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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这开启了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进程。论文认为，新型主流媒体应把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和媒介深度融合落实到“人”的要素上，这是由中国传媒生态的三重逻辑决定的。新型媒介制度实践作为一种“体系”实践，首先是包含了受众和用户主体的实践；作为制度性公共产品，与执政理念相互契合，互为表里，“人民至上”是其核心；媒介深度融合之“深”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之“全”正是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两个维度，其交叉点正是社会行动者的传播公共性建构。全民主体、全民参与、全民分享、全民认同，这些构成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质的规定性”内涵。将“人”放在传播的首位，是向真正的传播本体的回归，这是新型主流媒体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关键。

为廓清网络舆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影响，论文建构了判别依法行政的程序框架，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近五年网络舆论对依法行政产生了影响的36个案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舆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影响利大于弊；在网络舆论影响政府依法行政的共性机制中，政府积极回应及公共情绪相对稳定是关键驱动条件。网络的开放性和广泛参与性使网络舆论能够“越辩越明”，不仅不会形成群体极化，还有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未来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这些规律，通过优化政府回应态度、稳定网络舆论中公共情绪、提高政府和权威网络媒体的引导力等措施来提升我国政府应对网络舆论时的依法行政水平。

随着人机传播现象日趋活跃，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在同步开展中。但其中并未提及人机传播作为独立科学研究体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这恰是人机传播研究的“元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学理上厘清人机关系。立足这一认知，从辨析人-机本体论差异入手，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机器与技术物作为行动者的实践本体特征，将人与机器定位于广阔的行动者关系网络，探讨如何在行动者的传播实践中重组人机关系，并在行动者协商与互塑中发展人机传播，籍此确立人机传播的科学研究体身份。

传播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TCUM）重点关注不确定性体验、健康决策的方式与意义，本研究以乳腺癌医患沟通为具体研究对象，将“时间—情感立场”作为一个关联因素引入该理论。研究发现：“时间”引发的“情感立场”会对医患不确定性认知、评价和决策产生差异，从而阻碍医患顺畅沟通。这样的发现也从实践层面提出了理解和消除“情感立场”差异对改善沟通、促进医患关系的现实路径。

关注媒介信息接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后疫情时代媒介效果研究的焦点之一，但迄今少有专门研究疫情媒介信息接触对创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省1040位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网络问卷调查，论文考察了后疫情时代创业者的媒介信息接触、心理健康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疫情大规模暴发结束后的反弹期，创业者使用新媒介获取疫情信息明显多于传统媒介，但并不是每一种新媒介的被使用率都比传统媒介高；微信是创业者使用最多的新媒介，但他们对微博的使用远不如电视多，甚至少于对广播的使用；创业者是一个心理健康风险较高的群体，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者比率达89.5%。采用两种方法对创业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传统媒介信息接触对创业者的心理健康具有一定保护效应，而新媒介信息接触对其心理健康则具有损伤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介信息接触，不管是传统媒介信息接触还是新媒介信息接触，对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心理健康的影响都存在一定差异。

马克思主义非洲化与非洲社会主义实践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洲人民探索发展道路的一次有益尝试。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不仅符合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历史潮流，而且契合非洲国家谋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现实需求，残暴殖民统治促使非洲人民日益觉醒和英勇反抗为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非洲特有的传统价值观包括乌班图思想、黑人性、泛非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气质相符，为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非洲化与非洲社会主义经历了兴起、高潮与低谷的跌宕起伏，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生动实践，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也由此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虽因内外缘由导致非洲社会主义的实践被搁浅，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非洲大陆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的不断深入，非洲社会主义新探索呈现诸多亮点，马克思主义在非洲再次受到青睐。

1905年中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美禁约运动，借助拒约运动这一社会性公共事件，清末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国家颓亡的不满与愤懑的情绪得以宣泄。正是通过反清、排满的情绪传播，试图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认同，新的民族情感与国家想象被逐步建构，新知识群体则借参与拒约运动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型。以印刷语言为载体，新型报刊建构了一个新的广州社会空间与舆论空间。新知识群体投身拒约运动，成为拒约事件的参与者与舆论的引领者，他们关于国家命运的思索，借助报刊及其他传播形式，突破印刷语言的藩篱，以口头语言的方式传播到下层社会中去。对于旧社会秩序的不满与新的国家秩序的想象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各阶层的共同想象。新知识人越过科举，以新的思想、新的工具、新的身份，企图进入地方治理的核心，实现身份的认同与转型。拒约中的共同利益事件作为一个酶，引发了社会结构与形态的变化，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思想与群众基层。