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魁阁”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中期，费孝通、田汝康、张之毅、李有义、许烺光、胡庆钧、谷苞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及“魁阁”为基地，在战时的云南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如《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汉夷杂区经济》等。这些学术著作，今日均已成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文献，影响深远。费孝通先生在1987年10月为《云南三村》写的序中，有一段话后来被学界广泛引用，学者们将之视为费先生对学术研究目的的自我表述。在这篇序中，费先生在谈到“云南三村”的调查经过时说：

现在很可能有人会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禄村农田》却的确就是这样开始的。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从伦敦到达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江村经济》最后一段话答复了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重要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今天来看，费先生这段话，实际上谈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代中国的构建，不仅与摆脱外国的侵略、压迫，获得国家的独立有关（抗战的胜利），而且与中国智识共同体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的认识有关，费先生甚至认为，相比于前者，后者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如前所述，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代，“魁阁”的学者们通过实地调查所思考的乃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以及建设现代中国之关键问题。“魁阁”的学者们在“魁阁”中工作时都尚处青年阶段，较为年长的费孝通才30多岁，田汝康、张之毅、李有义、谷苞等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80多年过去了，如今，人类已迈入数字社会，中国以及全球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数字技术已渗透至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的交往与连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的经济形态不断出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距离不断缩小的世界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物种，特别是拥有各种文化的人们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代中国的青年社会学者会有何种回应？

收入本辑中的文章以及这本集刊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青年学者的诸种回应之一。《魁阁》集刊自2019年创刊起即致力于承继与发扬“魁阁”精神，凝聚学界中坚力量，努力为建构中国智识共同体、妥当认知中国社会、建设现代中国贡献绵薄之力。2021年下半年，谢寿光教授入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魁阁》更名为《魁阁学刊》，出刊形式亦由原来的一期多个栏目变为每期一个主题，更多地面向青年学者，尝试以学科主题化、专题化的形式来呈现。本辑以“面向数字社会：中国青年社会学者的回应”为主题。2021年下半年，自谢寿光教授入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起，我们就开始规划此事。2022年新年刚过，我们即向全国的青年学者发出了邀请。征稿通知发出后，我们陆续收到了100多篇投稿文章，经历三轮审稿、诸多挫折，这本集刊终于摆在了读者面前。感谢参与审稿的诸位老师：北京大学刘世定、邱泽奇、周飞舟，清华大学沈原、王天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张翼、李春玲，云南大学张美川、苏敏、李伟华、谭同学、游天龙、许庆红。没有各位学者的辛勤付出，这本集刊不会呈现今天这个样子。感谢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立秋博士为我们翻译尼尔·塞尔温（Neil Selwyn）的《面对数字社会，社会学可以做什么？》一文。同时，要感谢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办公室的管悦老师、硕士研究生孟闪同学，没有他们在行政事务上的诸多努力，这本集刊无法完成。《魁阁学刊》改版初尝试，希望得到国内外学人的关注与支持。

愿“魁阁”精神发扬光大，愿这本集刊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数字世界的理解！

马雪峰

（节选自本书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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