的科学家。我本应抓住机会好好访谈他,却在惊吓中语无伦次。这是一个研发昆虫处理垃圾技术的实验场。为了调查废弃物的环境治理和环保行动,这样的实验场所,都成了我田野的重要调研点。


带着充分准备、足以支撑一年生活的行李箱,以及一份几经修改、针对环境治理的研究计划,我来到了A市。进行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博士论文的一个惯例。研究者需要长期参与社区生活,在理解当地文化语境与生活节律的基础上展开调查。不过,我的研究并非像经典的人类学那样,针对一个边界相对封闭的社区,研究其“地方文化”。我的田野是A市这样的一个地域广阔、现代化的、国际化的大都会。在这样的大都会当中,“地方文化”是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呢?我是否依然保有那种人类学研究者特有的、捕捉地方文化的文化敏感性呢?我试图进行多点(multi-sited)民族志研究——穿梭于不同的社区、空间、设施、场景与场域,观察和访谈不同的群体,其目的是“追踪一种物”(follow the thing),即废弃物,以理解其污染、治理以及相应的环保行动。计划看似周全,我却忐忑不安,身处如此广阔又多元的空间,应该如何整合收集到的海量、繁杂的资料,使之在地方文化的背景中产生有意义的关联呢?


先从田野的“进入”说起。“进入”之难本不足道,这本就是田野工作的一部分。不过,“进入”所遭遇的不同的问题,深刻地影响随后的发现以及问题意识。大都市的挑战恰恰在于,表面上,进入太容易了!这和我自己以往习惯的、娴熟的,针对农村社区或底层群体的“向下研究”的经验大不相同。在A市,我用手机查询网上信息,就可以轻易获知一个公众环保活动的时间地点。活动结束后我走上前去和环保者们接触,微笑、握手、自我介绍、交换名片,一切都非常礼貌、友善、得体,他们会说“好啊,欢迎你来做研究”。然而,接下来呢?从礼仪上的接受,到真正研究关系的建立,更像是一次次微妙的互相试探、一场最后不一定会公布成绩的考试。


因为许多耗费时间的、真诚的努力,加上一个意外的契机,我通过了这场“考试”。此时我已在外围盘旋了三个多月,收集到了一些概况性的资料,也找到了“对的”报告人。这是一个致力于废弃物治理的环保组织。一起吃了很多顿饭、在办公室泡了许多个小时,我仍苦于无法“深度”进入参与。当时一个小的假期刚刚过去,偶然闲谈,有人问我这几天做了什么。我回答说,去了本市的一个历史旅游景点,我很喜欢那里。他突然眼睛发亮,心领神会地看着我,大声说“我最喜欢那里!那里的气场很不同!”都懂得欣赏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的地点,我们成了能够交心的“自己人”。对我而言,收获了友谊,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就像拼图一样,我找到了表面上看似无关、实际上至关重要的一块。我原以为我们共享的是一种历史的情怀。然而,随着其他拼图的陆续收获,我意识到,当地的环保人,对当地文化保育以及地方历史的采集,有着强烈的关心和浓厚兴趣。真正驱动他们的,不是抽象的历史情怀,而是具体的地方性。我最初试图观察的是,环保主义这样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是如何在当地实践的。这块看似无关的拼图意外地回应了我:当地环保行动有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双重机制,一方面,全球性的环保实践在地方被学习和践行,另一方面,环保文化又不是简单地在当地被复制和传播,“地方性”也在环保主义这场全球性实践中被不断重塑。而当地环保者的地方认同与地方性知识在这个双重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研究关系的紧密搭建,田野工作日渐柳暗花明。我在写字楼、居民楼盘踞,亲眼观察人们如何丢弃垃圾、谈论垃圾;观察在狭窄的大厦电梯里,城市白领、清洁工人、环保者、人类学者如何与一袋垃圾不期而遇。通过和废弃物设备企业家喝茶、和清洁工人聚餐、和环保组织的一顿顿简洁又美味的AA制工作餐,我收集各种群体对自然、对环境、对垃圾的认知和理解。我走访大型公共设施,在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海洋带来的视觉震撼和嗅觉冲击当中,重新感受作为城市“排泄物”的垃圾。我在看似高效、洁净、环保的垃圾焚烧厂,观看废弃物的意义如何被科技重新界定,“垃圾”“环保”的概念如何同时被环保者和科技争夺。我不断走访一个市政堆肥厂,在生产线旁边和工程师坐下来聊垃圾,厨余发酵的气味和山风的清香轮番袭来,我尝试透过这个最终遭遇挫败的市政项目,再一次反思废弃物的治理困局。我还有幸参加环保组织的一个垃圾分类项目,作为志愿者“站桶”,站在楼道垃圾桶旁边,劝说人们进行垃圾分类。通过如此近距离的互动乃至碰撞,我从最微观的角度观察人们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对垃圾做出分类。我还参加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的大小会议、研讨,聆听管理者、专家探讨废弃物治理,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垃圾分类的市政系统工程。


如此,我在大都市追溯废弃物,不断整合、链接、编绘着废弃物的意义之网。关于当地废弃物治理的图景日益完善、清晰。而这张图的点睛之笔,来自一次与“地方”相关的对话。一次,我和我的导师林舟(美国人,来A市几天探视我的田野)站在一张“A市垃圾组份”的饼图前,研究废弃物的环境工程师热情地介绍,他们是如何连续数年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场采样,分析A市垃圾的成分的。“厨余垃圾比例高。我们不像你们老外”,工程师对林舟点点头,“你们只吃牛排、汉堡,我们A市的饮食文化丰富,厨余垃圾的内容也多!”林舟立刻皱了皱鼻子,笑了起来,微微摇头表示抗议,意思是“我们‘老外’可不是只吃牛排、汉堡!”他当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不仅仅他们的食物要丰富得多,“他们老外”也根本不是同一群人!这个意外的碰撞对我来说极富启示。我注意到,即使是科学家,也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对于当地的文化想象当中。而正是这种想象,这种对于“我们”和“他们”差异的比较,这种对于地方建构(place-making)的持续努力,构成了其科学实践的语境。随后的田野中,我不断地遭遇这种对于地方的构想。我注意到,人们在讨论一个好的环境治理、好的环境技术时,实际上讨论的是“适合于当地的”方案。而每一个环境抗议、技术争论,总是暗含着对于“我们A市”的理解和再建构。环境行动总是发生在当地的意义之网中。也只有在当地的意义之网中,废弃物及其治理问题才可以被真正深刻地理解。


一般来说,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借助的正是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通过观察他文化,反思自己所处之文化,乃至人类的文化,并不断求索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边界。在我的研究中,我研究的是“自己的社会”,好像是一种“家乡人类学”,田野又是现代化的大都市,我丧失了文化敏感吗?是,也不是。我不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城市人、广义上的中间阶层,就共享着同一种文化。A市当地环保行动者,社会阶层高、受教育水平高,和媒体、学界打交道多,国际经验比我还丰富。说起来,他们比我卷入现代化更早、程度更深。而我也不是一个来自文化中心的学者,来探察当地土著的某种“地方性知识”。我的访谈对象,环保者和技术专家,他们有着国际化的环境文化、专业性的科学知识。我观察像昆虫研究所之类的实验场,这样的场所既是高科技的,又是地方的;这里生产的知识既是科学知识,又是地方性知识。因此,这绝对不是那种“现代”对“前现代”的探究、“中心”对“地方”的观看。我更愿意用“多元相遇”来形容我和报告人在田野的互动。我和研究对象之间有疏离、有紧张,我丧失了以往针对农村社区、底层群体调研的那种习以为常的程式化和控制感。而正是这种张力和尴尬,使得我保有一种敏锐和警觉。对于田野中多元互动的反思,启示了我对于“地方”与“全球化”之间、“文化”与“科学”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再思考,而这正是大都会带来的灵感与机遇。



《垃圾之战》

策划:王展
编辑:韩祎然
审核: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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