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坐标

戴锦华

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徘徊良久的困惑，那个困惑之深，已经达到了哈姆雷特的程度，叫作“to be，or not to be”。就是说，究竟继续在学院里做一个读书人、做一个教书匠，还是应该投身到社会实践、社会运动当中。当初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自我撕扯的二难选择。最后，我对乡建运动的参与，对环保运动的参与，对基层农村妇女的各种运动和行动的参与，是我最后做出的一个折中选择。但这不是为了折中而折中，而是基于全部的思考、全部的参与和全部的困惑，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自己可以把握的位置和空间。

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与行动都受困在一个被现代主义所建构的思维模式当中。比如说，知识分子与农民，或者知识分子与行动者，仰或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你觉得两者之间天差地别，鸿沟无法跨越。实际上，一方面，这是一种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都忘了，它是被整个现代逻辑和资本逻辑所建构出来的东西，它建构了我们的思考，也建构了我们的现实。这是我今天与大家分享和讨论的一个思考的基本点。

我与乡建的朋友们——不论是年轻的还是资深的，是行动者还是研究者——讨论时，还是会惶恐，毕竟自己不是在一线长期参与实践，不是长期生活在中国乡村的人。但是，我努力地在战胜这个惶恐，来到这里贡献我之所能。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们有你们之所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表演或者姿态。

昨天的自我介绍环节，我特别高兴，本来是半个小时，每人一分钟，所以我不敢占大家时间，但是我后来发现大家说得特别充分，我也觉得特别高兴。每一个人真实诉求的展露，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相遇、碰撞、交流的可能。退一步说，近三四年来我所进行的公共演讲，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面对一群人，脸对脸，身体对身体，我就努力地排除其他事情的干扰。因为我非常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连这样真实的空间都将被消灭，被网络教学、VR授课所替代。我经常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在大学做公开演讲，有一个姑娘兴奋地说：“啊，戴老师，我是您的粉丝，我非常高兴今天看到3D的你。”我当时就非常的绝望，我是真人，是有血有肉、带着体温的、带着气味的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影像、拟像、虚像、投影。今天，在这里，这样如此不同的一群人，来自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诉求、不同的情感聚在一起，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力量，是一次集结。昨天有朋友已经说过了，每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征引了《一代宗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样有点矫情，但我觉得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矫情。在今天，人们的相聚已经很宝贵，况且是我们这样一些人的相遇。昨天我被提问，怎么理解乡建人。我的答案是，乡建人千差万别，乡建人多姿多彩，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付出不同的努力，有着不同的脚步、不同的轨迹，但是可能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就是我们怀着某种不满、某种不满足。我们对于主流的逻辑、主流的世界，对于这个扫荡一切、改写一切的资本洪流，有着深深的无力感，这才使我们投身或者聚集到这样一个叫作“乡村建设”的行动当中。

今天，我们是乡村建设“高级研讨班”，或者叫“示范型乡建班”。我的题目是“乡村的坐标”，相对比较理论化。乡村在整个现代逻辑、现代文化、现代社会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位置上？这大概是提出题目的起点。准确地讲，乡村实际上在整个现代的规划图中没有位置。因为乡村在整个现代主义逻辑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主义逻辑中，被规划为一个注定要消失的空间。

最早听到“三农”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深的感觉。随着介入、思考，“三农”问题确实面临不同面向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我们在说乡村的时候，我们在谈农村，我们也在讲农民，或者更多强调的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而农业与“乡村”或者“农民”不一定是一个相关的概念，因为所谓大农业、大农场、现代化农业生产，或者规模化农业，这些概念在我们所讨论的乡村中是没有的。所以，在我们现代主义的规划中，乡村没有位置，乡村的坐标是作为一个暂且残存的、注定要被抹去的面向。在这个规划当中，现代化农业、大农场、规模化经济，应该取代所有的小农，即我们所说的“peasant”代之以“farmer”，好像农民和农村是前现代的残留物，是欠发达的标志，农业国家本身就是在整个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阶序当中处在靠后的、必须被排除的位置。最近几年，我和我的同学重新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我们发现在马克思所构想的世界中，农民和农村将被现代主义的工业化逻辑所消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二分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形态。

所以，“乡村的坐标”这个命题本身已经意味着对现代主义逻辑的质疑。我先把基本的观点和立场分享给大家：如果我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事实上它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那么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必然包含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主义逻辑的反思。这包含了我们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20世纪的世界和21世纪的可能性的思考，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全球革命的最终失败，可以在很多角度上被反思、被书写、被深究，但是我自己认为，恐怕其中的内在逻辑之一是，革命或者革命者的逻辑大多都没有脱出现代主义逻辑自身；革命或者革命者的逻辑更多是，在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从现代主义逻辑内部寻找可能性。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需要同时反思现代主义。但这个立场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困境：我们要反思现代主义的时候，再反过来问我们自己，除了现代主义逻辑，我们究竟还有什么逻辑？我们除了现代主义的语言、表达方式、思考方式，我们的知识、语言、逻辑还能是别的吗？因此，问题就延伸到，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代主义内部，反思现代主义？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代主义逻辑内部，去找到一种不同的立足点，去思考、去行动？对我来说，这是提出“乡村坐标”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乡村”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乡村，既不是中国的乡村，也不一定就是拉美原住民的乡村，也不一定是非洲农工式的农业生产者的乡村。它主要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指涉一种现代想象、现代逻辑和现代知识之外的，曾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一些事实、知识、文化和资源。

节选自本书文章《乡村的坐标》

作者：戴锦华

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