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

大概在2006年之前，新加坡的半导体公司会给新入职的工程师提供一周左右的酒店住宿经费。牛力刚2000年从西安飞到新加坡，一开始公司安排他在酒店住了一周，然后开始自己租房子。当时他和另外两个西安来的老乡合住在一起，租了公司旁边的一套组屋。他们三个是在从西安去北京面试的火车上认识的，后来又一起到了新加坡。当时房租每人每月100多新币，两个人一间房。那套组屋有三个房间，牛力刚和其中一位住一间，另一位和来自上海的同事住一间。剩下的一间住的是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留学生，房东没有和他们同住。

四年之后，2004年5月来到新加坡的顾华一开始在酒店住了一个月，公司同意他慢慢找房子。那时候，公司正在上新工艺，所以也不缺钱。当时他们的部门经理人在法国，也没有人管这批新来的工程师，所以一开始工作上的压力不是很大。他基本还是保持着国内的生活习惯，因为吃得不习惯，顾华就自己在酒店煮泡面。过了几周时间，在酒店里边实在太无聊，才出去到处走走看看。一个月之后他又被公司派去意大利培训，所以在新加坡安顿下来实际上是三个月之后。2004年8月他在外边租了一套四室两厅的组屋，每个月租金850新币，才正式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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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相对早期的例子，当时新加坡的中国人还比较少，特别是半导体行业还没有形成中国工程师的圈子。所以很多人在找房子的时候是通过公司的新加坡同事。同事利用本地人的社会网络，帮他们在附近寻找空闲的房子。后来随着早期的工程师买了房子，他们自己变身成为房东。而且中国工程师越来越多，一系列中介、网站和渠道也发展起来，中国工程师圈子内就可以解决租房、购房的需求。后来的工程师借助这些网络和渠道，往往在他们到新加坡之前就已经托朋友帮忙租好房子，一下飞机就直接去自己在新加坡的家。

入职

新工作首先面临的便是语言的不适应。他们在新加坡的工作与国内差别不大，机器设备、工作内容、生产规范都是一致的。但国内企业在技术名词和设备上使用的是英文，工程师之间交流则用中文沟通。而新加坡的半导体企业的工作语言都是英文，系统、会议、报告、邮件都要使用英文，这给新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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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作习惯上也有不适应，在国内工作时工程师之间会相互照顾。但是在新加坡的企业内基本上都是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工作，互不干扰，也很少主动帮助别人。有的工程师一开始甚至担心老板是不是不喜欢自己，每次沟通话也不多说，担心会丢掉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只要把老板交待的事情做好，他也不会管是不是经常跟他沟通。

新人还要做好准备，承担一些比较烦琐的工作。工作久的工程师压力相对会小一点，主要都是新入职的人在干活，特别是那些琐碎、重复的工作......2013年才进入B公司的邓鹏的经历颇为典型......他进公司半年做了一百多个实验，据说整个部门的人三年内所做的实验都没有他一个人多。一开始的三个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做实验，早上进去做实验，下午测试，晚上整理数据，然后发给老板再下班。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是坐厂车的最后一班离开。

过日子

一开始在异国他乡生活，最为明显的就是货币的“翻译”行为。工程师们会主动地将汇率内化为自己大脑的一个程式，把看到的所有商品价格都换算成人民币，然后跟国内进行比较......根据邓鹏的回忆，那段时间他使用的商品都比自己原来在国内习惯的用品低一个档次，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如果去食阁吃饭，一杯普通饮料1.5新币，换成人民币是7.5元，所以吃饭的时候他就舍不得买。事实上这不仅是跟国内的物价做比较，主要的标尺是原来在国内的收入。从一个社会体系中跳出，相关的价值标准并不会一下子改变。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用旧的尺度来衡量新的生活，并最终形成一套混合的标准。

直到生活适应之后，新的消费标准就抛弃了新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转换，将商品的价格与当下的收入做比较......后来反倒觉得当地物价会比国内要低，一瓶洗发水占国内薪水的比重要高于他在新加坡的比重。等到一两个月过后，因为每个月工资发的是新币，再花新币，就不会像之前需要自己拿积蓄换汇那般，消费也就没有汇率换算的想法了。

但这套货币的“翻译”并不会完全退出，因为各种信息的流动，人们生活在两个社会体系当中。日常生活的消费完全接纳了新加坡的生活习惯，而当涉及购房、结婚、医疗、养老等重大开销的时候，还是会主动将两地进行比较。再加上工作中产品的货币单位是美元，每片晶圆的单价都是以美元计算，工作失误造成的损失也以美元计算。所以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工程师脑袋里同时存在三种货币体系，日常生活是新币，国内生活和未来规划是人民币，工作压力则以美元表示。在不同的情境中，需要采用不同的标准，这构成中国工程师在新加坡“过日子”的一套技术。

日常工作

说起半导体工程师，一般人的想象就是穿着整洁的制服，站在电脑或机器旁调试。但是fab里的工程师虽然身穿防尘服，打交道的是自动化程度极高精度极高的机器，但如果深入他们的工作世界，会发现一个个苦恼、无聊、烦闷的年轻人。其中生产部门，可以用设备工程师的情况来说明；非生产的部门可以用测试工程师来代表。

一般来说，接到一个电话之后，从办公室到车间大概要十几分钟，然后进到无尘室换衣服。进去之后就去看出了什么问题，处理完之后可以看看机器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事了就可以出来。也会在无尘室与生产线上的操作员女工聊聊天，她们也不是很忙。无尘室内很多工作都是自动化的，只是需要有人盯着系统运转，如果有问题就通知相关的工程师。没事的话就可以回办公室，如果上夜班，还可以上去睡一会。虽然晶圆厂的机器和生产是高度自动化的，也是“高科技”的，但工程师们却笃信运气。值班的时候运气好，那么机器就没什么问题；运气不好的时候，值夜班机器出问题比较多，就得一晚上都待在无尘室干活。

测试工程师的工作内容大致包括：在新的生产工艺研发出来之后，测试部门就要介入做评估，以检验新工艺是否可靠。在试生产过程中，如果产品出现问题，就要分析可能的原因以完善生产工艺。当一个工艺进入成熟期，为客户代工生产他们的芯片模块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工程师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客户的需求，并开发适合该产品的测试程序。进入产品量产阶段，如果良率不高，测试部门也要尽快找出问题根源，改进生产程序以不断提高良率。

日常生活

第一种是刚从国内过来，以及虽然在新加坡多年，但仍单身的工程师们。很多人觉得在新加坡的时间过得比国内要快。现在仍然可以回忆起在国内学习、工作时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回顾在当地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却已经过了五六年。他们判断，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太单调。由于社会网络的限制，下班或周末基本上没什么活动，上网、吃饭、睡觉是他们主要的休息和娱乐方式。徐玮很怀念自己在上海工作的时光，那时候每天晚上都有朋友聚会，周末就去郊区爬山、运动。冬天的时候很多同事集体加班，其实就是聊天喝酒，因为公司有暖气。而在新加坡，周末在家一睡就是一整天，所以回头看感觉在新加坡时间过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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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已经在新加坡成家的工程师群体。这些家庭出国的时间已经很长，大都取得了永久居民，公民也为数不少。有了永久居民身份就可以购买二手的组屋，所以很多人都有了自己的住房。没有小孩的夫妻往往将部分房间出租给朋友，这样既能增加收入，也可以和朋友生活在一起。而有小孩子的家庭则是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的人还将父母也接过来。前者的自己煮饭比例会大幅提高，但休闲活动则与单身群体差不多。后者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家庭为主，小孩的教育和娱乐成为生活重心。工作上，这个阶段的工程师已经取得了稳固的职位，甚至做到了管理岗位。多数人已经不需要值夜班，工作时间也比较规律。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之后，很多人会有定居在这个地方的打算，工作的流动性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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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进入半导体行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进入公司之前已经在新加坡生活了4年以上，语言、饮食等方面都很适应，融入新加坡社会的程度也比较高。这些工程师从新加坡的院校毕业之后，直接就可以进入公司，而不像从国内招聘的工程师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他们的社会网络更复杂，休闲活动更丰富，在新加坡的活动空间也更大。很多人甫一毕业就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申请公民身份也更为容易，长期生活在新加坡的意愿更为明显。熟练的英文帮助他们在工作中享有一定的优势，人际关系较为多元，而不局限在以中国人为主的圈子。相较从国内直接招聘的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在升职、加薪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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