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书评 │ 不请自到的强盗：当欧洲人来到亚洲海岸

作者：索恩thornbird

发布时间 2022-10-20 10:14   浏览量 649

征服世界：

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全3册）

作者：（德）沃尔夫冈·赖因哈德

译者：周新建、皇甫宜均、罗伟

出版日期：2022年6月  

达·伽马1497-1499年完成的航行，并非全“新”。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在印度靠岸后，在卡利卡特遇见了两个突尼斯人。后者很惊讶地询问，“真撞见鬼了，是什么风把你们吹到这里来了？”话里话外的潜台词是，从北非、东非的东海岸，经由红海到印度，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的航线。葡萄牙冒险家的船队绕过好望角，经由印度洋西部，抵达东非，可能是新线路；但再从东非港口抵达印度，这不过是重复了此前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甚至更久远的航线而已。

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赖因哈德在其2016年完成修订、篇幅长达1648页的巨作《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葡萄牙人所谓的“发现”印度，其实不光是虚领这个“荣誉”，而且当时的知识基础也少得可怜，他们并不懂季风系统。中国明朝前期派遣的郑和船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掌握的航海、季风等知识方面都远远强于葡萄牙人。

01 葡萄牙殖民模式

葡萄牙人绕经好望角抵达印度的真正意义在于，打破了北非部族、意大利城邦国家、奥斯曼帝国所主导的，以陆路贸易为主、海路为辅（从印度到红海为海路，然后转经陆路运输）的既有秩序。这一既有秩序是滋养奥斯曼帝国的关键，使之能够不断获得丰沛的收益用以不定期地兴兵攻打基督教欧洲。不仅如此，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也借此获得高昂利润，滋养了文艺复兴，还为罗马教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葡萄牙人抵达印度，以及之后西班牙人抢先殖民拉美，间接的受害者就是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城邦，外加罗马教廷，以及北非部族。受此影响，原先受雇于北非部族和意大利城邦的水手，为谋生计，就加入了海盗团伙。这些海盗在后来一直竭力攻击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商船，也算是事出有因。

言归正传，对于印度人来说，葡萄牙人肯定不是值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们不再遵循过去的公平贸易传统，而是兼用劫掠、偷袭、强迫贸易，为的是赢得海上霸权和贸易垄断权。

郑和下西洋以后，明代中国几乎整体退出了南海和东印度洋的贸易，也事实性地放弃了相应的国际秩序管理。而印度次大陆在政治上的支离破碎，奥斯曼帝国对于东及印度的鞭长莫及，使得葡萄牙人的冒险得以得逞，先是在印度果阿取得港口据点，然后占据了马六甲。葡萄牙人的控制范围逐渐扩大，包括东非和波斯湾的20个要塞、印度的47个要塞，马六甲以东有12个据点。中国澳门也正在这一时期被葡萄牙人窃居。

葡萄牙人开创了一种以极少的控制人手，远距离统治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殖民人口，并钳制沿途海上商路的先例。《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这本书也指出，葡萄牙人如此轻易地占据东方据点，而当时的莫卧儿帝国、伊朗帝国、奥斯曼帝国、中国明帝国，显然都不是西班牙人轻易战胜的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层面的对手，却不约而同地坐视了葡萄牙人的行动，没有及时驱逐，也没想过取而代之，这确实是个谜团。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葡萄牙人在1519年就曾经在南中国海，到处武装攻击中国商船和港口，并诱拐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其嚣张气焰被明朝地方官轻而易举地击退。当时时值明武宗年间，中国还没有迎来以怠政著称的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

葡萄牙人在印度等殖民据点，采取了相当残酷的殖民治理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强迫当地居民改变宗教信仰。这之后，他们还将把这方面的暴政经验复制到葡属拉美和非洲。

02 西班牙的霸权与更替

紧随而来的还有西班牙人，其很快控制了菲律宾，建立起了类似于拉美的殖民统治：残暴，推崇种族镇压甚至灭绝。这一占据的意外效应在于，由于拉美大部先行一步被西班牙控制，殖民者开采的白银不仅源源不断向着欧洲运送（途中会遭遇北非、意大利以及英国海盗洗劫，为此后的西班牙与英格兰军事冲突埋下伏笔），而且还经由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转送到中国，以交换中国的货物。

明代中国被动地转向了货币银本位。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阶层热情地拥抱海外贸易，但反对朝廷征收额外税收。这使得明代的江南的工商贸易繁荣，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巨富之家几乎遍地皆是，但朝廷仍然仅仅只能通过农税、矿税维系高昂的军事和内廷支出。明代末期，江南商业阶层仍然拒绝帮助朝廷分担军政开支，农税压力下，在小冰河期影响下颗粒无收的北方农民掀起了大规模起义；再加上在东北地区勃兴的女真族军事武装集团的袭扰，明朝统治最终走向了崩溃。

虽然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从美洲、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殖民贸易中收获颇丰，但这两个伊利比亚半岛国家却迎来了同样的宿命，那就是其攫取的巨额殖民财富根本未能推动国家向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型。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在海洋航行的装备竞争中，渐渐逊色于英格兰人、法国人、荷兰人以及北欧国家。渐渐地，远在东方的贸易，其最大受益者变成了英法荷三强，而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了难堪的二传手。

进入17世纪，欧洲扩张的主导地位彻底从西班牙、葡萄牙转为荷兰、英国、法国。东方也不例外。

荷兰的商业资本对来自东方的香料交易十分感兴趣。一方面延续葡萄牙人的老路去往印度，再到远东。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北冰洋，沿着西伯利亚海岸航行。荷兰的贸易探险、殖民扩张多由股份公司驱动，并连带着发展出影响深远的多款金融产品，比如期货、保险。荷兰的交易所将各家殖民贸易公司的股票挂牌交易，这在事实上确实让当时的荷兰以及周边国家的中上阶层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为殖民扩张的成果分享者，比起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由王室、贵族、冒险家群体一小撮人独揽成果，当然要算是一种进步。

但抢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份额，甚至威胁其殖民领地，这必然引发国家间矛盾。这种情况下，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法学学者格劳秀斯设计出了海洋自由理论，并由此发展出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创举，实质上帮助荷兰、英国等新兴国家获得了原来被葡西把控的海洋空间。

1622年，荷兰舰队曾试图攻打中国澳门，但被葡萄牙人击退，之后还试图进一步攻击中国沿海，也被明朝军队挫败，之后盘踞中国台湾，将其西南部的要塞安平古堡发展为辐射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贸易、走私活动中心。1661年，台湾岛被坚持效忠明王朝的将领郑成功率军收复。

荷兰人在1641年攻下了原属葡萄牙的马六甲，还到处攻打葡西的殖民领地。荷兰的城市商业资本和证券资本支撑了这个小国的殖民扩张。

03  英法居后手

《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一书指出，英国的亚洲参与，一开始是因为艳羡荷兰从殖民贸易的收获。英国的具体做法不同于荷兰，而是抓住机遇，利用了莫卧儿帝国的孱弱，逐渐控制了印度的海岸地区，再逐渐深入内陆。英国给英属东印度公司颁发特许状，后者再从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手中获得特许，再雇佣欧洲的游兵散勇以蚕食策略逐步分化攻打印度大陆上那些与帝国皇帝分庭抗礼的王公、军阀。

法国也在17世纪初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24-1642年在位的权臣黎塞留推行进取的东方政策。法国向亚洲殖民，有王室的大力参与，教会也加入其中。法国的进展是，与暹罗（泰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暹罗建立起传教和贸易据点。这意味着，法国的东方殖民或外交政策，主要是出于政治层面，而不是被用来赚钱。这也可以解释苏格兰人约翰·劳会因为法国摄政王的信任，用滥发纸币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摧毁了法国的财政基础——缺钱的法国王室，后来被迫召开三级会议，然后迎来了法国大革命。

来到亚洲海岸的欧洲殖民者，最初是根据抵达各地的军备基础、行动能力给出对应反应：对于那些弱小、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城邦、贸易港口，难免沦为殖民者的领地，土著人口即便不被屠戮殆尽，也会划入另册，成为二等、三等公民；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殖民者还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强制性地打开其国门。

如果我们审视今天的亚洲版图，就会发现，那些在16世纪-18世纪就沦为欧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即便在二战后恢复了国家独立，但已经很难扭转本国的产业结构，更难的则是改变因长期殖民统治而被破坏的社会结构，所以无法在20世纪后期的产业转移、新兴工业化浪潮中抓住机遇实现崛起。而被认为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欧洲殖民者的渗透，而陆续在19世纪中期、后期打开国门的国家，比如中国、朝鲜、日本、泰国，尽管也难免几十年甚至百年左右的积贫积弱，却不至于彻底沦为欧洲国家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社会结构保存相对完整。

16-18世纪的欧洲殖民，给亚洲国家（以及拉美国家）所带来的，主要是灾难。实际上，当时的英国、荷兰、法国的国家形态，治理能力还根本不是后来的现代层次，而更接近于中世纪国家的弱化版（当时英格兰人对爱尔兰实施的殖民治理，与沙皇俄国后来对中亚地区、波兰、波罗的海的管理，别无二致），王室、贵族、冒险家也谈不上什么契约精神。

16-18世纪的欧洲殖民，带给英国、荷兰、法国的除了财富，还有咖啡和茶叶。欧洲国家时至17世纪，国民仍普遍习惯饮用不洁净的生水，而冲饮咖啡或茶叶，必须用沸水，这其实杀死了生水中的大多数病菌和微生物。而且，随即诞生的咖啡馆和茶馆，并不是我们今天从星巴克门店所看到的那种形态，而更接近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南方镇村分布的那种茶馆，是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推动了城市、国家舆论空间的形成。因而，英国、荷兰、法国才得以获得了朝着近代国家、工业国家转型的关键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