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社会学王天夫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坚信，自由意志是最为珍贵的人性特质。它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体现为人们的创造力，支撑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它曾经带领人类迈向理性之光，也必然能够指引人类挣脱理性铁笼，向善而行。

往期见：

科幻与社会学 | 王天夫：《基地》与社会变迁（中）

科幻与社会学 | 王天夫：《基地》与社会变迁（上）

注：中篇专业性较强，如果感到文字生涩，可以简单跳读。

六、预测社会变迁的趋势

讨论了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之后，更为具体的问题应该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因素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社会变迁的趋势又是如何可以从当前的社会状况推演出来的呢？

总的来讲，推动社会变迁的具体因素大体上包括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水平、科技发展、政治情势、价值观念、文化伦理、社会心态等。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变迁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在特定的时点，社会变迁的结果会表现为上述这些因素的特定状态；同时，这些状态又是接下来社会变迁进程的起点与决定因素。在《基地》中的心理史学中，这些因素已经纳入在预测模型里，只是没有标明利用这些资料的具体数学算法。

《基地》第一季剧照

说起算法，毫无疑问，心理史学的预测过程应该是，一整套包含了初始参数、输入数据与资料、特定算法模型的运算结果。这些术语与社会学的一个细小分支领域，数学社会学，更为相关。一般的结论认为，数学社会学的概念在1940年代早期，由理论物理学家拉舍夫斯基（Nicholas Rashevsky）与数学家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最早提出来（对，这两位科学家和阿西莫夫一样，都是从前苏联移民到美国；拉波波特就是那位在1984年参加阿克赛尔罗德的“囚徒困境”竞赛，写了4行Fortran语言的程序，并且一字不改提交2次，然后简单直接地赢了2次的数学家兼心理学家），他们将数学程序和数学模型用于社会学的纯粹理论研究之中。这两位科学家坚信，数学不仅是一种思考的语言，同时是威力强大的工具，当数学与社会学思想紧密结合时，能够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在解释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给出更为一般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结果。

显然，这些数学家认为，数学是宇宙中最为精妙、最为准确的语言，人类社会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并非完全巧合的是，阿西莫夫构想心理史学的1940年代早期，跟拉舍夫斯基与拉波波特提出数学社会学的构想，基本同步，显示这一社会思潮在当时的影响力极为广泛。需要指出的是，哈里·谢顿在《基地》的身份也是一位数学家。

詹姆斯·科尔曼1964年的《数学社会学导论》更进一步奠定了数学社会学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方法技术，数学社会学更广泛地使用线性代数、图论、博弈论和概率分析等数学方法，来解释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流动轨迹、因果关系、关系网络等行为与结构。这些用于搜寻因果机制的数学社会学模型，更是有着与心理史学相似的理论目标——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与制定应对措施。使用微观数据，得出宏观社会变迁趋势的过程，需要社会科学中特定的从微观（个人层次）“涌现”到宏观（社会整体层次）的机制转换。所谓“涌现机制”，是指仅仅由于单纯数量上的聚合，使得群体在整体层次上显示一种新的特征属性与行为模式；同时，其产生影响与效果的过程，与个体层次的行为与动机没有直接关联。比如，在美国亚裔学生（特别是东亚与南亚裔学生）学习内卷，学业成绩鹤立鸡群；这使得他们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占有学业优势；其他族群因此针对此一问题发难，要求限制亚裔学生学业优势在申请过程中的录取比例；这反而使得整个亚裔群体受到“反向”的学业歧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层次的努力的结果——因为群体间的竞争过程——反而带来整体群体竞争的劣势的涌现机制。如今，计算社会学更进一步使用计算机模拟、人工智能以及复杂统计等方法与工具，来演算模拟社会行为与社会进程，达到解释与预测的目标。

詹姆斯·科尔曼出版于1964年的《数学社会学导论》

无独有偶，近两年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退休前担任康尼狄格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系、人类学系、数学系三系合聘教授，现担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与维也纳复杂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他也是在1970年代末从前苏联移民美国的），因为在2010年做出了预测，美国和欧洲在未来10年陷入不稳定状况（包括社会政治暴力浪潮的出现），而声誉鹊起。事实上，图尔钦更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建构了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动力学”（clíodynamics；Clío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这一术语是图尔钦在阿西莫夫1992年去世后的次年生造出来的），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历史大数据，预测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显示出了鲜明的周期性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下降、出生率降低，这些特征一致性地反复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图尔钦的抱负十分雄伟，希冀着能够使用数学模型，寻找到遥远历史上的社会变迁规模，然后用来预测未来。

前面提及的心理史学与数学社会学、历史动力学、计算社会学、大数据行为分析等学科领域，相互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学术研究；它们研究的对象涵盖历史、当前、未来，以及模拟情形。但是，这些学科领域有着相同的关于如何理解社会的基本哲学观念，那就是人类自身的过去，留下了不可磨灭与有意义的痕迹；人类自身的未来，也必然是从现在出发。因此，作为世间最伟大的刻画者，数学可以找到人类社会的过去，也能够发现人类社会的未来。

七、《基地》与社会学的学科学术纠缠

虚构心理史学的目的在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展开。但以此来盖棺定论阿西莫夫的《基地》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学术纠缠，那就实在是低估了他作为一个天赋超人的科幻以及科普作家的洞察力了。事实上，阿西莫夫在22岁就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机器人三法则，即：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在人类受到伤害时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第二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发出的指令，除非该指令与第一法则相冲突；第三法则，机器人必须维护自己的生存，除非与第一、第二法则相冲突。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但阿西莫夫的“三法则”仍然是学术界与科技界默认的思考机器人的基本出发点。

现在来看，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用来讨论阿西莫夫与社会学学科的直接关联。但是，从思想体系中可以轻松看出，阿西莫夫的未来世界的构想与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梳理《基地》的各种关于社会设定的思路中，可以得出，阿西莫夫借鉴了当时社会学重大的学科学术进展，也构想一系列未来的学科知识体系。这两者的相互纠缠显得如此明显，成就了《基地》可能就是社会学意味最浓的科幻小说。

阿西莫夫是在1941年打定主意开始构想《基地》，并与1942年5月发表了第一篇短篇故事，随后几年中连发8篇。这一时期，阿西莫夫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完成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学习（期间，他短暂应征入伍）。可以说，《基地》就是阿西莫夫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期的作品。

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社会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是1894年成立，是芝加哥大学之后在美国设立的第二个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系一统江湖40多年后，发生了一件争夺学术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193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设立新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替换掉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的系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成为新的学会会刊。从此以后，其他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科影响力开始上升，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与哈佛社会学系名列其中。当时已经声誉卓著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于1940年与1941年，先后来到哥伦比亚社会学系，扛起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的大旗，推动哥伦比亚社会学系，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系影响力下降之后，能够与之抗衡的社会学重镇。另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帕森斯在这之前的1937年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成为压倒性的美国大一统社会学理论，主宰了二战以后整个社会学学科，引领了社会思潮，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也影响巨大。帕森斯本人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声誉鹊起，后来他担任过众多显赫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也培养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学生（默顿就是其中后来名气最大的学生），奠定了自己作为美国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大师的地位。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现在无从查考阿西莫夫到底在多大程度，受到了哥伦比亚社会学的影响。但给定当时社会学学科推动社会思潮狂飙式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社会议题成为整个美国社会关注的重心，给定哥伦比亚社会学系在社会学学科内的重大影响力，很难想象身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涉猎广泛、酷爱阅读与思考的阿西莫夫没有关注到这些学科学术的动态。因而，从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基地》中，能够读出浓烈的社会学味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到《基地》中银河帝国的设定，以及心理史学所展示的社会变迁过程时，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可以轻易地联想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虽然说帕森斯的另一本著作《社会系统》出版于1951年，但整个1940年代，帕森斯理论的基本思想在《社会行动的结构》基础上已经成熟并广为传播，成为最为主要的社会思潮。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行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对应着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与模式维护等四种功能（AGIL），使得整个社会体系能够均衡运转。在这个体系中，社会变迁通过分化、提升适应力、容纳与价值整合等过程自我调节实现进化。心理史学所预测的银河帝国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基本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完成，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因素都有着分化变动的趋势，推动着帝国的历史进程。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明确点出了北方蛮族的入侵以及东方阿拉伯人的进攻，是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外来影响力。而《基地》的银河帝国的社会系统设定，是与此论断相反的帕森斯主义的封闭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的设定，在后期的《基地》系列写作中，才开始有所松动（而此时帕森斯的理论在学术界饱受攻击，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阿西莫夫暗示银河帝国中有另外的智慧生命。当然，这种设定下的心理史学，其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过程与模型，也应该有相应的巨大改变，整个《基地》三部曲的情节与写作也许又应该是另外一番场景。

阿西莫夫在《基地》的底层社会设定中，将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理解为“社会事实”，因而是可以测量并转化成数字的，进而可以运用数学工具分析加工，达到预测社会演化过程的终极目的。这样理解社会的哲学观念，一方面与阿西莫夫理科知识背景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哥伦比亚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相一致。作为帕森斯最有成就的学生，默顿并不完全沿着其导师的学术思想前行，他断言宏大社会理论的时代尚未到来，社会学研究应该更多地专注于“中层理论”。而拉扎斯菲尔德正好是一位擅长使用社会调查收集数据，使用数学、统计学分析数据得出中层结论的专家。这两位社会学大师，底定了当代社会学定量分析方法与过程的基本原则，开创了到现在为止依然最为重要的社会研究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阿西莫夫在80多年之前的1940年代初，设想极为类似的理解社会与预测社会的方法，显示了他非凡的想象力。阿西莫夫不仅仅成功预测了一系列“硬科学”技术在未来的诞生，也预见了“软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应用。

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的内核思想观念，在当前运用大数据的计算社会科学中有着同样的体现。进入数字时代，生活在数字社会中的人们，一举一动都留下了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构成了数字社会中的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家坚信，通过分析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可以展示人们相互之间通过数字网络连接的复杂性，最终揭示人类活动的规律，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辅以人工智能的计算过程，根据这些“即时”痕迹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轻易转换成“实时”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直接进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参与人们的决策过程。

交通数据

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对实时交通数据的收集（包括出行时段、行车路线、花费时间、驾车习惯、速度控制等等），可以生成交通大数据，被用来挖掘分析交通出行状况。当数据足够时，可以进一步细分在特定场景下的交通情形，给出导航指导路线。例如，冬天大风降温的周一，在早晨7:30上班高峰时间，在途中某地点内车道出现了车祸，清华大学到动物园的各条路线中，导航数据能够找出一条最便捷的路线。这是因为，收集的大数据已经重复覆盖过多次不同以及相似的交通情形，通过智能计算挖掘整理，可以直接用以往的大数据模拟现实的情形，给出实时导航。记得数年前，最早期导航数据给出的结果并不准确，甚至不如一些老司机的经验有效。随着收集的交通大数据越来越多，实时导航越来越精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当成“就是”未来的即时情形），作为用户完全可以信任大数据导航。显然，心理史学预测未来社会的基础逻辑，与大数据分析结果应用于实际生活完全一致。“谢顿计划”也正是根据当前的社会状况数据，来预测并改变未来社会变迁的进程。

可以想象，当年孔德创立社会学时的心态、涂尔干思考实证主义社会研究范式时的心态、构想心理史学时的阿西莫夫的心态，以及当前大数据分析热情投入者们的心态，应该是高度相似的。他们都认定，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是可测量、可转化成数字的“事实”，现在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是可以解释为因果机制，而未来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则完全是可以预测的。只不过，孔德命名他的学问为“社会动力学”；而阿西莫夫则使用了“心理史学”。我们发现，当今的大数据社会计算的代表人物之一、MIT人类动力实验室的阿莱克斯·彭特兰，在他2014年出版专著中讨论了大数据社会计算如何带来创新思维传播（很遗憾，2015年出版的中文版将书名更改为《智慧社会》，译者显然误读，或因为商业原因故意忽略了彭特兰的哲学思想的渊源），并命名他的 “新学问”为“社会物理学”（英文书名直接就是Social Physics）——他明确追溯自己的思想来自孔德。

心理史学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心理史学只能作用于大规模人口，不能预测特定的个人与小群体，这与社会学的学科前提一致。二是，心理史学的应用过程中，人类对于观测过程并不自知。这第二个前提假设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鲜为人所认可，反而常为人所诟病。这是因为，社会学家的队伍中，另有一部分并不确定，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是独立于人们思想的“事实”。在韦伯的研究方法思想中，社会学的确应当研究社会行为（与孔德、涂尔干一致）；但他却认为，因为人的行为随时随地为自己的思考所决定，所以社会行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社会事实”，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动机与社会意义的过程。在韦伯看来，社会研究的方法并不应该是严苛的实证主义，理解与诠释人们社会行为动机与意图的人文主义方法，可能更适合用来研究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也只有在理解了社会行为动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寻找到其背后的因果机制。这两种不同的理解社会的哲学观念，导致了基础社会研究方法的差异。

可以想象，从韦伯的思想出发的社会研究，一定将在基础方法论上，与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韦伯的门徒们看来，大数据无法完全捕捉行为背后的动机与价值体系。当然，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者们可以进一步争辩，人们的行为呈现了动机与意义，只要数据足够巨大，终究可以涵盖变化多端的动机与意义。这样的争论可以继续下去，而对于动机与意义的假设变得至关重要。如果认为人的智能基础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高于一切，趋于无限；那么大数据的测量与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而是永远处于随时出错的可能；同时，基于学习的人工智能，即使可能发展自己的智能并超越人类，也永远无法完全学习与复刻人的智慧。也正是这样的争论涉及到了更为根本的哲学原则，也许应该把它留给科学讨论之外的领域。

八、余音：社会变迁中的人能做些什么？

人们在追逐富足的同时，也总是希望富足的生活能够确定到来。暗含在这样的美好愿望背后的就是，一直希望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对于阿西莫夫这样的天才来讲，成年之后他就用不着担忧眼前是否有富足的生活，从他19岁用稿费支撑生活开始，富足的生活唾手可得。他的思绪更多地放在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他给出了众多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预言。毫无疑问，阿西莫夫也期盼人类社会，能够有着确定的美好未来。这应该也是《基地》中的谢顿创立心理史学的初衷所在。

沿着这样的思路往下，可以想象得到，应该有着更多的学者致力于预测未来。在研究社会变迁演进理论与机制的同时，也将各种社会生活与生产的过程数字化，进入更为简洁清晰的数学统计模型中，推演出确定的未来。接受以上这些学说，意味着坚信社会进程是有着明确规律的，并且这些规律是能够为人类理性所无限接近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即使我们普通人无从知道，有时也无从理解，但是社会的进程是确定的，我们只不过生活在有着自身运行轨迹的历史过程之中。深入一层思考，这带来一个“预测未来的悖论”：社会有着自身的演进过程与运行逻辑，人类的理性能力才能够认知这一规律并提前预测未来；但是反过来，也正是社会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类的理性能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听起来似曾相识，跟康德的第三组“二律背反”有些类似）。在这一点上，谢顿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未来真的可以被修改，那人类的理性怎样去理解社会之中恒定的规律呢？更加令人难过的是，任何折中的想法，都只能是指向一个让人不愿深思的、更为黑暗的结论：未来只能够被部分人所修改。

在积极预测未来的同时，也必然需要承受未来所带来的一切。

这可能带来一种无奈的感受。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在可预知的未来社会之中，人是不是终将归于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们，将只能够随波逐流，顺势而为了。或许，可以稍微积极一点，在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之下顺其自然；也要在眼前的具体生活中，寻找人世间烟火的五彩斑斓。

正如康德所言，既要仰望“头顶的星空”，也要坚信“心中的道德”。

那接下来的问题，立即转换成了，从何处才能够更好地寻找社会变迁演进的“趋势”呢？沿着阿西莫夫的思想轨迹，应该了解得到，未来趋势藏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之中，在对于社会的深刻理解之中，在对于社会变迁机制的深入探索之中。更为简洁的，阿西莫夫可能还会说，在数学这一描述宇宙最美的语言之中。所以，阿西莫夫也许会说，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还有数学中，能够找到社会变迁演进的规律。

反过来思考，未来可能又将展示另一幅图景。

不用说心理史学能够预测，3万年间的银河帝国的变迁轨迹与历程；如果任何一位学者能够预测自己一生所涵盖的历史进程，必然成为所有学者景仰的圣贤。事实上，所有事关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都有或多或少的谬误。不仅仅阿西莫夫本人的预测中，有的失之偏颇；在《基地》的“谢顿计划”中，也没有预测到骡（Mule）的出现。作为一个突变个体，骡横扫大半银河帝国的疆域，险些彻底破坏了“谢顿计划”。

在预测人类社会变迁演进的工作中，必然面临测量与计算的误差，这样也将带来预测结果的不准确。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必然面临着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科技之间的社会连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弥漫着各种不确定性，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焦虑。过去三年的新冠病毒对于全球的冲击，正好就是一个例证。

事实上，前面提及的“预测未来的悖论”下谢顿的矛盾，绝不仅仅显示预测中一定会有偏误。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一直在探知自身的边界，而这一边界往往处于人类能够掌控与无法掌控的模糊地带。

因此，有人坚信，人类社会最大的不确定性必然是人类自身。因为人太复杂，经常还会胡思乱想。正如韦伯所言，人们一定会思考意义与价值，因此人们的社会行为一定蕴含动机与意义。自由意志是人类最为本质的属性，人生而为思。

让我们简单讨论一下青春期的叛逆。很多时候，青春的选择是这样的，“我将要这么做，你知道我会这么做，于是我知道你知道我会这么做，然而我偏偏就不这么做”。青春期的叛逆是人类青少年的基本属性，跨越所有地域与文化（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讨论了在特定社会中，青春期叛逆并不存在，成为了人类学经典著作，可能也成为了人类学学科历史上最大的论争；后来有学者重访米德的田野，否定了她的研究结论；论争逐渐收敛于，青春期的生理学基础比文化的影响力来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为人父母的有时会慨叹，给人类社会带来这么多资源浪费的青春期叛逆，为什么没有在进化历史长河中被淘汰掉。事实上，可能与之完全相反，青春期的叛逆完全有可能就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进化优势。因为，通过漫长的社会化过程，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承接上一代的各种社会规范；而此时的青春期叛逆凸显了代际之间的差异，确保新的一代在传递社会规范的过程中，能够形成社会变异，这无疑给演化中的人类社会带来了进化优势。

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因此才会有，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叛逆倾向显著的青少年都是才能出众之辈；但是，一代人中未来最有成就的那一批往往是在青春期最叛逆的那一部分。所以，有极大的可能，在人类已经没有什么生态压力的条件下，青春期的叛逆维系着人类的进化优势，并加速了人类进化的步伐（每一代都有变异），成为人类保持长久创造力的根源。

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人类社会不确定性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人类能够思考，才会在理性的道路上狂奔，甚至无限接近预测未来。但是，这样追逐理性，也必将陷入韦伯所担忧的理性的“铁笼”。另一方面，也正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能够保持进化优势，保证代际的差异，保有逃离“铁笼”的可能。

在这两派的讨论之中，韦伯的理性“铁笼”又注入了新的数字时代的内涵。人类理性已经找到了更为强大的代理，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看起来正在不断突破人类自身认知的边界，它成为前面提及的圣贤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天才的索菲·科瓦列夫斯卡娅（对，又是一位俄罗斯的数学家）已经证明了不可能存在揭示全部宇宙命运的公式，“拉普拉斯妖”也仅仅是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臆想出来的“全知全能者”。但是依然令人担忧的则是，即使人工智能无法成为“万能者”，沿着当前的道路它也能进化成一个全新的统治性的新物种。到那时，如果人类成为了新物种攫取生存资料的来源，那么人类可能就真正进入韦伯所言的自身理性所编织的“铁笼”。

至于人类社会是否真的能够被预测，有的人坚信如此，有的人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坚信，自由意志是最为珍贵的人性特质。它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体现为人们的创造力，支撑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它曾经带领人类迈向理性之光，也必然能够指引人类挣脱理性铁笼，向善而行。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我们应当与阿西莫夫一样，期盼人类未来的美好。我们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自己的未来，只能是我们自己去创造。

往期回顾

科幻与社会学 | 王天夫：《基地》与社会变迁（中）

科幻与社会学 | 王天夫：《基地》与社会变迁（上）

科幻与社会学 | 王天夫：《三体》与社会合作（下）

科幻与社会学 | 王天夫：《三体》与社会合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