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新特点、新现象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群体分化、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业态新行业新兴领域广泛快速兴起，青年群体发生代际变迁，1994年后出生的Z世代农村青年广泛加入进城务工青年群体，当前进城务工青年群体在群体样态、群体需求、群体意识、群体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新特点、新现象。

（一）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与新兴青年群体叠加构成更复杂的青年现象，社会身份认同多元导致群体整合难度不断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青年为主体的农民工成为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群体分化的重要参与者。进入新时代，在非传统经济领域、零工方式、共享经济和数字平台的综合作用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涌入新行业、新业态中就业创业。作为Z世代的进城务工青年更能适应网络用工方式、零工方式，积极投入共享经济及其新业态之中，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行业分布、空间结构、群体意识等加速转变。调查结果显示，从职业分布看（见表3），当前进城务工青年从事物流及快递行业的占5.5%，从事外卖配送行业的占4.2%，从事科研及教育培训行业的占6.4%，从事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业的占11.2%。从就业状况看（见表3），66.3%是全职工作，11.8%从事的是非全职工作，包括兼职或零工。从收入来源看，除了工资收入外，开网店或微店、送快递/外卖、摆地摊、网络直播/视频、开网约车等日渐成为他们多元收入来源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青年成为“斜杠青年”。随着进城务工青年在城市与农村的流动，以及新行业新业态对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吸纳聚集，形成了更复杂的青年现象。

进城务工青年群体自主意识有所提升，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多样化。自我认同为“新市民”（24.2%）、“新生代农民工”（21.0%）、“新社会阶层”（19.3%）、“新产业工人”（18.8%）的均在两成左右。进城务工青年社会身份认同多元，未能形成较一致的群体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给针对该群体制定政策措施和开展青年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二）发展成为进城务工青年外出的首要动因，频繁的职业流动带来收入提升和职务升迁，而不再局限于岗位或收入的平行变化

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或是摆脱生存困境，或是寻求更好的发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改革开放以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农民工进城务工首先要解决的是以温饱为主的生存境遇问题。当前进城务工青年已经整体摆脱基本生存问题，个人发展无疑成为其主要目标。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青年最看重的事项分别是：“做自己想做的事”（53.6%）、“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53.4%）、“事业成功”（46.7%）、“为社会做贡献”（38.3%）、“自我实现”（18.1%）。在他们之所以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原因中，62.3%的是想“开阔眼界/学点本领”，想“提高收入”的占62.3%，28.1%的“向往城市生活”。由此可以看出，追求个人更好的发展，在城市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是当前进城务工青年的主要目的，这将促使进城务工青年加速进入整体性的发展新阶段。

当前进城务工青年群体的职业流动性很强，77.9%的曾更换工作，其中更换过3次及以上的达44.2%。在更换工作的原因中，前三项分别为“原工作收入太低”（44.8%）、“原工作没有发展空间”（40.6%）、“找到更好的工作”（26.2%）。在很大程度上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平行流动相区别，当前进城务工青年的职业流动为他们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和职务职级的提高，669%的人在最近一次更换工作后工资收入“增加很多”（12.8%）或“增加较多”（54.1%），职务职级“有很大提升”（9.6%）和“有所提升”（40.7%）的共计50.3%。他们的职业层次有所提升。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表明，与2011年相比，2018年进城务工青年作为“白领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的比例分别增加了4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作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的比例则下降了9.8个百分点，表明其行业构成正在向产业链中高端不断攀升。

（三）城市定居意愿依然强劲，但主动选择非市民化现象正在增加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新阶段，城镇化率仍处在增长区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进城务工青年定居城市带来重大历史机遇。调查结果显示，54.8%的进城务工青年表示自己愿意在城市中定居。这就表明当前进城务工青年城市定居意愿仍旧十分强烈，为我国城镇化夯实了群体基础和认同基础。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进城务工青年积极地将定居意愿转化为明显的迁居行为，农村家庭向城市迁徙现象日益明显。调查结果表明，24.9%的进城务工青年已经在其工作的城市定居，其中，64.4%的进城务工青年与配偶或对象在城市一起居住，64.7%的进城务工青年与双方父母在一起居住，49.6%的进城务工青年与子女居住在一起，仅有10.3%的进城务工青年独自一人在城市定居。同时，进城务工青年呈现“先流动、后婚育”的明显特征，打破婚后工作、流动、生活选择等方面的地域限制。以进城务工人员为核心牵引的农村家庭向城市整体迁徙，必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

农村大学毕业生日益成为进城务工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相关制度及政策规定，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可以转为高校所在地的非农业户口。对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进城务工青年的调查显示，39.3%的进城务工青年主动放弃了由农村户籍转为非农户籍的机会，13.9%的进城务工青年虽然进入高校时转了户口，但毕业后户口又迁回原籍。主动放弃转户口机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大学所在城市的户籍吸引力不大(28.6%)、大学集体户口用处不大(23.4%)、转户口后自己名下的土地就会被收回(23.1%)、转户口后就不能享受村集体福利/参加村集体分红(22.5%)、非农户籍与农村户籍的区别越来越小了(20.5%)、农村的政策性补贴高(18.4%)、保留农村户籍以等待征地补偿(15.4%)。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快速发展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使部分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大学毕业生不再片面追求户籍市民化，而是理性地保留农村户籍。进城务工青年逐渐有了更多选择，部分有条件的进城务工青年正日益呈现职业空间的城市化与主动保留农村户籍身份并存的新现象、新特征。

（四）首次进城务工的年龄越来越大，浓郁乡愁成为返乡就业创业的重要拉力

进城务工青年的文化程度不断提升，意味着他们在校学习时间普遍延长，也意味着首次外出进城务工的年龄在不断增大。《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22）显示（见表8），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由2008年的34.0岁增至2021年的41.7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由2010年的31.0岁增至2021年的36.8岁。从具体年龄段的占比看，16~20岁、21~30岁的占比均呈下降趋势，由2008年的10.7%、35.3%分别降至2021年的1.6%、19.6%，分别下降9.1个百分点和15.7个百分点。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首次离开家乡进城务工青年的年龄为17~18岁的占27.0%，19岁及以上的占58.4%。可见当前进城务工青年是在16岁以后尤其是在18岁以后再进城务工，意味着他们在学校或农村完成基本社会化任务后进入城市，在城市进行职业能力和现代生活的继续社会化。

农民工的跨省流动依然占据相当大比例，但比例在不断下降。《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22）显示（见表1），2021年的跨省流动农民工占41.5%，比2008年的53.3%下降了11.8个百分点。本次调查结果显示，36.9%的进城务工青年表示自己的户籍登记地和现工作地在不同省份，在同省份不同市（州、区）的占36.2%，在同一市（州、区）不同县（市、区）或同县（市、区）不同乡镇的分别占15.4%和11.5%。跨省、跨市的社会流动，使进城务工青年在空间上与家乡分隔，但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和途径与家乡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表现出浓郁乡愁。调查结果显示，67.5%的进城务工青年认为自己现在与老家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22.4%）或比较紧密（45.1%）。进城务工青年往往通过经常回老家以保持与家乡的联系。调查结果显示，关于进城务工青年到城市工作最长间隔多久才回一次老家，82.4%是在1年及以内，50.1%的半年内就回过老家。乡愁是吸引进城务工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原动力，37.8%的进城务工青年打算返乡就业创业，大部分选择自己家乡所在市（47.7%）、县（30.1%）或镇（11.1%）。

邓希泉

（节选自本书总报告第三部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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