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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索·恩新书 |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作者:索恩thornbird

发布时间 2022-10-20 10:31   浏览量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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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死亡与缴税,科举无疑是一名立志成为精英的文士在其生活中无法逃避的一关,同样它也成了精英教育和民间文化的一部分。科举代表了(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透过它可以看出帝国利益、家族策略、个人愿景和抱负的指向。人们很难通过在其他有效渠道内的攀升来达成自身所希冀获得的社会地位、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入仕便成为家族与个人的优先选择。

科举造就了一个覆盖帝国全境,甚至能下沉至县一级的学校体系。在欧洲形成学校体系的数世纪之前,中华帝国已在财政上开始支持一套上至国子监、下至县学的学校体系。

尽管最初非常成功,但官学最终还是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并徒有学校之名。因为经学科目的常规化,人们在私塾、义学等场所也能得到相同的考试技能,这使得学校中很难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存在。官学成为考生们复习备考的中转站,即应付科举的"培训中心”。




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作者:[美]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译者:高远致 夏丽丽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1400—1900年间的帝制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晚期帝制时代的科举考试无疑是1400—1900年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生活最重要的交集点之一。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帝国内廷,都试图对朝廷施加影响,促使其重新审视和修正经学科目,并为改进官僚体系的选拔制度提供新的方式方法。所以作为一种对考生教育事功的测试,科举确实在官僚制的意义上将王朝与文士文化联结在一起。科举考试反映了更广义上的文士文化,代表着帝国利益的集团与地方精英团体共同塑造了国朝的经学科目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他们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合作共谋已然深深渗透进了文士文化之中。



科举考试并非现代国家建构的障碍。恰恰相反,以经学为核心的科举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构建,它不仅满足了王朝官僚制的需求,同时也支撑起了晚期帝制时代的社会结构,士商精英身份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一套科举功名体系所定义。


但对于那些本应有望从农民、工匠群体进入精英圈层的下层阶级来说,科举考试本身在大多数时候并非向上流动的通路。虽然选拔过程势必包含着社会、政治与文化再生产等题中之义,然而其副产品就是再生产成了来自士、军、商背景的精英群体内部有限的循环流动。此外,巨大的落第考生群体也使得海量的文人墨客更易转化身份,成为相对边缘化的文士群体,如小说家、剧作家、打秋风的门客、礼乐户和宗族代理人。当改革派1905年一举废除科举制时,他们未曾预见王朝权力与其士商精英间原本借由科举考试维系起来的结盟也会随之瓦解。科举制以往同时服务于帝国利益与文士价值。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它们共同走向了衰亡。



帝制时代的中国对教育的重视无以复加。在先秦时期(公元前 600—前250),中国的思想家就已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想法,即国家任命官员过程中对贤与才的训练不应受到族裔与出身的限制。到了早期帝国时期(公元前200一公元 200年),氏族与家庭只要有可能就一定会凭借他们的财产、文化资源为其子孙(某些情况下也包括女性后裔))提供人文古典教育。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基于贤能的社会构想依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在早期和中古中国(600—900)的大部分时间内,教育仍然只是贵族地主和极少数富商巨贾家庭的特权。


到了唐(618—907)、宋(960—1279)两代,中国人在教育上的花费急剧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创制出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僚的政府考试体系。此外,佛教在中古中国的兴起也催生了很多面向普通人的慈善机构,其中也包括在各地州道府县新兴的教育机构,平民大众——无论男女——都可以在佛教义学和寺庙接受教育。基于此。之后传统的国家和社会(或许少数非正统的道教人士除外)都认同教育(尤其是经学意义上的道德教育)是公共秩序与文教生活的基础。



16世纪时,旅至东方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教育成就啧啧称奇。天主教传教士笔下针对由政府主持的例行科举考试的描述积极正面。这种赞叹也持续影响了之后18世纪的哲人对于中国的叙述,他们将这类理性政策和文明教育视作"浩瀚王国"(Mightie Kingdome)的象征。然而到了19世纪,此类赞叹之声逐渐消弭,相反新教传教士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中国大地上目不识丁的文盲泛滥、广大人民生活贫苦,这些人都只能生活在贪腐横行、讲着官话的精英们所撑起的千疮百孔的雨伞之下。


晚期帝制时代的教学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通过劝诫和礼教的手段针对高层级文士精英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对粗通文墨的识字者(有时也包括文盲以及一般平民)的社会化过程。不过鉴于中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对于教育现状的不满,这种再生产和社会化过程从未被固化成某种一成不变的模式。比如相比于前人,王阳明及其门人开办了更为面向普罗大众的学校、书院进行讲学。另外,精英与平民间的阶层分隔有时也会因政治动荡而变得模糊。每当帝王们害怕民间宗教在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间广泛传播时,他们经常会自上而下将学问与教化混为一谈。也正因为这样,许多文士将王阳明及其狂热追随者视为愚弄百姓的异端。


与官学不同,文士们问学的"学校" 可以是诗社,也可以是私学,或者是有关经学传统、医学传统或经纶传统的宗族之学,它们往往体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尤其是医学和经纶传统,往往与特定宗师的学术传承联系在一起,而宗师会将其学问传给直系弟子。在"公共"学校缺位的明代中国,私人宗学、慈善机构、寺庙义学或是家学中的教育所传授给年轻男性的,是一种经学训练或技法训练,后者或是可以借此通过科举或是武举考试光耀门楣,或是可以借此在州、道、府、县中谋取一个差事。


以现代观点来看,中国古代文士需要掌握的学问包括至少六种相互关联的面向∶诗歌、政治、社会、历史、格物(自然)与心性(哲学)。在明代,宋儒的"道学"传统成了帝国疆域内的正统之学。之后,道学信奉者们创制了一套学问科目,并将之施用于科举考试体系之中。接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是科举所承认和青睐的核心,也是一名考生的道德素养的标志,但也总有人会抱持不一样的看法,甚至是异见。当元朝治下的文士们无法顺利步入仕途时,自然之学(即格物。以及医学)自然而然地成为私学的关注点。自15世纪始,明代科举考试中策问题所体现出的宽泛的学科视野,反映了王朝统治者和知识大众们对于天文、历法、算学和灾异现象的兴趣。


大多数人都认为学习是一种社会行为,既要有前辈先贤榜样的引导,也要有同伴和老师的鼓励。在传统学校中,学问本身的威信声望使其更多导向了有组织化的趋同性,其程度超出了文士们的期许;但这种趋同性被其他地方学术传统所调和,后者在官僚制国家的有限掌控之外。教育的意义之网将文化与书写文献和刊刻著作等同。古代学校里的师生们普遍认为,正因为文学与统治之间密不可分,所以文人们应避免使用释、道语汇。或是其他乡言俚语、小说家言。至 16世纪中叶,各类经世学问异常盛行——无论是与赋税相关的经济交易中的算学,还是争论冷热诊疗的中医之学,甚或亟须改良的官方历法之学。



1370年至1756年间,诗歌写作被完全地移除出了考试科目;然而乾隆朝期间试帖诗考题的回归使科举的钟摆最终又荡回到了另一边,再次平衡了诗、文间的关系。但科举策论题始终无法像文章、诗歌那样在文士群体中得到足够重视,这也体现了经学科目在影响士人思想生活方面的某种文化局限。


1644年明亡后,科举考试制度几乎立即被清朝所继承。有明一代,科举相关考试大约在 140 个州、1300个县内举行。唐代科举几乎只在国家都城举行,而1000—1350年间的宋、元时期,常科考试一般也都在帝国都城和地方首府举行。由于害怕重蹈元朝灭亡的覆辙,清统治者下令延续科举考试制度,用以驾驭这个在经济力量、人口结构都处于变革重生中的庞大帝国。直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清代帝王一直施行科举制,在此期间科举无疑居于帝国政府、社会教育体系中的核心位置。


就像死亡与缴税,科举无疑是一名立志成为精英的文士在其生活中无法逃避的一关,同样它也成了精英教育和民间文化的一部分。科举代表了(晚期帝制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点,透过它可以看出帝国利益、家族策略、个人愿景和抱负的指向。人们很难通过在其他有效渠道内的攀升来达成自身所希冀获得的社会地位、政治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入仕便成为家族与个人的优先选择。



 注:本文节选自《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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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作者:[美]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

者:远致 夏丽丽

页数:960

装帧:精装

定价:158.00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内容简介


通过多维度分析,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利用了上千份最新的自1315年到1904年元明清三个朝代的科举考试档案,探索了科举制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在5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人选都从这些高难度的考试中选拔而出,每隔一年,来自各社会阶层的一两百万人参加考试。


从帝制晚期开始到衰亡,Elman更正了我们之前对这一官员选拔系统如何运作的认知,包括它的政治和文化机构,被现代革新者随意废除的无法预知的后果,以及这一制度的长期历史遗产。他认为1370年到1904年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与650年到1250年唐宋时期的文礼考试是截然不同的。帝制晚期的考试还纳入了“道学”、新儒学、为官之道。精英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被认为是反映了晚期帝国考试过程的全景图。


作者简介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A. Elman),198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教授(1986—2001),1999-2001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教授,2002年后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系双聘教授(2002-2017,其中在东亚系为1958届胡应湘讲席教授),于2017年荣休。代表作有《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迁》《科学在中国(1550-1900)》以及本书,此外还与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合编了《晚期帝制中国的教育与社会,1600-1900》。



译者简介


高远致,公司职员;译有《<教父>电影全剧本》《音乐的阐释》。


夏丽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主攻宋、金时期文学,此外其研究方向还兼及东亚艺术史、书籍史;译有《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合订本)。


媒体评价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没有科举的话,或许中国会完全不同;而本书正是对这一制度的重量级研究之作。——包弼徳(PeterBol),哈佛大学东亚系Charles H. Carswell讲席教授,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艾尔曼的这本书……从文化史的角度,深入而细致地叙述了明清科举史的变迁,科举如何影响了传统中国皇权与精英士绅,科举文化与社会生活怎样形成复杂关系,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它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有关明清中国科举研究领域第三本标志性著作。——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文科资深教授,代表作《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何为中国》


目录


插图目录 / 003

表格目录 / 007

/ 001

/ 001

第一章 重新思考晚期帝制科举考试的历史根源 / 001

第二章 明初的皇权、文化政治与科举考试 / 064

第三章 晚期帝制中国科举考试的制度动态与精英流动 / 124

第四章 科场与王朝权力的局限 / 173

第五章 文言读写能力与晚期帝制科举的社会维度 / 241

第六章 焦虑情绪、科举美梦与备考生活 / 302

第七章 科举考试的文化范畴与作为精英写作的八股文 / 380

第八章 评卷标准、文士阐释与王朝对知识控制的局限性 / 431

第九章 科举考试中的科学、史学与汉学 / 470

第十章 19 世纪之前清政府科举科目改革的加速 / 534

第十一章 去合法化与去经典化:进退失据的清末科举改革 / 583

附录一 科举考试一手文献,1148 — 1904(1042 种记载) / 647

附录二 摩门族谱图书馆馆藏科举考试一手文献 / 660

附录三 / 666

附录四 650 — 1905 年间科举考试科目时间轴 / 756

附录五 除地方志外科举考试史料的主要类型 / 768

原始、二手文献书目 / 770

/ 826

译后记 /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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