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红白喜事中的宴请随礼（金）是地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礼物规则。届时，主人承办红白喜事宴席，客人则携礼（金）相送，宴请呈现着一种礼物逻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宴请随礼的金额逐渐升高，甚至成为人们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20世纪90年代，贵州锦屏县茅坪镇房族、邻居的礼金仅为4~10元，2011年升至50~100元，2017年又升至100~200元。不仅贵州的随礼金额在攀升，武汉、太原、阜阳等地的礼金标准也在上升。攀升的礼金成为许多人的经济负担。2013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一项关于“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调查（5795人参加），结果显示：53.2%的受访者感到礼金负担重；64.6%的人每年随礼支出在1000~6000元，19.1%的人每年随礼支出超过6000元。尽管一些地方礼金的标准在升高，随礼负担在加重，但仍有一些地方的礼金标准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广东地区的礼金负担较轻：广州地区收礼金时只摸一下红包或将红包折一个角后便退还给宾客，或者只收取宾客所送的部分小额礼金；佛山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有“不收红喜事礼金”的规定。然而，与礼金负担一直较轻的广东地区不同，还有一些地方的礼金标准出现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西省西县的礼金在改革开放初期逐渐升高，但是在2000年后发生了随礼负担下降的变化。

为何西县的礼金先升后降？这与西县宴请的共享规则发生了由“收礼”到“不收礼”的变化有关。西省西县是我的家乡。意识到家乡“不收礼”的变化是在我硕士学位论文田野调查期间。2011年8月，我去贵州锦屏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做田野调查。其间，我在参加村民的婚礼仪式时，发现邻里亲戚均要随礼赴宴。村民家中的大红色礼簿，记录着重大仪式中的礼金往来情况。在作为他者的观察中，我反思了自己家乡的礼金往来情况。我在给母亲打电话时，问及家里是怎么送礼金的，母亲一句“现在都唔（不）收礼[金]了”把我搪塞了回去。2013年博士入学后，与师友聊起参加宴席时送礼金的话题，我用母亲那句“不收礼”来分享家乡礼金往来规矩的特殊性。届时，师友们或者视“不收礼”为特殊的规矩，或者质疑“不收礼”的真实性。2014年，我回到西县了解“不收礼”的真实情况。为了防止自己先入为主地预设“不收礼”规矩，我有意关注人们对礼金往来情况的形容。在回到家乡后，我发现人们对于宴请礼物规则有两种叙述语言：一种是概括性叙述，另一种是补充性叙述。

首先，人们会用“唔（不）接礼”或“唔（不）收礼”来形容当地的仪式性礼物交换规则。这种叙述被人们用来区别以往“会接礼”“会收礼”的规矩。事实上，21世纪以前，西县的红白喜事宴请是“会收礼”的。改革开放前，宴请中的来宾主要送布料、寿面、寿饼、白糖及鸡蛋等。20世纪80年代后，宾客更愿意在宴席中送上礼金。礼金数额依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只是近年来，“唔接礼”才成为人们形容新的主流礼物规则的流行语。主人“唔接礼”时，会在请客时用“概不收礼”或“现场不收礼，免手势”提醒客人。客人则用“退礼”及“手都没过”来形容主人未接礼，将不收礼的酒形容为“白食酒”。不仅地方社会中用“不收礼”来形容新的礼物往来规则，对西县这一规则报道的新闻媒体亦用“请客不收礼”来形容当地的“新风尚”。

其次，人们会用“十分亲的才会接”“只接了亲戚的”“玩得蛮好的才会收”来对礼物交换规则进行补充性叙述。西县“不收礼”并不是指不存在礼物交换，也不是指宴请中的礼物交换彻底消失了。它只是被人们用来形容一种新的礼物规则。恰如这些“有些会接（礼）”的术语所描述的，仍然有一些以往“会收礼”的礼物规则被保留下来。有些宴请家庭会收一些亲戚关系较近者（如宴请者兄弟姐妹）的礼金。部分新婚青年亦会收关系较好的朋友的礼金。然而，“十分亲的才会接”只是一种补充性叙述，并不是人们对当地主流礼物规则的叙述。在宴请的宾客中，主人对大部分宾客采取的仍然是“不收礼”实践。

礼物交换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习俗，它更呈现着既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结构与共享的文化规则。改革开放后，各地礼金交换规则的差异性亦有其社会结构变化渊源。西县的“不收礼”并非地方社会一直存在的地方规则，而是在改革开放后渐变的一种新规则。莫斯等从事礼物研究的学者讨论了为什么要回礼，却没有讨论为什么要“收礼”或者为什么“不收礼”。西县“不收礼”的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共享规则变化，更是地方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制度化反映。共享规则的变化，不是单独的个体可以左右的，而是集体共同改变的结果。然而，在自发的情况下，集体同步改变规则是难以做到的。共享规则的改变一定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它涉及什么机制？把这样的问题弄清楚，有助于明了共享规则变迁的过程性机制。因此，研究西县的不收礼现象，其实就是研究某种共享规则的变迁机制。它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能为减轻随礼负担提供一种路径，而且具有学术价值，能加深对共享规则变迁过程及其机制的认识。

有关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已经有学者做了研究（马奇、舒尔茨、周雪光，2005）。但是，不成文的共享规则的变化也值得研究。本书就是从礼物制度变迁入手，对非正式制度（不成文的共享规则）的变迁机制研究的一个尝试。因此，找寻西县宴请由“收礼”到“不收礼”“部分收礼”的变迁过程及机制便成了我的研究契机。为了将礼物交换与地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联系在一起，本书选择了一个村落——西村，研究其由“收礼”到“不收礼”“部分收礼”的变化过程与机制。

西村请客由“收礼”到“不收礼”“部分收礼”的变化虽然只是个社会现象，但蕴含着重要的学理性问题，即共享规则或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问题。

礼物交换的核心在于它存在一种关于赠予的交换规则，即通过馈赠使得给予、接受和接受之后回赠这一链条持续发生的互惠机制。多重义务回馈的存在使得礼物经济成为一种典型的互惠经济，约束礼物交换的规则亦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互惠制度。仪式性宴请中的礼物交换有多重互惠：第一重是宴请-送礼的互惠（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完成互惠），第二重是宴请-回请的互惠（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完成互惠，回请发生在延迟的时间点上），第三重是收礼-回礼的互惠（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完成互惠）。这三重互惠都体现了交往功能（communicative value）（Molm et al，2001），但在客观效果上，第一重互惠中的“礼”具有资助（aid或endowment）功能（Wilson，1997；Cheal，1988；Chen，1985；阎云翔，2000;Crow et al，2002），它是一种资助型互惠。集体时期，物资短缺，礼物交换以物的形式帮助满足人们的物资需求，如一匹布足够做一件衣服。改革开放后，它以礼金的形式出现，资助宴请者举办宴请仪式，抵消一部分宴请成本。后两重互惠中的“宴请-回请”与“收礼-回礼”则更多地体现了交往关系的延续功能，交往体现的是两人间的关系，有鉴于此，本书将第一重互惠称为资助型互惠，将第二重和第三重互惠称为关系延续型互惠。资助型互惠体现的是异质性内容的互惠（礼物与宴请的互惠，在这里，礼物与宴请是异质性的东西），而关系延续型互惠体现的是同质性内容的互惠（宴请与回请、收礼与回礼是同质性的东西）。

因此，当西村请客由“收礼”向“不收礼”“部分收礼”变化时，其实是互惠发生了如下的变化：一是资助型互惠消退，双重互惠变成了单重互惠；二是资助型互惠缩小到更小的范围，即原有的双重互惠被缩小到有限的范围。以上变化，可以被称为双重互惠的单重化与有限化。它是礼物交换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一种变化。而礼物制度是一种互惠制度。因此，讨论礼物交换制度的变化，可以上升到互惠制度的层面上进行。双重互惠单重化，是资助型互惠消退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Oliver，1992）过程；双重互惠有限化，是资助型互惠保留的制度遗留（survival）（古尔德纳，2008：344）过程。双重互惠单重化与有限化是去制度化伴随着制度遗留的结果，当这种互惠制度被确认时，新的礼物规则便被再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Delbridge and Edwards， 2002：8-10）了。因此，礼物规则的变化是互惠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的变化。

在以往对于互惠变迁的讨论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是互惠持续论，它认为互惠或者仍然存在于与市场共存的礼物经济中（Negru，2009；Mirowski，2001），或者仍然存在于持续的社区性、延续的邻里团结中（Hoggart，1957；Hoggart，1995；Suttles， 1972；怀特，2009），或者作为文化持续存在于求-助结构中（王思斌，2001），或者作为应对社会变迁的关系策略持续存在于变迁的社会中（杨美惠，2009；Wilson，1997）。第二种是互惠危机论，它认为邻里关系的淡漠（Wirth，1938；Beck，1992；Beck，1997；帕特南，2011）、人们对短期利益的追求（Elder Vass，2016）、礼物经济异化（Cheal，1988；贺雪峰，2011）及道德的转型（Yan，2009）使个人不再“对他人负有义务”，互惠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会遭遇危机。这两种竞争性的理论观点都无法对当前西村的双重互惠单重化与有限化进行充分解释。

首先，与第一种理论相反，互惠并没有完全持续存在于变迁的社会中。虽然关系延续型互惠依然存在，但是资助型互惠发生了弱化。以往的资助型互惠渐渐被抽离出来，甚至被部分宴请者“辞退”。资助型互惠的弱化恰恰反映了互惠的“非持续”状态。

其次，从第二种理论观点的解释逻辑出发，就会发现五种矛盾与不足。第一种是邻里关系淡漠与有限双重互惠仍然存在的矛盾。邻里关系淡漠可以解释双重互惠单重化的部分，却无法解释尚存的有限双重互惠，即仍然存在的“部分收礼”。“部分收礼”的关系圈之间的关系并未淡化，反而在“不收礼”的新规则中被予以强化。第二种是短期利益驱动与双重互惠单重化之间的矛盾。若是宴请者追求短期利益，其更应该“收礼”而非“不收礼”，因为“收礼”可以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减少宴请成本。第三种是礼物经济异化与宴请方率先实践“不收礼”的矛盾。若是人们因为礼物经济异化而将礼物视为负担，宴请者总想通过收礼来谋利，那么最反感的应当是需要频繁送礼的人，早期的变化也应当是送礼者“不送礼”，而不是宴请者“不收礼”。因为送礼者最反感通过宴请收礼来谋利的宴请者。礼物经济异化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普遍接纳新的“不收礼”规则，但是无法解释互惠变迁一开始是如何发生的。第四种是道德转型与资助型互惠仍然存在于有限的范围中的矛盾。在道德领域讨论互惠变迁，更多是指出社会上出现“不帮”他人的道德危机，但是这无法解释部分关系圈内仍然存在的“帮”。第五种是互惠危机论的解释力度不充分。互惠危机论虽然指出了互惠的变迁，却没有具体说明互惠向何处发生了变迁。

因此，需要重新分析互惠，将互惠内部的功能性差异区分出来，剖析不同功能的差异性变化。需要在互惠规则变化的过程中分析各类行动者的诉求与行动逻辑，找出影响行动者行动的各类因素，找寻更具有张力、更饱满、更合理的解释机制。而最适合容纳多种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就是制度变迁理论。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第一，在礼物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解释“为什么要回礼”的互惠原则问题，却没有讨论“为什么收礼”或“为什么不收礼”的互惠启动机制问题。第二，在将互惠变迁视为因变量的研究中，以往的文献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的少，更多是聚焦在互惠制度是否变迁及互惠的外部影响因素（外生变量）上，没有把外部影响因素与内部影响因素（内生变量）结合起来分析。第三，在互惠变迁的态势上，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将互惠视为一种普遍化的原则，将互惠变迁扁平化了，忽略了互惠功能的差异性变化。因此，本书将互惠制度置于仪式性礼物交换中，试图找寻资助型互惠并未启动（不收礼）或只启动了部分（部分收礼）的原因。在具体的研究中，本书将主线放在讨论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机制问题上，基于奥利弗（Christine Oliver）的去制度化理论（Oilver，1992）与德尔布里奇（Rick Delbridge）等人的再制度化理论（Delbridge and Edwards，2002），分析来自市场、政治的外部影响因素与来自村落的内部影响因素如何共同促进了村落的互惠制度变迁。在剖析不同互惠的变迁过程之后，总结不同互惠的走向。

本研究旨在分析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呈现仪式性礼物交换中互惠制度的变迁实践，围绕资助型互惠如何消退与遗留、双重互惠如何发生了单重化与有限化、互惠如何发生了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的问题展开“过程-机制”的讨论。本书不是把互惠当作自变量，而是将其当作因变量，试图分析互惠制度变迁的原因。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如下。

（1）首先呈现“是什么”的过程问题

在仪式性礼物交换中，西村的互惠制度有没有发生变化？若互惠制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互惠是持续存在还是处于危机状态？西村的互惠变迁有什么样的走向？旧的互惠制度与新的互惠制度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2）进而分析“为什么”的机制问题

西村互惠制度是如何变化的？资助型互惠消退、双重互惠单重化的去制度化过程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资助型互惠遗留、双重互惠有限化的制度遗留过程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双重互惠单重化与有限化的制度确认——再制度化——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制度创新方、机会制造方、制度反对方及变革成果的消费方在互惠制度变迁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各类制度变革方在礼物交换与互惠实践过程中的相关诉求及行动逻辑是什么？

（3）最后简单探讨“怎么样”和“应如何”的问题

西村请客“不收礼”的新规则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送礼（金）负担重的现实问题。若要推广这一减轻送礼（金）负担的个案，可以讨论如何协调相关行动者，制造改变制度的制度变革力量。

郑姝莉

节选自本书“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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