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苏联特工福克斯的间谍人生 | 甲骨文新书
作者：甲骨文
发布时间 2022-12-19 16:32 浏览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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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德裔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的故事，讲述了他由科学家、间谍、普通人三重身份交织而成的复杂人生。文质彬彬的福克斯何以会被称为“最危险的间谍”？他最终又因何而暴露了身份？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弗兰克·克洛斯以战前的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为背景，追溯了英国核计划中的重要人物鲁道夫·派尔斯如何将福克斯带入他的家庭和实验室，最终却遭到背叛的故事。克洛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福克斯在伯明翰、洛斯阿拉莫斯、哈韦尔的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起步、高潮和结束。福克斯的政治理念与处境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他与派尔斯夫妇等人的温情关系，又将他的表面生活与间谍身份剥离开来；同时，各国情报机构的角力从外部促成了福克斯内心的转变，映射出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
多面特工与大国的核竞赛
[英]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 著
朱邦芊 译
克劳斯·埃米尔·尤利乌斯·富克斯（德语：Klaus Emil Julius Fuchs，1911年12月29日－1988年1月28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著名核武器间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美、苏、英三国的核武器研发计划。
70年后，我们可以从一个与克劳斯·福克斯所在的世界全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一生——也许除了一个方面：原子时代地球生命的存活可能要归功于鲁道夫·派尔斯和奥托·弗里施所预见的、福克斯和特德·霍尔帮助促成的“相对保证毁灭”。1955年，中子的发现者、“曼哈顿计划”中英国代表团的团长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对英国国会议员塔姆·戴利埃尔说：“我非常了解他们（原子弹间谍们）。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你们这一代人可能会对他们心存感激。”鲁道夫·派尔斯（Rudolf Ernst Peierls） 爵士（图中左二），（1907 年 6 月 5 日 – 1995 年 9 月 19 日）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英国物理学家，他在英国核能管合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器计划，以及随后的曼哈顿计划，联合核弹计划。
至于福克斯本人以及决定他一生的客观环境，却仍是疑窦丛生。帮助福克斯在英国立足的冈恩夫妇是谁？他为什么在七年的间谍活动后突然招供？还有一个猜谜游戏：如果“维诺那”没能暴露洛斯阿拉莫斯间谍的身份，福克斯在英国机构中的地位会上升到怎样的高度？首先是冈恩一家的作用，他们是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读书期间的担保人和房东，并在20年后他入狱期间与他保持着联系。他们是帮助可怜难民的无辜的、爱好和平的施惠者，还是像军情五处怀疑的那样，是某些更深层次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部分？1950年的普遍观念是，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期间参与了左翼活动，部分原因是他与冈恩夫妇的关系。我读过罗纳德·冈恩的档案，得益于在那个目光短浅的时代过后半个世纪才看到这些，冈恩明显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使他在国家处于危险时成为对立情绪的焦点。当然，这与福克斯关于冈恩是贵格会教徒的描述是一致的。尽管如此，冈恩的档案还是揭示了他活动于共产主义的边缘，他在1930年代对列宁格勒的访问、来自莫斯科的邮件，以及与布里斯托尔地区有名的共产主义者的联系，都为军情五处保持对他的关注提供了足够的助力。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冈恩参与过共产主义小组，更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让福克斯在英国立足的长期计划中的知情方。福克斯坚持把冈恩说成是贵格会教徒，这可能是单纯地在保护一个帮助他在新家园定居的人，避免把冈恩拖入泥潭。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谜团：克劳斯·福克斯是谁，他为什么要招供？关于他的性格和动机的观点似乎随着它们第一次显现出来是在哪个时代而变化。例如，最早的作品写于冷战时期，受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影响，将他描绘成一个狡诈的共产主义叛徒。诺曼·莫斯和罗伯特·查德威尔·威廉姆斯更加细致入微地描述福克斯的作品则写于1980年代，其优势得益于当时的偏见少于麦卡锡时代，但他们缺乏军情五处和俄国档案的帮助。我研究福克斯生涯的部分灵感来自已故的洛娜·阿诺德，这位杰出的历史学者在福克斯的哈韦尔时期就认识他了。她坚持认为他没有得到理解，他是一个忠于自己原则的、值得尊敬的人，而这些原则既有人强烈反对，也有许多人表示认同。如何决定“对”或“错”是一个深刻的道德哲学问题，中立的界限本身就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移动。在洛娜看来，福克斯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人。我希望能对此有所贡献。克劳斯·福克斯
我震惊地发现约谈福克斯的方式如此轻率，而且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就是重要的证据仍然秘而不宣，这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而是为了掩盖严重的错误。能说明此点的一个例子是，福克斯的家中安装了窃听设备，但吉姆·斯卡登在那里的约谈却没有记录。检方试图在审判前夕影响福克斯的辩护律师，这是一种惊人的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话虽如此，但福克斯数年来蓄意犯法，所以法庭的判决我们无法去指责。评估哪些文件要继续隐瞒，哪些可以公布的决策过程似乎是在撞大运。一方面，费米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氢弹讲座笔记仍被禁止，但在剑桥的其他场所，从洛斯阿拉莫斯，甚至从苏联本身，都可以获得这些笔记！同时，英国人默许向美国人隐瞒福克斯的共产主义“倾向”，如今也被公之于众，证明埃德加·胡佛的批评是正确的。对福克斯的审判非但没有全然解决，倒是又提出了许多问题。他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审判，是否被诱供？前者最好由法律专家来衡量，他们可以评估其供词的意义，他的供词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援助的情况下写成并签字的，但他是否会因此而被定罪就值得怀疑了。诱供的问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主旋律，一些线索表明至少斯卡登引导了他。我们只有斯卡登对审讯的描述，是他几天后写的，且没有独立的佐证。福克斯在接受约谈时既没有得到任何法律咨询，也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记录。福克斯后来声称，斯卡登撒了个谎，给出确保福克斯能留在哈韦尔的提议——福克斯写信给埃尔娜说道：“我只要承认一件小事，就可以留下来……”——不过福克斯在这里不一定是个可靠的证人。福克斯说，有人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劝告他不要在审判中提出这个问题，他居然就顺从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显然，在福克斯承认这一切之前，军情五处只是在追查“一件小事”，与他达成交易仍然存在现实的可能性。然而，当他间谍活动的深刻性质暴露出来后，角力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但有些线索表明，福克斯的声明或许有其可取之处，斯卡登的口头承诺比他书面记录的更多。首先，审判前关于诱供的讨论有记录在案，盖伊·利德尔在确信他们可能会“脱罪”时的轻松心情很能说明问题。毫无疑问，福克斯的预制板房被装了窃听器——这个决定是在1949年10月做出的，而且多次提到听见福克斯“烧火”的声音，还有周围其他动静的记录，都暗示着这些都得益于传声器。然而，斯卡登与福克斯在那个房间里的对话却没有记录，军情五处积累的日常记录中也有几页被扣下，这些都表明有一项关键的潜在证据无法为我们所用。最后，在法庭上提出阿诺德是福克斯第一次供词的来源，这要么是企图转移人们对斯卡登的注意，要么证明斯卡登的叙述有误，至少在时间顺序上是错误的。至于审判本身，法官戈达德勋爵对“克制型精神分裂症”的说法不屑一顾。虽然这与福克斯的罪责没有关系，但既然我们了解福克斯的家庭背景，在解释他现在如何行动时就不该被轻易忽略。尽管他使用的是这个词在口语中的含义，指的是人格分裂而不是有妄想症状的严重精神疾病，但从其外祖母开始的三代人的自杀——母亲是精神分裂性抑郁症患者，而妹妹克里斯特尔也患有这种病——使得克劳斯很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他处于极端否认的状态，似乎无法认识到自己犯了大罪。克制型精神分裂症的描述可能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真实，也是他为何能够如此成功地长期过着两种平行生活的原因。“克制型”精神分裂症也许是可以忍受的，只要它仍然受控。福克斯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直到1949年底，事件第一次不再受他的控制。虽然我们如今可以比过去更冷静地评价福克斯的间谍活动，或许也可以同情他的理由，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福克斯始终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间谍，具有这种角色所要求的专注于此的两面性。他把他的听众想听的告诉他们，而且只有在对他有利的时候才提供情报。例如，他向克格勃否认自己曾向军情五处或联邦调查局承认过传递了有关氢弹的情报，但实际上，正如迈克尔·佩林和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所记录的那样，福克斯向英国人承认自己“说出了所知的一切”。1949年，福克斯在斯卡登的压力下，声称他停止间谍活动是因为对苏联在欧洲的野心不满，也是因为他逐渐喜欢上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后来他对克格勃声称，这是由于他接触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宣传。他隐瞒证据，或者在时机成熟时一点一点儿地道出事实。例如，斯卡登和联邦调查局给他看有可能是联络人的照片时，他从来都没有指认乌尔苏拉·伯尔东（“索尼娅”）的照片，却挑出了西蒙·克雷默——福克斯知道他人在苏联，鞭长莫及。他在哈里·戈尔德显然已被逮捕之后才指认了戈尔德；在数次约谈中，他关于两人见面的故事一直在变化，有时是一些琐事，比如他管联络人叫什么，但为了保护克里斯特尔的安全，并掩盖他们在妹妹家见面的事实，也有更加蓄意的做法。一旦怀疑落在福克斯身上，他的唯一目标就是确保克里斯特尔可以逃脱谴责。他试图坚持间谍的规则——隐瞒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联络人的身份，但失败了。福克斯必须隐瞒一个关于他本人的事实，即他开始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期，他成功地做到了。他不断提到1942年，从而污染了斯卡登、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约谈和法院审理的记录，这个时间在当时所有媒体的报道中成为根深蒂固的认知，在20世纪后来的（甚至最近的）文献中又变成了“1941年底”。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福克斯早在1941年8月就把情报传给了苏联方面的信使西蒙·克雷默，而且他们在这之前，可能是在库琴斯基的庆祝会上就已经见过面了。不管1941年4月汉普斯特德的聚会上发生了什么，福克斯肯定是应库琴斯基之邀前往的，而且正是库琴斯基把福克斯介绍给克雷默的。此事如果曝光，福克斯也许会被指控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仍有效的时期帮助了苏联，这显然十分危险。福克斯至少在此事上设法把水搅浑了，这也许是得益于英国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1942年之前他就在《官方机密法令》上签过字。在他双重生活的孤独岁月里，福克斯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为有朝一日事情超出其“控制”做准备。他显然知道自己在伦敦和火车上被人跟踪了，埃尔娜对他“最近”的驾驶水平的担忧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关键时刻从军情五处的视线中消失，比如他在两次审讯后都神秘失踪，而他和尚未摆脱嫌疑的埃尔娜·斯金纳一起离开时也无人盯梢，这些都对福克斯和监视的效率提出了至今无法回答的疑问。乍看之下，现有的军情五处档案似乎暗示着严重的不称职，尤其是“索尼娅”这个黑色喜剧——1947年被斯卡登和迈克尔·瑟普尔约谈，1950年被所有人忽视，直到她逃到东德后才被确认。人们在为他们辩护时可以说，虽然今天的电子数据存储可以使乌尔苏拉·伯尔东和福克斯之间立显直接关联，但1950年的现实却大不相同。比如说，1947年斯卡登去见伯尔东，但他要到三年后才会知道福克斯参与间谍活动的事。他们第一次知道福克斯在班伯里附近与一个信使见面的情况是在他被捕之后，即1950年2月。在我看来，一个惊人的疏忽是罗伯逊上校在1950年5月建议约谈伯尔东，因为福克斯被捕的消息可能会打草惊蛇，但这仍然没有在福克斯和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一个女人之间建立起更直接的联系——军情五处长期以来一直怀疑那个女人积极参与了间谍活动，而这种怀疑准确无误，并且福克斯也已主动提出自己在上述地区见过一个女性联络人。和其他很多事情一样，这段传奇故事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军情五处有内奸，更没有证据表明是罗杰·霍利斯所为，但同样难以抑制几十年来持续燃烧的怀疑之火。福克斯最重要的存在理由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他的德国传统，以及重建他父母所知的那个业已消失的社会主义德国这一目标。福克斯自己是否觉得自己成功了这一切都值得吗？他有遗憾吗？他从没有写过回忆录；他去世前不久成为东德一个电视节目的话题，但他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情感，就像一个体坛偶像在赛后被问及“你感觉如何”时的解释一样。被捕后的几天里，福克斯自相矛盾的心理在作祟。他已不再计较自己的代价，但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别人付出的代价，直到他在狱中读到吉尼亚·派尔斯的来信。正如威廉·华兹华斯所写的那样，“孩童乃成人之父”，福克斯人生剧本的定稿正是在他的童年时期。他把自己幼年生活描述为“幸福”，但对母亲却只字未提，说明这个悲剧性的女人隐身幕后，家里的思想焦点被奋发严谨的和平主义者父亲埃米尔所控制。小埃米尔选择用别名克劳斯来称呼自己，是某种程度的反叛，但主要是为了确立他的个人身份；同时克劳斯和他的兄弟姐妹继承了父亲的高尚原则和“不惜一切代价做正确之事”的口号。自由主义伦理道德至上的风气成为所有孩子的准则，而纳粹压迫的政治气候则让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明确了。当时很多德国人都和福克斯家族有同样的感受，然而克劳斯却在反暴政斗争的中心，在具有改变战争和全球权力性质的深厚潜力的环境中，偶然地扮演了一个角色，如果不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那就是个人的失败。1941年，当他的苏联政治偶像们加入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福克斯几乎无须温斯顿·丘吉尔的劝勉就能倾力相助。当福克斯的生命即将在东德走到尽头，他的声明表明，无论他在1950年的危机中说了些什么，都从未失去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信念。他在服从自己良心的召唤，而克劳斯·福克斯在即将面对自己的“磨难”时给玛丽·比内曼的忠告，让人难得地看到了他的灵魂。与军情五处对峙时，福克斯为了救妹妹，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不过，从家族史来看，这个决定是出于自私的基因——克里斯特尔曾作为团队的一员参与过克劳斯的间谍活动，如果她（和他们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自杀了，克劳斯会永远良心不安。至于其他视其为友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要付出代价，他对此明白得太晚了。他背叛了同事们，甚至对派尔斯夫妇这两个几乎像领养家庭一般的朋友也是如此。他在狱中对吉尼亚来信的反应似乎是他第一次正视这种责任。几天后，他的行为使斯金纳夫妇探望埃尔娜生病父亲的美国之行陷入麻烦，这个消息为吉尼亚的书面劝告提供了实证，也让福克斯明白了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我觉得他很惭愧，第一次无法面对自己。令我吃惊的是，在他入狱期间，以及后来在东德的岁月，居然还与物理学同事尼古拉斯·库尔蒂以及在他的暴露和定罪中起过作用的安全官员亨利·阿诺德都保持着联系！然而，他却与派尔斯夫妇和斯金纳夫妇断绝了联系，他们是他真正的朋友，实际上是多年来唯一的、真正的朋友。就斯金纳夫妇而言，不清楚这究竟是出于他们的还是福克斯的意愿；而就派尔斯夫妇而言，福克斯甚至拒绝对他们在1959年伸出援助之手表示感谢，这透露出一些深层次的情感。我觉得福克斯羞于与这两个与他如此亲密的人见面，因为他无法面对后果，无法面对信任的丧失，也无法面对他欺骗了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的证据。“维诺那”的解密不够完整，这就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在1950年初的贡献如此重要的原因。如今已解除机密的“维诺那”电文是它们的最终形态，无法查到它们被破译的历史，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某一特定时间了解了多少。有线索表明，政府通信总部是完成“呆头鹅”与热扩散之间联系的关键，因为这个信息出现在军情五处1950年1月6日的一份总结中，直到2月4日福克斯被捕后才通过利什·惠特森传给联邦调查局。公布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在此之前没有提过这一联系，措辞也与英国人提供的信息一致。这份报告的格式具有政府通信总部的特征。我们也不清楚证明特工“雷斯特”（后来被确认是“查尔斯”）存在的电文的解码时间顺序。对福克斯在哈韦尔的未来做出决定时，对这些信息的理解程度也鲜为人知。在这位科学家本人供认之前，其间谍活动的程度并不明显；如果今天唯一的证据就是当前“维诺那”的成熟版本，就不可能推断出福克斯间谍活动的深刻性质和程度。早在1949年9月，残缺不全的资料让人相信，把MSN-12号文件传给哈里·戈尔德，只是一个科学家向另一个科学家泄露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情报。洛斯阿拉莫斯还有一名间谍，其重要性与福克斯类似，那就是特德·霍尔。当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质疑时，霍尔否认了一切。因此，他的身份直到1990年代才被人们普遍了解，而他作为生物物理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很漫长。霍尔作为美国公民，移民去了英国，并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职务。由于联邦调查局不愿意仅凭“维诺那”立案，所以无法对霍尔进行审判。非同寻常的是，胡佛从1950年春天就知道了霍尔的情况，却继续喋喋不休地指责英国人对福克斯的疏忽，而对霍尔——这个被称为“小伙子”的特工——带来的难堪保持沉默。霍尔拒绝招供以及他后来的科学生涯，对克劳斯·福克斯一案有重要的启示，因为如果福克斯像霍尔一样保持沉默，他未来的事业很可能星光灿烂，20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很多机构都会发生变化，也许是彻底的变化。这难免让人想象可能会随之而至的另一种未来。福克斯本来会在1950年春当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并继续担任哈韦尔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如此布赖恩·弗劳尔斯就不会有成名的机会。弗劳尔斯的天赋无论如何都会让他走得更远，但他在20多岁时就成为英国核物理学第一团队的领导者，这块跳板既锻炼了他作为一个干练的管理人的技能，又让他能够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科学家发挥影响力，事实证明，这种天赋最终将他带到了英国体制的巅峰。福克斯在哈韦尔的同事们也不会受什么连带影响，尤其是布鲁诺·蓬泰科尔沃。虽然福克斯作为数学物理学家能力超群，但蓬泰科尔沃是一个罕见的天才，他在实验和理论物理学方面的能力可以和欧内斯特·卢瑟福和恩里科·费米等人相提并论。蓬泰科尔沃的工作至少抵得过两个诺贝尔奖，他如果继续留在英国，将对新的粒子物理学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粒子物理学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卢瑟福实验室——是1950年代中期紧邻哈韦尔而建的，其首批工作人员是哈韦尔的科学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创建灵感来自爱德华多·阿马尔迪，他是蓬泰科尔沃的前同事和最亲密的朋友，在打造英国在该欧洲机构中的角色方面，蓬泰科尔沃的作用可想而知。蓬泰科尔沃和福克斯这两个智力上的核心人物在距离牛津大学仅12英里的英国物理学新中心工作，而鲁道夫·派尔斯在1963年成为那里的理论物理学部门的负责人，将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国际研究组织。可事实证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数学家们的作用是揭开这个梦想的关键。政府通信总部是英国在跨大西洋技术联盟中的王牌，它与梅雷迪思·加德纳团队在“维诺那”解密中的合作直到多年后才变得清晰。特别是在揭示“呆头鹅”与热扩散之间的联系方面，政府通信总部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证明，这种作用在联邦调查局制定福克斯联络人的搜索策略时得到了非常显著的体现。他们对其他电文的解码，特别是与克劳斯·福克斯有关的电文的解码所做的贡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事件的英雄是“维诺那”以及数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的合作。如果不是“维诺那”，福克斯的间谍活动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人发现。他最亲密的朋友鲁道夫·派尔斯被封为爵士；他的年轻同事布赖恩·弗劳尔斯和英国原子弹项目的领导人威廉·彭尼也都被封为贵族。难道英国原子武器项目的幕后推手、哈韦尔的大师福克斯获得的荣耀会少吗？如果将美国和苏联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和安德烈·萨哈罗夫——与英国氢弹之父、“红男爵”吕瑟尔斯海姆的福克斯勋爵三位一体地加以纪念，那会是多大的讽刺。本文选自《最危险的间谍：多面特工与大国的核竞赛》后记多面特工与大国的核竞赛
[英]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 著
朱邦芊 译
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弗兰克·克洛斯以战前的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为背景，追溯了英国核计划中的重要人物鲁道夫·派尔斯如何将福克斯带入他的家庭和实验室，最终却遭到背叛的故事。克洛斯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福克斯在伯明翰、洛斯阿拉莫斯、哈韦尔的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他间谍生涯的起步、高潮和结束。福克斯的政治理念与处境是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他与派尔斯夫妇等人的温情关系，又将他的表面生活与间谍身份剥离开来；同时，各国情报机构的角力从外部促成了福克斯内心的转变，映射出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弗兰克·克洛斯(Frank Close)，牛津大学理论物理学荣休教授和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物理学荣休研究员。曾任哈韦尔的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理论物理学部门负责人、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副主席、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传播与公众教育部门负责人。1996年，因“对公众理解物理学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英国物理学会凯尔文奖章；2000年，因“为研究和公众理解科学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2013年，因“卓越的科学传播”而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迈克尔·法拉第奖。朱邦芊，专职译者。中文译著有《恐惧与自由》《最后的十字军东征》《帝国边缘》等；英文译著《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A Social History of Middle-Period China: The Song, Liao, Western Xia and Jin Dynasties）已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弗兰克·克洛斯对核间谍克劳斯·福克斯一生的精彩演绎，像勒卡雷的小说一样扣人心弦，只不过在这本书中，一切都是真实的。福克斯希望核大国之间公平竞争，但他这样做却背叛了自己的移居国和少数真正爱他的人。——美国物理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
这是关于间谍故事的大师级作品，可与本·麦金泰尔最扣人心弦的间谍传奇相比。——格雷厄姆·法梅洛（Graham Farmelo），《卫报》致谢／001
插图列表／001
地图／001
序幕 牛津，1967年／001
第一部分逃离希特勒
第一章 从柏林到伯明翰——父：派尔斯在1941年之前的经历／003
第二章“红狐狸”——子：福克斯在1941年之前的经历／039
第三章 捍卫疆土——众灵：领土捍卫者，1909～1941年／065
第二部分 “合金管”：1941～1943年
第四章 克劳斯·福克斯在伯明翰／085
第五章 业余间谍／098
第六章 原子工业／115
第三部分 调任“曼哈顿”：1944～1946年
第七章 新世界／143
第八章 “三位一体”／167
第九章 世界的毁灭者／185
第四部分 从“三位一体”到苏联原子弹：1945～1949年
第十章 哈韦尔、氢和钚／207
第十一章 1947年：哈韦尔并不安全／221
第十二章 1947～1949年：故技重施／248
第五部分 阴魂不散：1949～1950年
第十三章 “维诺那”密码／283
第十四章 父还是子？1949年9月／300
第十五章 私人生活：1949年10月／319
第十六章 盖伊·利德尔的追捕：1949年11月和12月／339
第十七章 追捕“狐狸”：1950年1月／365
第十八章 收网：1950年／390
第六部分 最后阶段：1950年
第十九章 逮捕／421
第二十章 审判与磨难／448
第七部分 结果：1950～1959年
第二十一章 追捕戈尔德／473
第二十二章 余波／499
第二十三章 父与子／527
尾声／549
后记 克劳斯·福克斯是谁？／560
附录 裂变与聚变／572
参考文献／575
注释／580
索引／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